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摘要汉语言文字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最富于艺术魅力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从公元前三世纪,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字是作为越南的主要交际工具。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越南吸收借鉴汉字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汉语言文字传递了两国的文化资讯,为中越在物质、制度和文化上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储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储存著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 ,另一个 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著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字。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资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著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字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资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资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启用,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9]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10] 范巨集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

没有提到勾践，只是叙述历史时是从古越族开始的，勾践的越国属于于越是百越的一支，而越南的主体属于骆越，后裔包括今天的越族（京族）和芒族，虽也属于百越但和于越同族不同部，两者相距较远，历史上往来不多。百越最早应起源于北部湾一带，即今天的两广，越南等地，后逐渐向北迁徙遍及华南地区，有的甚至到了东北及日本列岛，越南史书称越南始祖貉龙君是百越之祖，现在看来应是符合事实的说法。正因为越南是越族的起源地，越族人口最多，血统最浓，因而独立性也较强，在被中国统治的很长时间都没有像江浙广东那样被汉族同化，并最终独立了出去，以大越国自居。据越南古籍《越史略·卷上·国初沿革》所说，中国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亦即是说，越王勾践有意招揽鸿庞氏的国君，但遭拒绝。按照这条资料，中国信史中的越王勾践与越南传说中的鸿庞氏，处于不相统属的状态。

