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乃明朝万历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治绩。

整个万历年间，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而李太后年纪渐大，对万历也实在无力再管束，导致万历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朱翊钧毫不理会。

万历怠政，即明朝神宗皇帝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事迹。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卒，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还有一说是由于国本之争，导致万历帝和诸大臣不和。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

当万历皇帝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独裁统治，万历本人贪财，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万历一朝，抄家之风盛行，也是万历的贪财所致。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

万历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皇帝“好货成癖”。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二十九年直隶巡按安文壁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三年，李成梁去世，“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明神宗增派援军，急发军饷[6]，明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万历三大征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廿八年（公元1592-1600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  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明虽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

宁夏之役自1592年（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

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着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朝鲜之役第一回冲突自1592延至1593年（万历二十至廿一年）；第二回冲突自1597延至1598年（万历廿五至廿六年）。

朝鲜之役是1592至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3年）间，由于日本丰臣政权入侵朝鲜、觊觎明帝国而引起的东亚区域性战争。是役明廷因宗藩关系军援朝鲜，在朝鲜民兵及水师帮助下；与日本军拉锯凿战，最终以明国朝鲜联合军取胜，日本太阁丰臣秀吉病逝，日军撤回。

这场为时超过六年，牵动东亚三大国的战争，由于相关各国均由本国观点加以命名，当前在国际上并无一概通用的名称：

明朝时称朝鲜之役，并未对前后两回合的冲突分别命名；朝鲜之役明军动员规模可观，与宁夏、播州二役合称万历三大征。

朝鲜时称第一回合冲突为壬辰倭乱，第二回合冲突为丁酉再乱；现合称壬辰祖国战争或壬辰卫国战争。

日本时称唐入り（即“入唐／进出中国”之意）、唐御阵、高丽阵、朝鲜阵；幕末、明治时称朝鲜征伐、征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第一回合冲突为文禄之役，第二回合冲突为庆长之役，合称文禄・庆长之役；当代也有部分历史研究者称之为朝鲜征伐、朝鲜出兵、日明戦争。

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万历廿七年至廿八年）。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杨国柱兵败被俘，骂贼不屈，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征收矿税银

自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三百万两。另说，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神宗皇帝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女真崛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神宗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驾崩，葬于定陵。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妖书案

万历二十六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忧危竑议》，说明郑贵妃欲夺储位。郑妃派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谪戍此二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因其言词诡妄，时称妖书。朱赓得此妖书，立即进宫面奏皇帝。神宗看过传单后大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浙党沈一贯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反借此案诬陷东林党人，兴起大狱、株连甚众。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府同知胡化上书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达观大师紫柏真可也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此后达观被严刑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

不久，东厂又逮捕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原来生员皦生光是京师无赖，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有一富商包继志，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最后皦生光被捕。

伪楚王案

又称楚宗案、楚太子狱、楚世子狱，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一起有关宗室身分的政治案件。在此案的审定过程中，又引发明廷的党争。

隆庆五年（1571年），藩王楚恭王朱英𤈷死于湖北武昌，留下宫人胡氏遗腹孪生子朱华奎、朱华壁。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封朱华奎楚王，朱华壁宣化王。然而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楚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趆递上奏疏，谓朱华奎、朱华壁皆非楚恭王子，实为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朱华趆有其妻王氏（王如言之女）言证。

奏疏首先到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见事情复杂，就按照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指示，暂把奏疏压下。不久楚王奏疏也到，沈子木迅速上呈，万历命令交礼部查办。六月朱华趆闻讯，请楚王宗室二十九人联名奏疏，亲自携带进京。沈子木慌忙找到朱华趆，求他把原奏时间改为近日，上呈万历皇帝。得旨：两件均发交礼部处理。礼部尚书郭正域是东林党人，力主查勘虚实，并得到次辅沈鲤支持；而沈一贯则以“宫闹暧昧”、“年月久远”、“事体重大”为由，从中作梗。郭氏认为，事关宗室真伪，不通过直接讯问，怎么能秉公作出决断 依旧坚持己意。

