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天一阁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始建者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一生爱书成癖，酷爱藏书，他搜集书籍的原则是“不薄古人厚今人”。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卸职归里，为使所搜集的藏书能永久保存，在宁波建楼6间，做为藏书之所，即为“天一阁”。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为使所藏之书不至分散丢失，为其后代定了一条家规，就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因此，直到清朝初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仍将天一阁的书籍完好地保存着。

至乾隆时代，皇帝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用昭文治之盛”，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就是将全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编纂而成。为了广泛“搜罗古今载籍”，乾隆皇帝下令，要各省多方面加意搜集古籍和遗书，送交上来以备编纂之用。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代范懋柱就送交了638种珍贵的古书，其中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为377种。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懮患火灾。

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干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巴搜罗空间。在文化数据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象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它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鳖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迭迭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以上内容皆选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

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正在肆虐，五行上肺属金，金不受控制，可就要克木，天一阁的书和楼那可都是木啊，所以火神山也好，雷神山也罢，赶紧火克金，赶紧天下太平吧。言归正传，虽然假期延长，但是如今信息太发达，大家的心还不见的静得下来，要不来神游一下天一阁吧。神游的工具很多，有书籍、有网络、有VR和AR、其实还有一种，那就是楹联。传统上，楹联是迅速了解特定空间价值的桥梁，换句话说，当我们读懂了某处的楹联，这个空间的核心信息也尽在掌握了。当然，说天一阁的楹联，自然绕不过本阁龚烈沸先生的《书城木石香》，下午与烈沸先生互通信息，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先生一来鼓励我大胆用他的材料，二来也希望有进一步的提升。我倒是没这么大的信心，只愿意做一个摆渡的人，借助楹联之舟，带大家神游书城而已……

顾廷龙书“天一”联——书与楼还是藏与用？

天一阁的正门，目前是西大门。这座大门的历史并不悠久，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拆了西河街观音庙的庙门材料所建，不是传统人家门户的样子，但天一阁既然是一个博物馆，用一下气派的大门倒也无伤大雅。西大门上有两个匾、两对联。当游客第一次站在大门前的时候，潘天寿的“南国书城”匾并不显眼，后面的集字“天一阁”匾也看不到，门前郭沫若的对子靠后，只有明间前廊下顾廷龙先生的这幅联最显眼，所以先说这对联。

天一遗型源长垂远

南雷深意藏久尤难

上联前书“天一阁藏书楼”，下联有落款“一九八一年六月 顾廷龙 是年七十有八”，篆印“顾廷龙印”“起潜”。

简单介绍顾廷龙先生，顾廷龙(1904年11月10日~1998年8月21日)，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 1979年春他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当时就来过天一阁，住宿则在边上的华侨饭店。这副对联按照落款来看写于1981年，用的是金文。金文流行于商周，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

下面是我本人对其中文字的理解，先解释字面意思。

“天一”当然指的是天一阁。

“遗型”在烈沸先生第一版《书城木石香》里面做“遗形”，我曾与烈沸先生讨论过，都觉得应该是“遗型”，他在后一个版本中已改为“遗型”，不过他的解释我还没看过，我就按我自己的理解说了。从字形来看，就是刀字边或者刃字边，可以理解为“刑”，而刑与型本来就是通假。铸造器物的模子，用木做的叫模，用竹做的叫范，用泥做的叫型。进而引申出楷模、规范的意思，如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有云“太夫人仁慈果决如此，其泽物型家，推类可想。”所以我认为应为“遗型”，意思是流传下来的样式、范式、模式等等。

“源长垂远”比较好解释，就是源远流长，垂之久远的意思。

“南雷”可以指地方也可以指人物，上下文来看，确指黄宗羲无疑。黄宗羲号南雷，不过他的号也实在太多了，比如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康熙十二年，范氏家族破戒引黄宗羲登楼，黄宗羲“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遂为好事流传”，诗云“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就是指这件事。

“深意”就是字面意思。

“藏久尤难”这个关键了，这里用了一个典故。黄宗羲登楼六年后，应范家所请作《天一阁藏书记》，起头第一句“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句话四个难字，振聋发聩，道出了藏书的艰辛。在这篇文章中，黄宗羲认为藏书家必须具备“好”（读入声即真爱书）而“有力”（有搜集获取书籍的实力）两个条件，并且“书者造物者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顾廷龙先生就用了黄宗羲的这句话，归结为“藏书尤难”。

最后，所以总结起来，这两句话大概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天一遗型源长垂远”是说天一阁作为明清以来中国藏书楼的建筑空间形制（如天一地六、前有水池、择地文昌位等等），成为传统私家、皇家藏书楼的基本范式，历久弥新，流传至今；“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通过黄宗羲的对藏书之难的论述，感叹藏书事业的艰苦卓绝。上联讲楼、讲空间，下联讲书、讲内容，“书楼俱存”就是天一阁的核心价值所在。

第二种思路：“天一遗型源长垂远”中的“遗型”可以引申为制度、规范，这就让人想到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芸香去蠹、英石护书等等，指的是天一阁以独有的制度保证藏书流传至今；“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则是通过黄宗羲登楼这一文化事件，告诉世人范氏家族并不局限于守住藏书，更是胸有情怀，在严苛与灵活之间合理转换，成就黄宗羲、全祖望、阮元、赵万里等等一众学人的登楼佳话。上联讲藏，下联说用，藏用结合，才是藏书本意。

天一阁的创始者——范钦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始建于公元1561年（明嘉靖四十），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天一阁占地面积26公顷，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现藏古籍达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除此，还收藏大量的字画、碑帖以及精美的地方工艺品。设有《天一阁发展史陈列》、《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中国现存藏书楼陈列》、《明清法帖陈列》等陈列厅，书画馆常年开展各种临时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波市人民政府先后将紧邻天一阁的陈氏宗祠、闻家祠堂和秦氏支祠，以及白云庄、银台第、鼓楼、天封塔、伏跗室等文保单位（点）纳入天一阁统一管理，并在陈氏宗祠内增设《麻将起源地陈列》、白云庄设置了《浙东学术文化陈列》、银台第开设官宅博物馆；秦氏支祠、白云庄相继列入第五批、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