首发：5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董振国、黄耀滕 红水河流域发现的一只铜鼓，鼓面虽被磨损，字迹仍清晰可见，已经历20代人传承，现藏在广西东兰铜鼓民间收藏馆。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 ”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给我们安乐。”广西壮族至今传唱着这首世代流传的铜鼓歌。 在广西，每逢重要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壮族、瑶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都要敲打铜鼓。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史学界有「 ”北鼎南鼓”之说。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蒋廷瑜介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铜鼓与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 「 ”铜鼓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目前所知，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9国都曾经铸造或使用过铜鼓，有的国家、有些民族至今还在使用铜鼓。”蒋廷瑜说。 东南亚铜鼓文化历史悠久，铜鼓上的太阳纹、鸟纹、羽人纹等主要纹饰与中国南方铜鼓的纹饰十分相似或相同，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很早就已经有了交流和往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拥有铜鼓往往是权势的象征。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铜鼓文化再度兴盛。在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很多人家开始购买铜鼓摆放家中，遇有重大节日、喜庆家事，纷纷敲响铜鼓；作为一种民族乐器，铜鼓也开始进入校园，陶冶学生的艺术素养。 广西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少数民族同胞扛着铜鼓前去参加「 ”蚂拐节”活动。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 缅甸铜鼓历史悠久。唐朝刘恂的《岭表录异》中记载：「 ”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 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所建。史料记载，公元802年，骠国王派遣王子率领使团到访中国，在长安用铜鼓献乐。著名诗人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骠国乐》：「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铜鼓国。越南清化省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鼓，被专家认为是越南最早的铜鼓。14世纪，越南汉字手抄本《越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书中，就曾出现与铜鼓有关的神话传说。 14世纪泰国古老著作《三界经》也提到铜鼓：「 ”锣鼓宣天，法螺号响，金钟丁当，铜鼓冬冬。”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波隆摩·戴莱洛迦纳颁布的《宫廷法》又一次提到铜鼓，把铜鼓作为宫廷乐器之一。 东盟十国中，除了菲律宾外，其他9个国家都有铜鼓。中国的铜鼓和流传于东南亚国家的铜鼓，在造型、式样、纹饰等特征上，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1979年，日本学者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先Ⅰ型铜鼓》一文，提出了「 ”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命题，这类铜鼓就是中国学者分类为最早铜鼓的「 ”万家坝型铜鼓”，在越南和泰国都有发现。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早期东山铜鼓就是在中国万家坝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年已八旬的蒋廷瑜是广西兴安县人，从事铜鼓研究30余年。他曾先后几次赴越南考察，通过对比铜鼓的造型、纹饰，发现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冷水冲型铜鼓相似：「 ”越南早期的东山铜鼓受到了万家坝铜鼓的影响，与中国的石寨山型铜鼓并行发展，同中有异。晚期越南的东山铜鼓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铜鼓的发展，创造了新型的冷水冲型铜鼓。这种早期文明交流互相促进，让铜鼓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 国内外学者对铜鼓有不同的分类，但无论是越南的黄下鼓、广昌鼓、河内鼓，老挝的乌汶鼓，柬埔寨的马德望鼓、托斯塔鼓，缅甸的巴栖鼓，还是泰国的知府鼓，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铜鼓都与中国某个时期某一类型的铜鼓相似。 近年来，中国—东盟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经贸和人文往来不断加深。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东盟国家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相通性，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的长足发展、加深经贸文化往来，提供了文化相似、民心相通的基础。而铜鼓文化很好地印证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借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广西民族博物馆陈列的铜鼓。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通天神物的传说与图腾崇拜 越南的神话传说中提到，古代一位首领出征打仗时，夜梦山神，请求携带铜鼓随军助战，最后在铜鼓声助威下，取得了胜利。 壮族始祖称布洛陀。壮语中，「 ”布洛陀”意为「 ”山里的老人”或「 ”无事不知晓的老人”。在壮族先民的口头文学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和道德神。传说布洛陀有开天地、定万物、取火、开红水河、造谷物、造牛、教养家禽、造屋、射太阳的功绩。 铜鼓也是布洛陀造的。布洛陀开了天和地、造了人后，就在天上安了家，但有时他会从天上飞下来，倾听人间心声，看看人间缺少什么，再由他来创造。 有一次，地上的人们说：「 ”大地上样样都好，就是缺少星星。”布洛陀说：「 ”对呀，地上应该有自己的星星。”于是布洛陀带领人们用三色泥做模，采来孔雀石，砍来青钢柴，烧石炼铜。三天三夜后，炼造出了两端大中间小，一端封顶一端空的物件。封顶的一端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周围还有一些小星星。 布洛陀用拳头照着大星星一敲，发出了「 ”抛曼抛奔”的声音。布洛陀对人们说：「 ”这些东西叫阿冉，它们就是地上的星星。” 壮语的「 ”阿冉”即铜鼓，而「 ”抛曼抛奔”就是壮语「 ”保寨保村”的谐音。传说自此以后，壮族就有了铜鼓，铜鼓歌也在壮族中世代流传。 瑶族传说中，铜鼓是始祖密洛陀派他的儿子制造的。布依族传说中，铜鼓是祖先布杰为了让布依族的老人死后能上十二层天成仙，牺牲自己从天神那里讨来的。广西那坡的彝族传说，铜鼓是他们的祖先波罗和罗里芬铸造的，每逢农历四月初十彝族的跳弓节，节日里唱的诗经《铜鼓王》叙述了这对夫妇铸造铜鼓的经历。 「 ”各少数民族都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器，他们认为铜鼓声可以沟通天上的神。”蒋廷瑜说，在一些用铜鼓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族人不能敲打铜鼓，甚至不能触摸，否则会被视为对神的不敬。铜鼓是神物，也常用来镇宅安居，或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神器。 在广西红水河两岸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地的壮族村寨中，每年大年初一到二月初二前后，都要举行「 ”青蛙节”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青蛙节”在当地又叫「 ”蚂拐节”，敲打铜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西盟型铜鼓，基本都有青蛙或牛马立体装饰物伏在鼓面上。在冷水冲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义型铜鼓虽然没有青蛙，仍在纹饰上保有青蛙爪的痕迹。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女，是沟通人间与雷神的使者。