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有关古典文献之古籍标点名词术语与思考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阅。

　古籍标点名词术语

1句读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宋人毛晃父子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

2标点

宋、元人读书，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句读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当时的所谓标点，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整理古籍，把整篇或整卷的文字分段，加上新式标点，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

3胡适与古籍标点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积极等酝酿并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胡适在1916年发表《论句读及文字元号》、《论句读符号》等文。在广泛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胡适、马裕藻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训令公布。胡适也为新式标点符号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当时他要求与他合作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古籍，其他出版社纷纷仿效，新式标点符号很快得到了普及。胡适还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强调，国故整理之初步工作，如标点、校勘，必须首先做到，然后可谈进一步的整理。整理古书，一律须用标点符号。”

4顾颉刚与古籍标点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当时标点了《崔东壁遗书》、《四部正讹》等，并酝酿标点《二十四史》，还与徐文珊合作，将司马迁《史记》标点、分段，作为整理国故的第一部书。抗战期间，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时，曾拟定若干计划，整理廿四史并逐一加以标点，这为他20世纪70年代初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做了准备。

5古书句读释例

《古书句读释例》是著名学者杨树达所撰的讲述古书句读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中华书局1954年版。全书分误读的型别、误读的贻害、误读的原因、特殊的例句等四个部分。作者从先秦两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选择l68条句谪有歧义的例句一一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6标点符号使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工作相当重视，1951年9月，中央人民 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适用于直行文稿。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再版本，主要适用于横行文稿。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修订释出了《标点符号用法》，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主要增加了连线号“一”和间隔号“”。本书依据30多年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及某些发展变化，对16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举例作了说明，是我们目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依据。

7古籍点校通例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并有关于古籍标点的特别说明。其所拟古籍点校标准，大致依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准则，其具体内容分标点、校勘和其他三部分。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

8标点致误原因

古籍标点出现一些错误是常见现象。古籍标点错误的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9标点方法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的主要方法有以下数项，即，一、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二、参考已有的标点成果;三、勤于查考相关工具书与其他资料;四、充分注意并利用文体特点。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

思考题之一标点错误有哪些主要原因

古籍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这八项主要原因有各有一些具体小类，分述如下。

第一大项不明词义，具体又包含不明古汉语词汇、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语等。

第二大项不明专有名词，不明专有名词实际上也属不明词义的范畴，由于专有名词涉及中国文化基础知识，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专门列为一类。 具体包括有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所以我们在标点古籍时，还应当对古代文化、地理、官制有所了解，否则也会出现错误。

第三大项，不明文献名称。文献名称当标书名号，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文献名称，标点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具体包括系文献名称而未标书名号、非文献名称而标了书名号、两种文献名合而为一、一种文献名误分为二。

第四大项，不明引文。《标点符号用法》要求：“引号标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一般要用引号标明，为的是和作者自己的话区别开来。”不明引文起讫导致标点错误的主要有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第五大项，不明语法。不明古汉语语法也是古籍标点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不明词类、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等。

第六大项，不明文体。标点古籍应当熟悉古代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如诗词需要押韵，每句诗的字数通常有规律可循，骈体文强调行文对仗等，熟悉这些特点会有助于标点工作，不注意这些特点会造成标点错误。

第七大项，不明文意。有些古文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文意领会错了，标点也不容易点对。

第八大项，文献本身有误，未加校正，就加标点，当然也会导致标点错误。

思考题之二我们在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下述问题。

首先要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标点古籍应先易后难，分析上下文意解决难点。点句遇到难通的地方，先把能点断的地方点断，读完全篇，再解决难点，理解了全文的意义，有些难点自然迎刃而解。因为区域性的问题和整体的意义相联络，前后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

其次，要参考此前已有的标点成果。有些古籍，前人已经作过句读标点，我们当然可以用作参考。也可以参考相关材料的标点成果，还可以利用注释，因为古书中的注释往往置于需要句读处，并且对如何理解词义，怎样标点作了辨析。