案件发到湖广，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对王府有关员役70多名且加以刑讯，都未获得能够证明华奎不是恭王所生的证据。只有朱华趆的妻子王氏依旧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地方把勘问结果申报入朝，万历皇帝命各部院大臣，会同有关官员37人，进行复查。他们在西阙门集会合议，各抒己见，书面送交礼部。沈一贯借此机会打击东林党人，授意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授意另一给事中杨应文指控郭氏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所以挟嫌报复。而郭正域则以沈一贯指使沈子木匿疏不上、阻止查勘和接受楚王行贿等事上疏争辩。朱华奎接着上疏，指控郭氏乃湖广人，与朱华趆勾结，华趆进京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郭正域上疏辩解，万历皇帝没有理会，因而愤然提出辞官。

万历帝最后认为，朱华趆夫妇“夫讦妻谮，不足凭据”，因而把他降为庶人，禁锢于凤阳；附和他的宗人朱蕴钫等多人，或罚减俸禄，或革爵幽禁；王府两名仪宾则永远戍边充军。郭正域罢官闲居，被沈一贯嫉恨。但“楚宗之争”并未就此了结，楚宗室聚众冲毁楚王府，抢掠财物，直到万历帝出面干预，事件才得以平息。不久之后妖书案发，沈一贯借机陷害郭正域，郭正域被捕，几乎被拷打致死。

朱华奎后来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装在竹笼扔进长江。

劫杠案

后来由于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归罪于生员皦生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于市，此事不了了之。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金。运送途中，被朱蕴钤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

梃击案

在中国历史上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如皇后无子，则以最年长的儿子为太子。虽然明朝有数代皇帝因特别情况而得位（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明惠帝的帝位，明代宗因明英宗遭胡人所俘而被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立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王皇后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老实招供就给你饭吃，不老实就把你饿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采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张差饮酒。带他到慈庆宫，着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郑贵妃涉嫌策动挺击事件，事后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给福王为皇太子，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国本之争

又称争国本。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却加倍宠爱郑贵妃，并且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京察之争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1632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辨胎釉

胎色白中闪灰，胎质干涩、空地较多从 明 嘉 靖 起 瓷 器 胎 质 已 远 不 如 明代早、中期淘炼精密、细密洁白。万历官窑小件仍胎质较细密，可是，大件之物胎质已显着见差，胎质较细、空地较多，并多见黑色杂质。瓷釉方面，万历，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期间几乎没有生产瓷器，在中国历史上变成瓷器空白期。

期间瓷器釉子光润肥厚，釉色泛青。

辨纹饰

纹饰线条如硬笔所绘万历期间瓷器纹饰选用双线勾勒填色法，概括线条较硬，如用硬笔所绘，因为回青料晕散景象严重，青花填色往往溢出线外;这一期间器物纹饰画风稚拙，如孩提所绘通常;纹饰已趋烦琐，画面缺少层次;人物、动物、植物常常比例失调，婴戏纹中的孩提头大如斗;麒麟瑞兽返老还童。

辨技能

器物底足处理不非常规整万历期间瓷器上最为杰出的的装修是镂孔方法，这是以前不常用的技能方法。镂雕器中多见瓶、盒之类，镂雕方法较率意，无精密之感。万历期间瓷器大器很多，多制造粗糙，时有夹扁景象;瓷器修胎不非常规整，琢器类器物（瓶罐类立件器物称为琢器），因为其时是分段拉坯成型，加上此刻技能较粗糙，腹部可见显着接胎痕;器物里釉可见白色绞丝纹;小件瓷器多见有各式盒子、笔杆、笔山、盘、碗、香薰、炉、莲瓣形洗、烛台、各式托座、执壶、盆、壁瓶等，有的修胎较精密，有的则稍粗。盒类瓷器多变形，不平坦;盘有塌底景象，底足处理不规整，器物底足可见粘砂景象;盘碗类器物底足足墙较窄，圈足较浅，微向内收拢;底足的胎釉交接处多有一线橙黄之色，也称火石红，这是判定的一个根据。