「 ”青蛙节”上跳青蛙舞、唱青蛙歌时敲铜鼓就是要告诉天上的雷神，人们在祭祀青蛙，也在表达对雷神的尊敬。 在使用西盟型铜鼓的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传说铜鼓是由高山中修炼成精的一对青蛙夫妇所生的子女所造。铜鼓上铸上青蛙，是为了纪念已经修炼成人的青蛙祖先。铜鼓上除了青蛙、牛马等立体装饰物，还有些云雷纹装饰，反映了少数民族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物，希望通过敲打铜鼓祈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稻作丰收，铜鼓也因此成为红水河两岸稻作民族崇拜的图腾。 充满着神话传说的铜鼓，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从起源地进行扩散传播的 两千多年历史的不断演化 「 ”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中心处，一轮皎日，光芒四射。肖像周天辰十二，云波层迭纹多寡。边缘上，成对伏青蛙，服牛马。径寻丈，壮而大;径咫尺，精而雅。也并非一律千篇如卦。东汉马援曾此见，道光年号界其下。细思量，当是盖窖藏，鼓非也。” 1963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的铜鼓展览后，惊叹于铜鼓形态各异、制造精美的艺术风格，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满江红》。 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最珍贵的出土文物是5件铜鼓，经「 ”碳14”测定，这些铜鼓所在的墓葬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意味着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铜鼓已经出现。 「 ”这就确定了云南楚雄是铜鼓的发源地，为铜鼓起源地的争论做了结论。”蒋廷瑜说。 蒋廷瑜师从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回忆起与铜鼓初次「 ”见面”的经历：1962年1月，苏秉琦带着学生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陈列部分，蒋廷瑜第一次见到了铜鼓，而那面铜鼓正好是广西岑溪出土，这让他感到亲切，也因此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铜鼓30多年，蒋廷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铜鼓研究著作就超过20本。 「 ”铜鼓最初是用来煮饭的锅。”蒋廷瑜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化而来。釜主要用于煮饭烧菜，古人饭后把它翻过来敲击，以获取具有一定音乐效果的声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釜逐渐演变成专用的击打乐器。「 ”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铜鼓如何从云南传到范围如此广大的地区蒋廷瑜认为，铜鼓主要是沿着河流进行传播。 在地理上，贯穿广西全境的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的马雄山，在广西境内有众多支流。红水河最大的支流北盘江则流经云南和贵州，贵州境内的支流还有桑郎河、蒙江等。红水河下游是柳江—黔江—浔江—西江，最后经珠江汇入大海。铜鼓的发源地云南楚雄万家坝位于龙川江支流青龙西岸，龙川江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些河流的分布，与铜鼓在全国只有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9个省份出现相符。 在广西左江两百多公里沿岸的部分岩壁上，目前发现了60余处大型壁画。据考证，这些壁画是两千多年前生息繁衍于此的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留下的。最著名的是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其断崖高270余米，南北长350余米，所画图像有1300多个，画中有人、船、马以及铜鼓等形象。这些岩画很可能记录了古代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铜鼓的造型、形态、纹饰等不断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煮饭铜釜、击打乐器，发展成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后为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所独有，变成礼器和祭祀对象。 「 ”铜鼓虽然发源于云南，但却是在广西得到了发展和兴盛。”蒋廷瑜说，无论从铜鼓发现的数量、铜鼓的分布范围、民间的收藏力度、现在使用铜鼓的频率、资料的丰富性等，广西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失传的工艺和千年铜鼓的「 ”新生” 「 ”美国、日本、英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都有人在做铜鼓研究。中国铜鼓研究有些后劲不足，年轻人对研究铜鼓兴趣不是很大。”蒋廷瑜对此颇有忧虑，曾经广泛流行于全国多省份的铜鼓，如今只有在广西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仍在使用。 学界对铜鼓的研究，国外比国内起步早。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铜鼓的是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尔。19世纪末，他在汉学家夏德的帮助下，研究中文古籍，结合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的铜鼓和资料完成了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在越南，也早有铜鼓研究，甚至和中国颇有渊源。在日本，铜鼓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蒋廷瑜说，1995年应邀在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大学见到铜鼓收藏。日本东京东南亚学会还曾举办「 ”考古学与铜鼓研究”会议和「 ”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一个没有铜鼓流传，民间也没有使用铜鼓习俗的国家却主办了铜鼓研究会议，这让蒋廷瑜颇为感慨。 在国外学者对铜鼓研究如火如荼、争论不休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对铜鼓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铜鼓的研究和收藏才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 ”铜鼓在清朝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基本停止铸造了，相应地铜鼓铸造技艺也慢慢失传。”蒋廷瑜说，铸造铜鼓的工艺，至今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铸造铜鼓的遗址尚在，但却未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炼钢铁，一些存世铜鼓遭到毁坏或破坏，铜鼓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制造工艺的失传，让这个少数民族文化「 ”活化石”面临很大危机。 2006年5月，壮族铜鼓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族的「 ”青蛙节”、南丹白裤瑶的「 ”铜鼓舞”、布依族的「 ”铜鼓十二调”等与铜鼓有关的习俗和节日，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间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又迎来了「 ”新生”。如今在广西的东兰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都出现了制造铜鼓的工厂。 「 ”现在我们东兰几乎每个村都有铜鼓，有时候是村民自己购买，有时候是整个村子凑钱买。”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的创办人罗明经说，近些年买铜鼓人的越来越多。东兰、南丹等县，逢年过节或是开业庆典、红白喜事，又恢复了敲打铜鼓的习惯。「 ”去年单是在东兰县，就卖了500套铜鼓，如果算上卖到云南、贵州的，大概有2000套。”一套铜鼓 有4面不同音调的鼓，这是桂西北地区常用的铜鼓搭配。 「 ”春节的时候，我这儿的铜鼓都脱销了。”另一家铜鼓厂的创办人牙运永说，原来作为礼品的铜鼓，现在大都卖给村民自用。 牙运永用12面大铜鼓现场演奏了一段乐曲，声音洪亮而激越，古代先民们敲铜鼓或欢庆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千年鼓声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经久不绝。 往期文章 监制：易艳刚 | 责编：张慧 | 校对：赵岑