其次，要勤于查考。标点古籍，遇到疑点一定要查考清楚，不能随意为之。有的问题，只要翻翻工具书就可以解决。如遇到书名、作者有怀疑，不妨查查目录;遇到引文有怀疑，不妨查查原书。

再次，要注意利用文体特点。各种文体在行文时都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在标点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规律，不应当违背这些规律。应充分注意古文中的对偶、排比句。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不仅仅限于上述四个方面。

本人是一名汉语言文学的学生，我们会有四个学期的古代文学课，而且课本都是用繁体写的。我们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讲过，她说我们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不学习繁体字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又将留给谁传承？以前的学生都是用简体字的课本，后来改用繁体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我国的文化。

因此，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保留繁体字版本，更是对古文化的一种敬重。就如现在一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写字时写的也是繁体，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古文化。其次，一些繁体字是无法用简体字来代替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在学习的时候，遇到一些不认识的繁体字，也会去查找它的简体，结果发现是找不到的，古籍里会有很多的冷僻字，因而还是沿用原来的字形。因此，简体版也并非全是简体字。

不是现代的技术不支持印刷简体版，而是多种版本都有。但在编译成简体版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加入个人的观点，不同的权威人士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与观点，因此简体版的比较少。最主要的是简体版本中，会有一部分形同而意义不同的字，很容易用错，会造成误解或歧义，用繁体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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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编辑：不确定uncertain

碑刻学·拓本（附影印、装潢、藏印、题跋）    

一起源： 碑刻以纸椎拓,曰拓本,亦作揭本,其事盖起于南北朝。

二优劣

（一）旧拓很珍贵。碑刻虽石质坚固,日久亦易损泐。拓本时代早者损泐少,晚则损泐多,此旧拓之所以见珍。

（二）孤本或稀见之本。原石佚失,拓本仅存,遂成孤本或稀见之本。

（三）拓本的原翻之别。碑贾或好事者从而覆刻,则拓本又有原翻之别。

（四）同一名目之拓本大有优劣,其价值亦大有高下。旧日碑估,多精此道,今治碑刻之学,亦宜讲求。

三旧拓与新拓

（一）旧拓的含义：今存在之拓本以唐拓为最古,宋、明拓亦见珍于世,若清拓则多重乾嘉,以上均可谓旧拓。此外,亦有难定其时代而泛称为旧拓者。

1唐拓。

（1）真可信者为敦煌所发现唐太宗书《温泉铭》残存后半篇及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均裱成卷子,又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存十二开。

（2）此外号称唐拓者多不足凭信。

2宋拓。传世尚多,多唐碑之煊赫者,如集王书《圣教序记》欧书《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温彦博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颜书《多宝塔碑》,李邕书《麓山寺碑》等。皆宋人习字所需,传世多者至十余本,少亦三四本。秦汉碑则止《石鼓文》、《西岳华山庙碑》等,已为数寥寥,南北朝存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志》,他无所闻。

3元止九十年,其拓本多混称宋拓,已难区别。

4明拓除上述诸唐碑外,多广及汉魏六朝。今东汉名碑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张迁碑》等均以明拓为上驷。其明季出土如《曹全碑》之贵明拓更无论已。北碑至清中叶以后始为人所重,故明拓亦为数无多,如北魏《张猛龙碑》、隋《龙藏寺碑》《常丑奴志》之明拓均见珍于世。

5清拓中之旧拓,又有清初(清人日国初)及乾嘉(兼及道咸)之别。今存世碑刻颇多清初及乾嘉出土或搜获者。如汉《韩仁铭》,北魏《郑羲碑》、龙门造像诸大品、《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刁遵墓志》,东魏《敬使君碑》、《刘懿志》,唐《韩仲良碑》、《樊兴碑》等,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为初拓,其价值不在明拓之下。若有明拓之碑刻,则乾嘉拓止称稍旧拓本,与初拓者价值高昂悬殊。