辨款识

"万"字表现了迟早两期的个性明万历官窑年款多为六字楷书，四字楷书较少见。有青花和紫彩书写款，也有刻划款或在刻划款的笔画上填绿彩的。落款方位较杂乱，多见于外底，还有内底、外口沿、肩部等。青花烛台则书于盛盘下。六字款的摆放方法有六字双行、三行、单排横书、单行直书及旋环形等。款外有围以双圆圈或双方框的，也有无边栏的。有一种青花番莲八吉利纹高足碗，内底心直书六字单行款，款外加双方框，框外复加双圆圈，此种样式较罕见，明代除万历朝外，唯宣德朝还有此样式。有些尊、洗的外底不施满釉，而是仅在基地有一圆饼形釉罩住六字双行青花款。万历官窑瓷器年款中的绝大多数为青花款，且迟前期特征明显，前期的青料与隆庆时类似，呈色淡雅，字体挺拔有力，中晚期则淡雅者少。万历款识字体颇近颜体，正经整齐，敦厚刚劲，笔力较硬，转机处多抑扬，捺多偏长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主政时期，锐意革新，通过改革赋役，丈量田地，推行考成等一系列措施，明朝的财政状况一度得以改善。但江陵殁后，明廷政治逐渐败坏，入少出多，国用又开始紧张，据《神宗实录》万万十一年十二月记：“甲子，户部尚书王遴等言太仓银库岁入银三百六十七万六千一百有奇，岁出银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有奇。万历十一年分奉诏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共银一百七十六万一千有奇，俱该太仓抵补岁入，视岁出共少银二百三十万一千有奇。况岁入未必能如数完解，岁出则毫末不容减少，今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万两，不足当二年抵补之资矣。”此时明廷财政虽趋紧张，但仍有所积蓄，外库仍有银三百余万。

但之后明廷财政迅速恶化，天灾蠲免、加上神宗多次违例取国库银入内库，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九月庚戌条记：“及查太仓，除老库窖房银六百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系祖宗二百余年积余之数，不敢轻动外。据八月终，实在外库银止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一两有奇。”外库银既已不满百万，随着之后战事大起，军费繁浩，“祖宗所积，不敢轻动”的太仓内库银自然也不能不动用了。

经过之后十几年的国用损耗，按《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子条：“时司礼司设监奉旨下户部催铺宫等钱粮，户部上言簿查二年来共进珠宝六次，计价银一百八十万，近日监库纷纷题讨，又共进三次，计价银四十一万。通计前后所进用过银二百二十一万，较之皇上大婚所用十七万已不啻十倍而谓不足备礼，臣不敢知也，今查太仓银库仅有银一千九百两。”《实录》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壬申条载：“近访得老库之积，今止存五十万”。可见到了万历中后期，太仓老库、外库所积之银，已经亏空殆尽，不足万历初年帑藏丰富时的一成了。

同样损耗殆尽的是太仆寺积银，据《实录》万历三十五年八月癸酉条载，太仆寺“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顿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又据《涌幢小品》：“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即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可见原本有千万之积的太仆寺银，也已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因为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又是明朝最多的皇帝，同时在他最为期间，中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但同样是他在位期间，经济又大幅下滑，大名朱王朝走向真正衰亡的转折点就是万历十五年，所以“万历年间”就成了明朝一个非常让人熟悉的时期。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朱翊钧由于沉迷后宫酒色，逃避立太子等众臣的追逼，不上朝荒废了朝政，再加上几年的边疆战争，明王朝开始走向衰亡。

万历朝大事件：

在万历年间，皇帝虽然不爱上朝，还是为国家发展做了很多贡献，他为了维护边疆稳定，万历二十年平息了哱拜之乱，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万历皇帝先后两次派兵，经过七年时间打败了倭寇，有效抑制了日本的对外侵略野心。万历二十七年他派兵平息了杨应龙发动的叛乱。除了军事上之外，在他执政期间，文化科技等都有了大步发展，其中著名的《本草纲目》就是李时珍在万历年间整理著作的

万历皇帝8岁继位，在位时间长达48年，并且30年不上朝，在维护边疆的叛乱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本草纲目》、《坤舆万国全图》等在这时候出品的，油画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万历年间还出现两个著名人物张居正和孝定皇后。

万历皇帝真名叫朱翊钧，8虽就继承皇位，在位时间长达48年，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且万历皇帝不爱上朝，歇朝时间长达30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军事方面，万历皇帝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发生了很多次战争，打败了朝鲜的倭寇，平息了杨应龙发动的叛乱等。

文化方面，万历期间，文化科技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本草纲目》、《坤舆万国全图》等在这时候出品的，油画也是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