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六句为第一部分，追叙初别，着重描写路远相见之难；后十句为第二部分，着重刻画思妇相思之苦。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运用比兴，形象生动；语言朴素自然，通俗易懂，自然地表现出思妇相思的心理特点，具有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这是反映思妇离愁别恨的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有多种说法。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

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并认为作于东汉时期，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今人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献帝建安之前的几十年间。至于《行行重行行》的具体创作时间，难以考证。

——行行重行行

萧统。

《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

古代人在编著自己文学著作的时候，往往以自己的名字或者号命名，而《昭明文选》这部书，昭明，并不是人名，他是一个谥号。古人死后才会得谥号。昭明，是萧统死后的谥号。《昭明文选》这部书正是萧统生前所编辑整理而成，后人是以其谥号来为此书命名。

扩展资料：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 至中大通三年（531年） 之间。

-昭明文选

一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译文

五月十八日，曹丕向您述说如下的话语：季重您身体还好吧？我与您虽路途相距不远，却因职责的限制而不能常常见面，想与您畅述离别情怀的念头，使我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足下任官的地方偏僻，所以我们往来的书信也少，这更增加了我的惆怅。

每次一想到昔日在南皮的游乐，那真令人难忘啊！既对《六经》各抒己见，又对诸子百家畅所欲言。偶尔也弹琴对弈，接着是六博争胜。高雅的谈论令人心情欢娱，悲壮的琴声动听悦耳。在北场纵马驰骋，于南馆聚众宴饮。将甘甜的瓜果浮在清泉上，把鲜美的朱李浸在寒水中。夕阳西下，明月初升，一同乘车马巡游于后园。车轮缓缓滚动，跟随者寂然无声。夜里清风徐来，悲凉的胡笳低声吹起。欢乐过去，悲哀袭来，令人怆然伤怀。记得当时我对你们说：这欢乐是难以经常有的啊！足下和众人全都赞同此说。如今果然分别，各在一方。况且阮瑀已永远离去，化为鬼类，每想到此，不知何时可以再叙衷肠？

眼下正是五月天气，东南风吹拂大地，万物复苏，天气暖和，果树枝繁叶茂。我在此时驾着车往北到河曲巡游，虽有侍从吹着胡笳开路，太子文学的车驾跟随其后，节气与当年南皮之游完全相同而时间却已不同，景物依旧而人却不同。我心中的忧思真是难以描述，陷入了对旧友的深深思念中。这次因公事派遣使者到邺城去，特地让他绕道经过您那里，给您捎来这封信。再见了，请多保重！曹丕拜启。

二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译文

二月三日，曹丕陈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分别又将四年。三年不见，《东山》诗里的士兵尚且感叹离别时间太长，何况我们分别都已经超过三年，思念之情怎么能够忍受呢？虽然书信来往，不足以解除郁结在心头的深切怀念之情。

前一年流行疾疫，亲戚朋友多数遭受不幸，徐干、陈琳、应、刘桢，很快相继都去世了，我内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语表达啊？过去在一起交往相处，外出时车子连着车子，休息时座位相连，何曾片刻互相分离？每当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弦乐管乐一齐伴奏，酒喝得痛快，满面红光，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每当沉醉在欢乐的时候，恍惚间却未觉得这是难得的欢乐。我以为百年长寿是每人应有一份，长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几年之间，这些好朋友差不多都死光了，说到这里非常痛心。近来编定他们的遗著，合起来成为一本集子，看他们的姓名，已经是在阴间死者的名册。追想过去交往相好的日子，一切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都已死去化为粪土，怎么忍心再说啊？