越南古代曾使用汉字长达两千年之久，《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南国山河》、《平吴大诰》等越南古籍无不用汉字书写。越南阮朝的嗣德帝曾说“我越文明，自锡光以后，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今天在越南的古代建筑和庙宇中还能看到看到很多用汉语书写的对联和和牌匾，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过春节、端午、中秋等佳节，越南武术深受中国南少林的影响，全世界下中国象棋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新加坡和越南。事实上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长河中越南人一直存在浓厚的“小中华”思想：13世纪后期蒙古侵入越南，越南陈朝抗蒙将领陈国峻于1284年发表《檄将士文》，其中写道“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1334年陈朝太上皇陈明宗征讨哀牢，得胜班师后命阮忠彦刻摩崖纪功文，劈头就写道：“皇越陈朝第六帝章尧文哲太上皇帝受天眷命，奄有中夏，薄海内外，罔不臣服”。1804年红毛人来越南请求定居、通商，被越南君主阮福映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表示：“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那么越南这种浓厚的“小中华”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呢？

原来中国古代在今天的江南、岭南地区生活着古越族，他们分布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越族内部又分为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不同支系，合称百越。如今其他越族分支大多已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绝大多数就是融合在了中华主体民族汉族的血脉基因之中，事实上广东省的简称粤在古汉语中和越就是通用的，而今天的广东显然是以汉族人口居多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中原人口的南迁；二则因为当地越族的汉化。古代的南越包括今天的两广地区以及越南北部。

那么古越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现代越南有和古越族有什么传承关系？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和中原文明有什么交集？越南历史始于旧石器时代，是百越部族中的骆越后裔。

