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的笔画是11画。

[táng]

部首：土

五笔：IPKF

笔画：11

[解释]1正房，高大的房子：～屋。～客。～倌。礼～。澡～。 2同祖父的亲属关系：～房。～兄弟。 3旧时官吏审案办事的地方：大～。公～。过～。 4量词：上了一～课。一～家具。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堂姐”和“表姐”目前最广泛的用法是，“堂姐”表示父亲的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所生的比自己大的女性亲人。比如说姑姑家的女儿比自己大，那么她是自己的堂姐。

“表姐”表示母亲的兄弟姐妹或堂、表兄弟姐妹所生的比自己大的女性戚人，或亲人（父母或其他）或自己所互称兄弟姐妹的人家里和自己同一辈，比自己年长的女性。比如说舅舅家的女儿比自己大，那么她是自己的表姐。或者妈妈和自己的老同学互相之间是姐妹或闺蜜，那位阿姨的女儿比自己大，那么那位姐姐可被视为自己的表姐。直系血亲

父系 - 父亲（爸爸、爹）→祖父母（爷爷、奶奶）→曾祖父母→高祖父母

继续往上回溯，则依序为天祖父母、列祖父母、太祖父母、远祖父母、鼻祖父母。

母系 - 母亲（妈妈、娘）→外祖父母（姥爷、姥姥；外公、外婆）→外曾祖父母→外高祖父母

儿/儿子 - 夫妻间男性的第一子代，口语又称仔、囝。

女儿 - 夫妻间女性的第一子代，口语又称闺女、女、囡。

孙 - 夫妻间的第二子代，依性别又分孙子、孙女。有时孙子是一种不分性别的称呼。

曾孙/重孙 - 夫妻间的第三子代，闽南语称「干仔孙」（kan-á-sun），粤语口语又称息（粤语读音：塞 sak7）。

玄孙 - 夫妻间的第四子代。

来孙、昆／晜孙、仍孙、云孙、耳孙，夫妻间的由第五子代孙至第九子代孙。

旁系血亲

父系长辈

伯 - 父亲的兄长，称为伯父、伯伯、大爷、X大爷、X子爷（父亲的大哥为大大爷，二哥为二大爷、二子爷，三哥为三大爷、三子爷）

姆 - 伯父的妻子，称为伯母、大娘、X大娘、X子娘（父亲的大嫂为大大娘，二嫂为二大娘、二子娘，三嫂为三大娘、三子娘）、粤语称「伯娘」

叔 - 父亲的弟弟，称为叔父、叔叔、嗒嗒

婶 - 叔父的妻子，称为叔母、婶婶、娘娘（与嗒嗒相对，娘字读降调）

姑 - 父亲的姊妹，称为姑母、姑姑、姑妈，粤语「姑妈」专指父亲的姊姊，父亲的妹妹称「姑姐」

姑丈 - 姑母的丈夫，也称姑父

母系长辈

舅 - 母亲的兄弟，称为舅父、舅舅

妗/妗子 - 舅父的妻子，称为舅母、舅妈、妗母

姨 - 母亲的姐妹，称为姨母、姨妈、阿姨、姨娘，有些地区「大姨/姨妈」专指母亲的姊姊，「阿姨」、「姨娘」则称母亲的妹妹

姨丈 - 姨母的丈夫，也称姨父

同辈

兄弟姊妹 - 也作兄弟姐妹，指有相同父亲和母亲的人。

双胞胎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兄弟姐妹

同母异父兄弟姐妹

堂兄弟姊妹 - 父系血亲的长辈（伯、姆、叔、婶）的儿子或女儿，口语时一些地方不带“堂”字。

表兄弟姊妹 - 父系血亲的长辈（姑）的儿子或女儿和母系血亲的长辈（舅、妗、姨）的儿子或女儿

晚辈（对使用在不同性别的人物时，斜线前后的字取对应性别者，括号内的字放在最后面就是对女性的称呼）

侄儿／女 - 男性称兄弟的儿子或女儿

侄儿／女 - 女性称兄弟的儿子或女儿

外甥（女）- 男性称姊妹的儿子或女儿

姨甥（女）- 女性称姊妹的儿子或女儿

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前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现就所知，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以飨读者。

1，庙号

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凖，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継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汉平帝时王莽上庙号））。另外西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奭为高宗孝元皇帝（王莽上庙号）、刘骜为统宗孝成皇帝（王莽上庙号）、刘衎为元宗孝平皇帝（王莽上庙号），在东汉光武帝时被取消；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佑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2，谥号

谥号，为东亚古代君主、诸侯（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迟至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曾文正（曾国藩）、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后期，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朝末期，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行政以后，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

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幽”表示“壅遏不通”、“灵”表示“乱而不损”等。

“下谥”之“恶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并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赵孝成王、 卫睿圣武公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嬴政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

汉代时期恢复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谥号的旧例，她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时追谥丈夫唐高宗李治为“天皇大帝”，达四字。武则天称帝后，又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累加也影响了谥号的累加，自唐高宗以后，大多数皇帝的谥号都在四个字以上。

皇后之“尊号”即“徽号”。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多达16个字，而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谥（见慈禧条）。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

明代皇帝谥字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明成祖的谥号为：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清代皇帝谥字为21字（光绪帝）或23字或25字（努尔哈赤），硕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康熙帝的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咸丰帝的谥号为：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

乾隆帝的谥号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恭亲王奕欣的谥号为：忠

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如曾国藩)。文正以下的谥号则有：文忠(如李鸿章)，清朝只有约十人得此谥号；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武功成者，如左宗棠)、文恭、文成等等。