纵观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节，很少能在名誉和节操上立身的。但只有徐干既有文才，又有好的品德，宁静淡泊，少嗜欲，有不贪图权位隐退之心，可以说是文雅而又朴实的君子。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自成一家的论著，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他的精神、成就将永存。应文采出众常有著述之意，他的才能学识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实在应该痛惜。近来遍阅他们的文章，看后不禁拭泪，既痛念逝去的好友，而且又想到自己生命短促。陈琳的章表文笔很雄健有力，但稍微有些冗长。刘桢的文风洒脱奔放，只是还不够有力罢了，他的五言诗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的书札文词美丽，使人感到十分快乐。王粲只擅长辞赋，可惜风格纤弱，不能够振作起文章气势，至于他擅长的，古代没有人能超过很远。过去伯牙在钟期死后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痛惜知音难遇，孔子听说子路被卫人杀害，剁成肉酱，命人将家里的肉酱倒掉，悲伤弟子当中没有能比得上子路的。这些人只是有些还不及古人，也算一代优秀人才，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了。将来定有优秀人才出现，后来之人难于轻视，但是恐怕我与您不能赶上见到了。

年龄已经增大，心中所想的千头万绪，时常有所思虑，以至整夜不眠，志向和意趣什么时候能再像过去那样高远呢？已经变成老翁，只不过没有白头发罢了。东汉光武帝说：“三十多岁，在军队中十年，所经历的事不止一件。”我的才能赶不上他，但是年龄和他一样大了，凭低下的才能却处于很高的地位，德才不足，只是凭借父亲曹操之力而有高位，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恐怕永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游玩了。年轻人的确应当努力，年龄一旦过去，时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着蜡烛游玩，确实很有道理啊。

近来我凭什么来自娱？我还能有什么建树？我只能向东遥望你的处所，写信来表达我的观点。曹丕拜启。

作者介绍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220年—226年在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史称“魏文帝”。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三曹”。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八岁，即能为文。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延康元年（220年），魏武帝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位为魏王、丞相、冀州牧。他对外平定酒泉、张掖的叛乱，从刘备集团手里收复上庸三郡；对内积极调节曹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果断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了基础。当年十月，立刻逼迫汉献帝禅位，登基为大魏皇帝。定国号为大魏，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定都于此。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下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提倡节俭、薄葬，预作《终制》。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的一些措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然而在军事才华上他远不能和父亲曹操相比，三次率大军南下伐吴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但他的文学有相当高的成就。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开风气之先。

总体来说，在位六年，统治期间，曹魏国力进一步增加，版图得以扩大，多次击败羌胡、鲜卑等族的进犯。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回到洛阳后一病不起，临终前托付曹叡于陈群、曹真、司马懿等人，终年四十岁，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树不坟，葬于首阳陵。明人张溥辑有《魏文帝集》。

赏析：融思念于字里行间，化感情入清绮骈句

三国是战乱不已的分裂年代，然而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是灿烂多彩的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曹操父子爱好文学，且皆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他们的提倡下，文人地位得到重视，一大批文人聚集在他们身边，文学创作有了新的突破。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他们的创作往往带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和文人们的思想情操。“三曹七子”中的曹丕，便是建安文学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曹丕据《三国志·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同传注引《魏书》亦载：“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上，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由此可以看出，曹丕是将“著篇籍”看成除了建功立业之后第二等重要的事业。是以他的《典论·论文》中强调“诗赋欲朋”“文以气为宝”，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之先例，堪称不朽之作。

曹丕主要生活在赤壁之战后北方相对安宁的环境里，少时喜习武艺。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少军旅之劳，又过着贵族养尊处优的生活。政治和军事上均无突出的建树。但他深受父亲曹操的影响，加之他天赋很高，饱读经书，尤爱乐府民歌，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在诗歌、辞赋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故陈寿评曹丕便着眼于此，说他“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亦赞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本篇《与吴质书》选自《昭明文选》，便是最能体现曹丕“清绮”风格的优秀骈体短文。

这篇书信《三国志·文帝纪》《三国志·吴质传》上均不载，只见诸裴注引《魏略》中。《昭明文选》在选载此文时题目作《与朝歌令吴质书》，署名“魏文帝”，曹道衡先生主编《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时，也作《与朝歌令吴质书》。但据《三国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所记：“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秦汉制度：万户以下的县级行政长官称长，以上称令。吴质初在朝歌时管理不足万户，故曰长，在曹丕写此书信给他时，已升迁为元城令。《文选》的编选者未能详审，主观地将吴质官职由“朝歌长”定为“朝歌令”，既与当时制度不符，又与吴质经历不合。再者，曹丕写此信时仅是太子，而《文选》作“魏文帝”，此乃是以曹丕后来的帝号称之，亦与事实不符。唐李善注该书信时引《典略》道：“（吴）质为朝歌长，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引文与《魏略》所记大同小异，不知孰为原始史料。只有一点不能否认，曹丕当时的身份还是太子。