不过这么自说自话，中原王朝是否认可呢？事实上越南和中国历史上其他藩属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国文明的确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越南就是中国郡县管治下的领土，而不是藩属国。纵观越南的整个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和中原王朝既交流又对抗的历史，事实上越南史籍所记载的这种交流和对抗的年代之久远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根据越南的野史传说：泾阳王具有“能行水府”的神力，并娶了“洞庭君龙王”的女儿，生貉龙君。其后泾阳王“不知所终”，由貉龙君“代治其国”。在传说中貉龙君“事神术，变现万端”，拥有法力，并能出入“水府”，又将领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教民耕稼农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妇之伦。”貉龙君“或时归水府”，人民须要帮忙时向他呼唤，就会“龙君即来，其显灵感应，人莫能测”。传说貉龙君娶神农氏帝宜之孙，帝来之女妪姬，两人生下一胞，“胞中开出百卵，一卵生一男，乃取归而养之。不劳乳哺，各自长成。秀丽奇异，智勇俱全，人人畏服，其非常之兆”，“是为百粤之祖”。但由于貉龙君是“龙种，水族之长”，要经常出入“水府”，便与妪姬商量：“吾将五十男归水府，分治各处。五十男从汝居地上，分国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闻，无得相废。”！妪姬带领五十位儿子居于峰州，推举“雄长者为主”，称号为“雄王”，并使用“文郎”为国号。

还是根据越南的野史传说：中国殷代时雄王因“缺朝觐之礼”，而招来殷王率来袭。正当大军压境时，仙游县扶董乡的一位三岁童子自动请缨，带领雄王军队来到殷军阵前，“挥剑前进，官军后从。殷王死阵前”，而童子亦随即“脱衣骑马升天”。其后雄王尊该名童子为“扶董天王”，立祠拜祭。

中国古籍里的越裳氏献白雉于周的说法，亦被越南传说所吸收——据《岭南摭怪》所说：“周成王时雄王命其臣称越裳氏，献白雉于周。”亦即是说当时统治越南的鸿庞氏王朝派出使节，以“越裳氏”之名，入贡于周。据中国的古籍记载：周公认为自己德行不足，于是退回了这次贡物，并赐以重赏，将来使送回。不过现在更多认为越裳氏其实是掸族。据越南古籍《越史略·卷上·国初沿革》所说：中国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亦即是说越王勾践有意招揽鸿庞氏的国君，但遭拒绝。所以今日越南民族的直系祖先和勾践的越国虽同属百越分支，但彼此并无统属关系。

公元前257年秦国灭亡古蜀国后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其族民，灭文郎国，建立瓯雒国，并自称为安阳王。传说中的文郎国和瓯雒国是越南古代国家的雏形。据越南史籍记载：瓯雒国都城为古螺城，在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其疆域主要包括今越南北部一带，后一度扩张到中国广西、云南部分地区。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的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首都在今广州，越南中北部成为南越国的一部份。由于南越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天中国岭南的两广地区和越南中北部，这也难怪嘉庆皇帝在听说阮福映打算定国号为南越时会怀疑其对两广暗藏野心了。南越国政权对越南进行了早期的开发建设，使中原的礼乐制度文明传播至此；与此同时南越国与海外也有相当的交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和徐闻，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刘邦灭秦灭项后重新统一华夏，南越国开始向汉朝称臣，成为汉朝治下一个维持半独立地位的割据政权。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越南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今越南中北部一直是中国各朝代的直属领土，越南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这一时期越南人本身就自视为汉人，出生于今天越南清化的姜公辅在唐朝官至宰相，从没有人质疑他的民族属性。