6清同光以来至民国时拓本,概曰近拓、新拓。除石已佚者外,多不为世重。然每有石质粗松,近数十年间又复剥泐不堪者,如《爨龙颜碑》之光绪拓本已较民国拓本多字,则此光绪拓固亦足珍贵

（二）鉴别拓本新旧时代的方法：

1最可靠的是细审碑志某处文字是否缺泐,即碑贾所谓有“考据”处。前人已有专事此道者,其成果概见于《校碑随笔》及增补本中,虽未必尽属允当,大体尚可信据。惟民国以后至今日之存佚损泐,即增补本亦未能尽详,尚有待再补。

2至拓者所用纸张,宋有用麻纸者,明及清初多棉纸,其后或连史纸、或毛边纸。边远地区亦有用粗皮纸者。但凭此鉴别实不易,与纸色之新旧更无关。(尝得乾隆初拓本《韩仲良碑》,连史纸如新拓,此犹清初印本书用连史纸者至今犹洁白如新也。)

3墨色。多黑色,精者用墨,劣者用烟煤,精者椎拓,劣者刷拓。椎拓又有重墨轻墨之分,重日乌金拓,轻曰蝉翼拓。其新旧殊不易分别,有新拓置潮湿处生白霉者,亦有旧拓从未生霉者,惟乌金拓而有光者,则多清季民国时拓法。又有用朱或蓝色拓者,不多见,皆近拓也。

（三）名碑拓本有作伪者:

1翻刻,详后节。

2拓时将缺泐之笔道填蜡,或空而不拓,自刻一小石补拓。

3用墨笔描填缺泐之字。填蜡(如《马鸣寺碑》)或补刻小石(如《石鼓文》《石门铭》总不自然,涂描则墨色有别,细审均不难发觉。

四孤本与希见本

（一）孤本的含义：石尚存则不得曰孤本,必石已佚失,止份拓本传世者始得曰孤本。

（二）希见之本,亦必原石在明清甚至近现代时已佚失,传世拓本已无多者,其珍贵亚孤本一等。

五原石拓本与覆刻本

（一）原石拓本的含义：原石拓本者,专指有覆刻(亦日翻刻)之原石拓本而言。

（二）覆刻盖三类:

1原石已佚,以原石拓本仿刻一石,拓售以希善价,多墓志,以志小工省也。如清中叶所覆刻《司马绍志》《司马昞志》《王居士砖塔铭》《董美人志》等均尚近真,近人所刻《张玄志》则粗恶不堪入目。《常季繁志》等亦有近真之覆刻。然据《校碑随笔》等尚不难辨别。

2原石尚存,据少损泐之旧拓覆刻以伪造旧拓牟利者。此事多清人所为,如《礼器碑》伪刻充宋拓,《张猛龙碑》伪刻充“冬温夏凊”本,均其著者。

3原石尚存,另刻一石以应求索。如《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与集王书《圣教序记》等均有覆刻以供学僮临写。余所见《等慈寺碑》《郑羲碑》亦有覆刻。又《龙门二十品》亦多覆刻以应购求,闻有刻于土炕上者。

（三）价值：凡原石已佚,则原石拓本自至珍贵。否则亦平平无奇。

六影印本

（一）影印技术的流传：摄影术发明始有用碑刻拓本影印之事。其事始于日本,清末民国初日本小林忠治为名手,常为罗振玉等影印旧拓,其后我国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继而为之,于是前所列宋明旧拓、乾嘉原拓、孤本、希见之本均有影印传世,其功至著。

（二）影印的主要类型，别详《增补校碑随笔》。

(1)照片本。摄影后按原大洗出照片即是。昔北京延光室多为之,流传以宋拓《房玄龄碑》照片为最著。

(2)珂璆版本。摄影后制珂塄版印刷。以日本博文堂所印最精,且多装裱精雅。我国则以有正书局及艺苑珍赏社印者为多,商务印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印者为佳,故宫用乾隆旧高丽纸所印尤古雅。解放后亦有珂珝版印者。惟珂锣版每版仅能印刷二三百部,故售价高昂。至解放前中华书局之珂版则无限印刷,遂多模糊且有版片碎裂而仍印刷之事。