三

所谓尊号，乃为尊崇帝后为之所上之称号。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王绾、李斯）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之语。《汉书·高帝纪下》有云：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亦称上尊号。

时至唐代，为皇帝上尊号之风大盛，有生前奉上者，亦有死后追加者。而生前加尊号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加于在位之时。如武后称“圣母神皇，高宗称天皇，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等便是；到玄宗时，已成为制度。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有云：“元宗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生前尊号，玄宗一代先后曾加六次。先天二年（713年）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再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二年（753年）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此外，皇帝逊位之后，为太上皇，由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此再举玄宗之例：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上玄宗“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号便是。唐代皇帝多次加尊号，陆贽于《奉天论尊号加字状》评论曰：“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宋孙甫《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亦云：“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王，盖称其德也。秦不顾德之所称，但自务尊极，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号也。……（唐）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无尊号。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称天皇，中宗从韦庶人之欲，乃号应天……是妄自尊大。……明皇以贤继位，祖宗善恶之事，闻见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实德，袭高宗、中宗之虚名。盖臣下谄谀，不守经义，逢君之过而然也。”

死后加号者，如玄宗死后，肃宗于上元二年上尊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此乃玄宗又被称为明皇之缘故。唐代皇帝死后，尊号多有数次追加。如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635年），先由群臣上尊号为“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崩，百官上尊号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号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代以降，帝后尊号字数有增无减。宣宗时，其尊号已是十八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宋神宗尊号为二十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明太祖被尊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达二十一字。清乾隆皇帝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竟多达二十三字。实际上不难看出，后边一长串亦可以视为谥号。皇后、太后亦可得尊号。如清末慈禧太后，生前得尊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死后又谥“孝钦显皇后”。因此，谥号与尊号虽各有涵义，但又多纠缠一处，难以区别。依笔者之见，尊号乃帝后禁脔，他人不得染指；而谥号不为帝后所独享，其余人等亦可得之；而就帝后而言，于在世时所加者属于尊号，而崩后所加者，则可以谥号视之也。

唐宋以后，历经元、明而至清代，帝后尊号愈加愈长。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息息相关。明、清时代，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今人每每观之，常忍俊不禁。

四

所谓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

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记时则与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称元年、二年、三年等。这种“帝号纪年”或“王位纪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帝王在位期间从无“改元”现象。至汉代文帝、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称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称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称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可视为改元之滥觞。

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大致有二说。一是据《汉书·武帝纪》，十九年十月，武帝率众狩猎，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值得纪念，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于是便立年号为“元狩”，称此年（西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狩”乃打猎之意。以后则有元狩二年、三年……。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此后，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个年号，每隔六年更换一个。而到元狩六年时，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元鼎”。“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于是就有了第二说，即颜师古认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 其后，每遇军国大事、重大祥瑞、灾异，帝王常常改变年号。而新皇登基，更需确定新年号，以示君威。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时，往往多次改元。例如，汉武帝在位44年，用过11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天佑”、后晋的“天福”、后周的“显德”等。至明代，除明英宗（年号正统）因被蒙古瓦剌部俘获，后被送回并复辟，并改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都是一帝一号，因此也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永乐帝、康熙帝等。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则天称帝后，曾用“天册万岁（695年）”、“万岁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兴国（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此外，尚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尤其是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就寓意而论，帝王年号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民安国泰。如唐高祖年号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号建隆，希望国运兴隆。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以《易经·乾卦》之《彖辞》为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仅区区57字，却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两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佑（825-？）]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227-233）；十六国后赵石勒（328-330）；十六国汉李势（344-346）；东晋废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1173-？）]，咸宁两次[西晋武帝（275-280）；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则天称帝后，梦见一巨人，有巨足一双，她觉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来潮，改元称“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以为吉兆，翌日便取年号“宝应”等等。

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笔者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发源于中国，后传至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经·无妄·彖辞》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国的《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当今所用“平成”（198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

什么是堂号？

堂号和郡望一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XX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XX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

堂号是什么？简单地说，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

祠堂又称为家庙，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公共场所。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根据取名的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堂号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以地名作堂号：许多宗族喜欢以他们的发源地来作为自己的堂号，这在各姓中都是一样。如王姓的'太原堂'、'琅邪堂'，李姓的'陇西堂'，刘姓的'彭城堂'、'中山堂'。这些堂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是从哪里发源来的。

以宗族典故作堂号：这类取堂号的方法，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堂名，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必须是有关本姓祖先的，而不是讲的他姓人物。如王姓的'三槐堂'、刘姓的'藜照堂'、吴姓的'三让堂'。这些故事，往往都极富有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牖的含义是室和堂之间的窗子，汉字介绍如下：

一、汉字简介：

1、牖是汉语二级字，是会意字，从片户甫，室和堂之间有窗子叫“牖”，上古的“窗”专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开在墙壁上的窗叫“牖”，秦多用牖窗少见，本义为窗户，古建筑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后泛指窗，也是通假字，通“诱”，出自《礼记乐记》天之牖民。

2、《说文》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之窗也，在墙曰牖，在屋曰窗。《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也而有斯疾。

二、古籍解释：

1、《唐韵》与久切《集韵》《韵会》以九切音酉。《说文》穿壁以木为交也，从片戸甫，谭长以为甫上日也，非戸也牖所以见日。《广韵》向也《易坎卦》纳约自牖《诗召南》宗室牖下。

2、《诗大雅》天之牖民《传》牖道也《疏》牖与诱通故以为导也，又地名《史记陈平世家》阳武戸牖鄕人也，又与羑通《前汉景十三王传》文王拘于牖里。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