公元10世纪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越南利用中国的四分五裂局面，摆脱了中国的控制：938年的“白藤江之战”静海军节度使吴权击败中国割据政权南汉，939年吴权称王，史称前吴王，建立吴朝，这是越南脱离中国之始。但吴权只有称王没有建立国号，而且未能有效统治越南北部，直至968年丁朝建立，越南才正式独立。北属时期结束之后的越南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并且仍未脱离中华文化影响，使用汉字，采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多个封建王朝。968年丁部领以武力征服境内的割据势力，建立国号大瞿越，这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国号，两年后又自称皇帝，定都华闾，后来接受中国北宋宋太祖册封为交趾郡王，宋朝皇帝承认越南是自治的藩属国而不再是中国直接统辖的领土。

越南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后在文化上并未脱离中华文明的影响，依然沿用汉字和中国的典章制度。越南因为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因此在面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时有一种心理优势——越南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多以小中华自居，视东南亚邻国为蛮夷之邦并打着兴复华夏文明的旗号对邻国开战：1471年越南后黎朝灭占婆国，1698年越南阮氏家族出兵吞并下高棉，由此奠定了现代越南的版图，所以严格意义上只有越南国家起源的北部交趾地区才是华夏后裔，而南部地区多系被越南征服的当地土著民族同化而来。

　　越南——安南

　　菲律宾——吕宋

　　马来西亚——柔佛 / 马六甲

　　文莱——泥国

　　朝鲜 / 韩国：Korea

　　中国古称：乐浪 / 高句丽 / 百济 / 新罗 / 高丽

　　来源：汉朝设置乐浪郡。公元4世纪时，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建立了新罗、高句丽、百济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本来是中国的民族，因为抢地盘，打不过鲜卑族著名的慕容家族，被慕容氏赶出国门，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高丽为高句丽的简称（但高句丽与高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王国，国号“高丽”，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国历时近500年，为各国所熟知，所以至今外文名称音译仍为 Korea（高丽）。1392年，高丽三军都总制使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定国名为“朝鲜”，意为清晨之国、朝日鲜明之国或晨曦清亮之国。《东国舆地胜览》一书说：“国在东方，先受朝日之光辉，故名朝鲜。”朝鲜语中朝字读作Zhao，今转读成Chao。

　　在汉朝，如今的韩国地区，分布着三个原始部落，为“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辰（弁韩）。1897年2月，朝鲜国王高宗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不过这个“大韩帝国”很短命，在1910年就被日本废除了，又改回“朝鲜”。

　　日本：Japan

　　中国古称：扶桑 / 倭奴 / 东夷 / 海东 / 东洋 / 东瀛

　　来源：古代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常以“扶桑”来表示，《淮南子》中就有“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语句。日本最初的文明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关于日本的记载。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如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说明当时中国人仅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另据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到隋唐时，始称“日本”。《旧唐书·东夷传》中将“倭” 与“日本”分列并叙，还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明：“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Japan 是英语“漆器”的意思，是西方对它的称呼。

　　越南：Viet Nam

　　中国古称：瓯越 / 占婆 / 林邑 / 环王 / 占城 / 交趾 / 安南 / 南越

　　来源：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在红河三角洲建立瓯雒国，由瓯越和越两个部落合并而成。中国史书上的占婆（又称林邑、环王、占城等），是越南史上的古国。汉朝设置交趾郡。唐朝设安南都护府。五代时从中国独立出来。1054年李朝改国名为大越。以后几个王朝称为安南或大越。1802年阮福映称帝，改国号为南越。1803年清政F改安南为越南。1804年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便始于此。越南族就是中国的京族。

　　老挝：Lao

　　中国古称：堂明 / 南掌 / 寮国

　　227年，堂明王遣使拜访东吴。1353年，琅勃拉邦的孟斯瓦王子法昂在真腊帮助下，统一老挝全境，建立了以佬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澜沧王国。明代永乐二年，澜沧国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史称南掌。国内第一大民族老挝族（又称“老龙族”，中国称其为“寮人”）占全国总人口1/3以上，以族为国名。