该书信写于何时？各类史料皆未说明。《文选》所载此文的首句有“五月十八日”句，此为《魏略》所无。按《三国志》作注者裴松之（372年—451年）为南朝刘宋人，《文选》编选者萧统（501年—531年）为南朝萧梁人。裴松之所引《魏略》是三国时魏国鱼豢所撰，当有一定的权威性。萧统选文时也不会无端杜撰出他没有看到的文字，故而只有一个可能，即该书信日期被裴松之疏漏或省略了。

问题在起首句“五月十八日”究竟是何年？曹道衡先生说“此信大约写于建安十七年（212年）至二十二年（217年）之间。”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根据《魏略》有“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和《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年）……二月，公西征张鲁”等史料记载，推断出该书信日期是：建安二十年（215年）的五月十八日。此说为是。除此而外，曹丕的书信中也间接地透露出吴质当时已经是元城令的信息。信中末尾写道：“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按，曹丕写此信时人在孟津，邺城在孟津东北约二百三十公里，其正常路线应是使者往东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到朝歌，然后再往北约八十多公里到邺城。如果吴质还在朝歌为朝歌令，则曹丕就不会说是“枉道相过”，而应该说顺道过朝歌。元城在朝歌东北约一百二十公里，其西北约八十公里才是邺城。邺城、元城、朝歌，在地理位置上略呈等腰三角形。故曹丕的使者是从朝歌先到元城，再绕行到邺城，那么“枉道相过”这句话就合乎常理了，也证明吴质确在元城为令。

这篇内容率真、文笔清绮的书信，产生在建安时期，有其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长期束缚思想的儒学名教进行反思，文化专制遭到削弱。于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使内容枯燥、堆砌辞藻的形式主义，走向抒 怀、描绘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不少作品虽然题目是用乐府旧曲，却注入了鲜活的现实内容，增强了文学的生命力。其次是文人的地位有所提高。鲁迅先生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强调当时文学特点“就是尚通脱。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什么样的风气呢？就是“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鲁迅认为：“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种评语应该是简明中肯，如此而来的结果，就是文人受到重视，因而产生了许多文学大家。

在此之前的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扬雄虽能写出巍巍大赋，然而他们的地位并不高。《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期“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虽然因家庭有钱而为郎，但是景帝不喜爱辞赋，司马相如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到了汉武帝时，境况略有好转，也仅被任命为郎。扬雄更糟，《汉书·扬雄传》载其《解嘲》自述道：“司马长卿窃警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是以“家素贫”。说明在皇帝眼中，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其实就是供皇帝闲暇时解闷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对此看得很清楚：“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种现象至三国时代大为改观，这与某些统治者提倡有关，这是两汉独尊儒术的霸权局面被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被削弱的结果。

曹氏父子酷爱文学。《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典论》魏文帝《自叙》中说：“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曹氏父子不仅自己进行文学创作，还经常与聚集在身边的一批文人唱和诗文，互相探讨和交流文章创作经验。这批文人在朝中生活相对安定，便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形成了良好的文学风气。在曹操等人主持下，甚至出现了西园的文人集会活动。王粲《公》诗：“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攘。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里。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诗中所谓“君子堂”，就是指曹操召集的聚会。王粲不仅与曹操“并坐荫华攘”，甚至还“合坐同所乐”。显然此时完全不存在等级的划分而均为文学好友的同乐。