(3)石印本。解放前有正、中华所印最多,中华又有金属版本者,其效果与石印同,均止黑白两色,不能分浓淡,然价廉,得收普及之效。

(4)胶印本。近年通行,颇似珂璆版而可无限印,故售价廉而物美,此法出而石印遂见淘汰。今国内廉价之印本及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皆胶印也。

（三）伪造情况：影印多据旧拓、孤本,已如上说,然亦有用新拓讹言旧拓者,复有用墨描之本以充宋拓者,亦有误用复刻者,如有正珂璆版印所谓宋拓《张猛龙碑》《李靖碑》均经墨描,实皆明拓而已。又有以珂塄版印本染纸剪裱以充旧拓者,然字口光而平,与拓本不同,细审可辨。

七装潢

（一）含义：装潢，亦曰装裱,是我国特技,用于书画,兼及碑拓,而碑拓装潢复有其特殊性,即不能伸之过平,否则字画将转肥成墨猪。

（二）形式的类别：

1整装:可存碑刻原式,是其长,不便披览临学,是其短。今多用之旧拓或孤本,不忍剪坏故也。整装法又有三种:

(1)挂轴式,与书画挂轴同

(2)背面裱托白纸,然后折叠,工省价廉,且便于收藏

(3)犹恐损拓本,则仅将拓本四角粘于白纸上,不复裱托,然后折叠收藏。

2剪裱,亦曰蓑衣裱,便于观览临摹,但失原式。其装潢又有四种:

(1)裱成单开,四周用白纸条或黄、蓝、黑纸条裱,亦有挖空镶嵌者,然后在两边粘合,亦曰蝴蝶装,但与蝴蝶装宋本书之粘处正相反。前后用厚纸板包纸或蓝布、织锦以护之,亦有用木板者,则以楠木为上,银杏易裂,红木、紫檀太重实。

(2)形似单开,实则连属,可拉成长条,日经折装或旋风装,与书本之经折装即旋风叶相同。前后用纸板、木板与单开者同。

(3)只裱一层,成单开,向外折成书本式,线装。此种工值较廉

(4)粘于空白册子或旧书上,可自为之而不费钱。然册厚者中间必凸起。又凡装裱均须用薄浆,不知者以厚浆粘上,日后欲揭下重装亦不可得,最杀风景。此外,亦有省费省事不事装潢者,惟折叠处日久易破裂,且易为虫鼠所伤

八藏印题跋

（一）含义：旧拓之有藏印题跋,亦与旧本书同。

（二）其常见者明有文徵明、王世贞、董其昌,清有孙承泽、王澍、何焯、黄易、翁方纲、王文治、阮元、吴荣光、徐渭仁、何绍基、赵之谦、孔广陶、费念慈、王懿荣、刘鹗、杨守敬、赵世骏、罗振玉等。

（三）伪造情况：亦有伪造题跋、藏印者,题跋之伪者审字迹文理可辨识,藏印之伪者则刻法粗恶,印泥黯黑,可望气而定。

（四）亦有近拓而有藏印题跋者,如精者尚可把玩,粗恶者转损拓本,印可墨涂,题跋可撕去。

（五）旧拓无藏印题跋的情况：西安旧帖铺多乾嘉时拓售之物,留至今日已为旧拓而初无藏印题跋。昔年得一《爨龙颜碑》乾隆前乌金精拓,亦无藏印题跋,而大胜有刘喜海藏印题字之影印本。

碑刻学·史料价值    

一主次

（一）碑刻受人重视：碑刻除少数伪造者外,多第一手史料,且不若史书之经传抄刊刻而有脱讹之病,故夙为研治史学者所珍视。

（二）以史书为主，旁采碑刻为辅。然缘此在若干治史者中亦产生偏见,即重碑刻文字过于史书。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