　　柬埔寨：Cambodia

　　中国古称：扶南 / 真腊 / 吉蔑 / 甘孛智 / 澉浦只

　　来源：元代称“甘孛智”，明代转音为“柬埔寨”，为“山地之国”。

　　泰国：Thailand

　　中国古称：堕罗钵底 / 暹罗

　　来源：公元6世纪，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堕罗钵底国。“泰国”泰语中为“自由国度”，“泰族”为“自由人民”。泰族就是中国的傣族。

　　缅甸：Myanmar

　　中国古称：掸国 / 骠国 / 蒲甘

　　来源：掸国，骠国，蒲甘，都是宋以前中原对它的称呼。公元1106年，缅使随大理使节到宋，宋鉴于缅甸山川遥远，道路阻隔，因此称为“缅”，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缅甸”即其合称。

　　马来西亚：Malaysia

　　中国古称：柔佛 / 马六甲

　　来源：Malay 是亚欧大陆最南端的半岛。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人，又称为 Malay 人。后来把整个东南亚的所有群岛，统称 Malay 群岛。柔佛为 Malay 半岛古国。15世纪初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满刺加王国统一了 Malay 半岛的大部分。1963年，Malay，与加里曼丹岛上的沙捞越和沙巴地区，共同组成了一个联邦国家，就叫 Malaysia。

　　新加坡：Singapore

　　中国古称：淡马锡 / 星洲

　　来源：公元8世纪，这个海盗猖獗的海岛曾叫Temasek（淡马锡）。Temasek，爪哇语“海市”之意，由于季节的影响，海运的船舶经常云集在此，所以逐渐成为一个船舶停泊的商埠。

　　传说，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为了寻找理想地点建立新城市来到淡马锡。在洁白的沙滩上，王子突然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怪兽向他致意后急弛而去。这怪兽红身、黑头、白胸，雄健敏捷。王子很喜欢，便问随从：“那是什么动物？”随从信口答到：“狮子。”王子十分高兴，认为这里是吉祥之地，便决定在此建都，并取名“狮城”。在樊文中，Singa 意即“狮子”；pore 意即“城堡”。

　　菲律宾：Philippines

　　中国古称：吕宋

　　来源：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就是吕宋岛。1543年，西班牙占领了这里，便以西班牙国王 Philippe 的名字命名。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中国古称：爪哇 / 三佛齐

　　来源：爪哇和三佛齐都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古国。Indonesia，希腊语中“大海上的群岛”，意为“千岛之国”。

　　印度：India

　　中国古称：婆罗多 / 身毒 / 天竺 / 信度 / 忻都

　　来源：古印度，一个名叫“婆罗多”的国王建立起一个国家，于是把这个国家命名为“婆罗多”。古印度人以“信度”一词表示河流。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印度河。后来“信度”这个地名所指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印度河流域开始，又包括恒河流域，渐渐的席卷整个南亚次大陆。我国用“印度”这个词始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载：“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印度”。

　　不丹：Bhutan

　　自称：竹域

　　中国古称：主域 / 布噜克巴

　　来源：不丹的梵文意思为“西藏终端”。自称为“竹域”，意为“神龙之国”

　　斯里兰卡：Sri Lanka

　　中国古称：锡兰

　　来源：Sri 是该国的自称，即“神圣”之意，Lanka 是“光辉灿烂”之意。

　　伊朗：Iran

　　曾用名：Persia 波斯

　　中国古称：安息

　　来源：古代 Aryan （雅利安人）从东迁往波斯，占据了伊朗高原或其东南部地区，并在这儿创造了古代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将这片地区称为 Aryana ，意为“雅利安人的地区”。Iran为其转音。Persia（波斯帝国）是伊朗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个帝国。（其实 Persia 并不单只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不同的朝代，都被称为 Persia 。）

　　俄罗斯：Russian

　　曾用名：КИЕВ Росс 基辅罗斯 /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