曹氏兄弟也常在邺城魏宫的西园会聚，饮酒赋诗，组织文人集会活动。《文选》中曹植、王粲、刘桢的《公》诗，应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曹植《公》诗中有“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应《公》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这两首诗反映的都是曹丕做主人的西园文人聚会，其间的常客有曹植、王粲、刘祯、吴质等。钟嵘在《诗品》中描绘当时的情形：“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杉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批文人在曹氏父子兄弟眼中不再是戏弄之臣，而是引为文学知己和平等相处的文学之友，吴质便是其中之一。

吴质（177年—230年），据《三国志·吴质传》载：“济阴（郡治今山东定陶西北）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裴松之注引《魏略》又记：“（吴）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曹丕）及诸侯所礼爱。”上述史料仅寥寥数语，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吴质才学出众，故能受到文学修养很高的曹王亲善；二是“封列侯”，这是当时异姓所能得到的最高一级爵位，说明其人在曹魏集团内部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吴质辈的文学之士，当时并不鲜见，陈琳、徐干、应等，均是曹氏父子的文学挚友。但他何以受到曹丕的格外青睐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吴质在助曹丕争夺太子位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初，魏王太子未立，曹操爱曹植才华出众，文思敏捷。曹植又有丁仪、丁庚、杨修等为之羽翼，使曹操几次都要下决心立曹植为太子。但曹植本人性格洒脱，有浓厚的士人习性，“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再看曹王为争得太子位可说是处心积虑。曹植任性，他就“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王与身边号称“四友”的陈群、吴质、司马懿、朱铄关系甚密，每有大事便与之商量，其中吴质出力不小。《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曰：杨修“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麓，内朝歌长吴质与谋。”

《三国志·吴质传》注引《世语》也记：“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欲，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最后曹丕在众人帮助下，最终夺得了太子位。

曹丕称帝后，更是大加提拔吴质。《三国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又注引《质别传》:“帝（曹王）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这种能仰面谛视皇后的礼遇，并不是所有亲信、宠臣都能享受的。裴松之注引《典略》记载：曹丕还是太子时，一次宴请诸位文学好友“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祯，减死输作。”曹丕称帝后，亲令吴质仰视皇后，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上述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解读该书信内容。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全文。

第一段起首沿用时人书信套语，很快地将作者的感情带出来，其中心自然是“思念”。这种思念朋友的感情不是一点点，也不是虚伪地表白，而是不可遏制的真情实感。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还是五官中郎将，正需要知己朋友帮助竞争太子位。当时吴质升任元城令，元城在邺城东八十余公里，路途虽不远，但因有为官的职责和限制，所以不能经常见面，这便增加了曹丕对他的思念。这思念既有对朋友相见的渴望，又含有希求得到帮助的迫切心情，于是自然而然带出“愿言之怀，良不可任”的真挚话语。其“愿言之怀”用典妥帖。《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中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诗意是说父母挂念行舟的孩子，曹丕此句自别有深意。元城虽近，但治所偏僻，书信来往又少，作者思念吴质的心情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第二段为全篇精华所在。从内容上看，由回忆往昔与友人一同研习六经、诸子百家著作的场景以及在南皮畅游时的欢娱，然后转入对友人早逝的怀念，发生“斯乐难常”的感叹。该段在形式上，骈散间杂，采用抒情式的语句，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将思念的情怀，具体地化入对仗工稳的骈句之中，令读者也为之动情。从情绪上看，是为实写，先乐而后悲。弹棋，六博自然欢乐；甘瓜、朱李自然甜美，从白日至夜晚的畅谈，无不充溢着愉悦的气氛。笔锋陡地一转，听到“悲笳微吟”，忽然感到“斯乐难常”，联想到昔日同游的建安文士或各在一方，或“化为异物”，不禁悲从中来。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悲笳”“哀筝”中之“悲”“哀”二字含义，与今之“悲哀”意稍异。悲有慷慨之意，哀为雄壮之声，汉晋人谓妙音为哀。是以“哀筝顺耳”，闻“悲笳”则“怆然伤怀”。三国士人重视生命，崇尚真实，但时常悲叹人生短促。聚散生死这一股悲凉之雾，始终笼罩着士人的心灵。南皮畅游自然是乐事，然而有聚自然有散，人常谓“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更何况聚会往往短暂而难得，离散才是长久而容易的呢！由聚散再联想到人生之短暂、生命之易逝，往昔的好友转瞬间“化为异物”，生死两隔，当然要令人悲从中来，伤怀不已了。这类先叙聚会、畅娱之欢乐，突然转入对人生无常的莫名悲伤，在汉晋之际的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东汉《古诗十九首》中“今日良宴会”一首起句，为“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中间忽然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腾尘”的悲伤。再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一段，因群贤集宴，揽崇山峻岭之美，俯仰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第二段忽然言悲：“不知老之将至”,“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当然，悲叹人生易逝的目的不是让人徒为伤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曹丕此时的悲，是来自于对友人深深的思念，从而更加珍惜对活着的人的友情。