二郡望

（一）碑志开端必曰君讳某、官某某、某郡某县人也。除少数民族外,名字均可信据。

（二）郡望不尽属真实。以魏晋南北朝人重视门阀,即寒人亦欲假托高门,下及隋唐,其风尚未尽泯。

三世系

（一）述郡望后,通常缕陈世系,此亦重门阀之所致。其中所陈远祖,如李必托始老子,王必托始王子晋,甚至少数民族之《爨龙颜碑》亦托始楚子文、汉班固,自全是官样文章,绝无任何史料价值可言。若述其父、祖、曾、高,则有可信有不可信。引用时均宜有所别择。

四职官。碑志所述逝者历任职官颇有可与史书互证,且多有可补史书之所遗逸。

五地理

（一）碑志所记地理,大别有三类:

1记逝者任地方官之州郡县邑名称;

2记第宅在长安或洛阳之坊里名称;

3记一墓葬在长安某原某谷诸名称。

六发微

碑志之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埒,以显达身后必有行状,史传、碑志多本行状撰作。然史传止传有关系人物,碑志所述人物事迹之不见史传者何可胜计。又史传所记往往省略,而碑墓志所记乃转见详实。凡此颇有重要史实为史传失记而可资发微者。

七其他

碑志所含史料之可资研史者自尚不止此，碑志而外石刻文字之可资采择者亦每每而有。

如推知其时朝野信仰佛教之缘由；所记世系可资治禅宗传法史之推勘；佛寺碑刻之记天地四至常住财务者复为研治寺院经济者所珍视；绘画方面；前代圣地游览盛事；唐宦官参与政治的情况；军事；地方民族和中央的关系等。

八择本

（一）旧拓孤本及旧拓之较新拓多字者宜充分利用。孤本自最可贵,多字者自亦胜于新拓,虽原件难遇,然多有影印本为习书法者取资,治史自可取利用。

（二）一般拓本,无抄写传刻滋生谬误之虞,亦宜利用。

1若于新出土碑刻止有新拓,未尝著录,更宜访求。

2设已影印,如《文物》中往往有新出土之照片,亦可编一索引以资检索。至《千唐志斋藏志》则尽汇张钫藏石拓片影印成册,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则除汇印通行拓本外更收若干孤本旧拓,有此可省访求原拓之劳。

（三）录文

不得拓本时自可利用,且便于检阅。录文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皆据拓本迻录全文。惟所据未必尽属旧拓,又拓本模糊断泐处录文多凭推测,亦颇有错误。如《金石续编》所录《爨龙颜碑》碑阴,以光绪时拓本较之,误释阙释之字乃多至十余。罗振玉《昭陵碑录》多据旧拓,录文远胜《萃编》,然以佳拓校之亦有可增补者。知不得但据此等录文便不思他求也。

九通读

  欲别择引用碑刻史料,必通读全文。而南北朝隋唐碑刻多行以骈俪,且多用故典。缘此欲通读须有文学根底,若《昭明文选》之属尤宜循览,习于骈体文字气势法式,则读此类碑刻自少扦格。否则,断句失当,文义不明,尚何别择史料之得云。今周绍良先生主持编集唐墓志至三千余通,悉录文标点,自大有便于初学(1992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然终不得尽事依赖,不复于断句通读上用功夫也。

文献信息的甄别与评价说法错误的是（A）。

A．新闻报导的信息可信度较科技文献的信息可信度高

B．来源于多数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来源于个别人的信息可信度偏低

C．如果多渠道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说明是可靠的

D．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技术机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关监管部门报告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什么叫文献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广义的文献定义就成了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依据国际定义文献乃是一切情报的载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石、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

数千年来，我国先人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是录存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直接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

古典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去伪存真，考镜源流。

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文献对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无论古今中外，凡从事科学研究，都需凭借有关文献。古典文献在许多学科的现代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古典文献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