第三段突出了一个“情”字。初夏的五月天，沁人心脾的暖风徐徐吹来，万物随风摇曳，佳果齐集。在气候宜人、天气朗晴的时光中，车驾又载着作者和他的文学侍从开始畅游四方。同样是游娱，可物是人非，睹物生情，怎不叫人怀念昔日的朋友呢？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对逝者是追念之情，对生者是思念之情，情景交融，作者感到无论用什么语言也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只好用“自爱”来向友人道声珍重罢了。

书信的全文在欢娱与惆怅交织中结束，表达了对友人深厚诚挚的情谊，也深深地怀念已经“化为异物”的故友。全文描写了两个游历场所，抒发了节同时异、物是人非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在现境与往境的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多少冲淡了现实环境中离别的凄凉与惆怅。当时文人大多生活在贵族周围，因而作品难免为追求典故、对仗，大量采用华美的辞藻，甚至借绮丽、纤巧的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使散文出现骈体化的倾向，但是曹丕的这篇书信，不仅文辞优美、情感真切，而且内容充实、结构谨严、行文简练、一气呵成。融思念于字里行间，化感情入清绮骈句。辞藻优美而不华丽，用典信手拈来，而非着意堆砌。是一篇最能体现魏晋典雅风格的优秀骈体小品，同时也是最能代表曹丕洋洋清绮风格和充满人情味的范文之一。

一、相同点

《饮马长城窟行》与《行行重行行》同为边塞思妇诗的杰出代表。思妇诗以女性为关注点，或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妇女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抒发哀怨之情。

二、不同点

1、比兴手法

《饮马长城窟行》的开篇属于相当典型而巧妙的起兴运用，通过“青青河畔草”引起全文，兴中有比，在引出主题的同时渲染艺术氛围，点出全诗中心，达到独特的表现效果。

《行行重行行》则是直抒胸臆而并未通过起兴来引起全文，显得感情真挚、大方自然而富有感染力。

2、音韵协调

《行行重行行》用叠字而声调大开、意境全出，可以说实在是诗中妙笔，堪称魏晋乐府诗中首句用叠字之集大成者。

《饮马长城窟行》更加侧重于音韵的流畅性，全诗从始至终一气呵成，句句押韵，每两句一换韵，充分体现了乐府诗歌所具有的音韵美中的和谐感，潜移默化地为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音韵背景。

扩展资料

《行行重行行》创作背景

这是反映思妇离愁别恨的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有多种说法。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

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并认为作于东汉时期，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

今人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献帝建安之前的几十年间。至于《行行重行行》的具体创作时间，难以考证。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的意思是晶莹的露珠已沾满了地上的野草，时节流转转瞬间又是夏去秋来。

明月皎夜光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此诗前半部分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后半部分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不谙世态炎凉的惊讶、悲愤和不平之情。

全诗借景抒情，把失魂落魄的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秋夜的星光、月色等之中，情景交融。此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

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无名氏，作于东汉时期，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今人一般认为这十九首诗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献帝建安之前的几十年间。《明月皎夜光》的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证。

整体赏析

此诗开篇写道：“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在皎洁的月色光下，蟋蟀在低吟，并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在此，诗人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描写了环境，不但表现出环境的幽静，心境的凄然，而且也暗示了时间是很晚了，也就是下半夜时间。

再看夜空，“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