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后世不断的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支撑、有实践指导的系统性中医。

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由于近代以来中医从上倒下受到打压，中医的发展历经艰难。作为一个保障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术也备受质疑，以至于有人怀疑中医在历史上是否有攻克过疾病、战胜过瘟疫？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这就是因为中医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说起瘟疫，最让人恐怖的当属于天花病毒，在整个天花的历史上，总共造成了数亿人死亡，而最先发现预防天花的还是来源于中医。中医名医孙思邈用取自天花口疮中的脓液敷着在皮肤上来预防天花。到明代以后，人痘接种法盛行起来。在此基础之上，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危险性更小的牛痘接种方法。

到目前为止，天花病毒是唯一被消灭的病毒，其中中医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奠定了天花接种的基本原理。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解决方法：10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绝望之城，来了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福建人，他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每天来看病排队的患者多达万人。到崇祯16年的冬季，大雪纷扬，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导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治疗。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转。但彼时的北京城里，人鬼掺处，薄暮人屏不行。时人称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游荡，夜里更是群鬼夜号，处处鬼影。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瘟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疫、瘟疫·时疫 41 病因病机 42 症状 43 治疗 5 夏季所患之瘟疫·时疫 6 参考资料 附： 1 治疗时疫的穴位 2 治疗时疫的方剂 3 治疗时疫的中成药 4 古籍中的时疫 1 拼音

shí yì

2 英文参考

seasonal pestilence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10）]

3 概述

时疫：1疫、瘟疫；2夏季所患之瘟疫。

4 疫、瘟疫·时疫

时疫为病名[1]。即疫、瘟疫[1]。见《瘟疫论》。

41 病因病机

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人所致[1]。有强烈的传染性[1]。

42 症状

《不知医必要·时疫》：“此症有由感不正之气而得者，或头痛，发热，或颈肿，发颐，此在天之疫也。若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一邑，其症憎寒，壮热，口吐黄涎，乃在人之疫也。”甚者痓厥谵狂等[1]。

43 治疗

治宜疏利、解秽、清中，攻下等法[1]。

5 夏季所患之瘟疫·时疫

时疫为病名[1]。指夏季所患之瘟疫[1]。《辨疫琐言》：“世之宗瘟疫论者……春则曰春瘟，夏则曰时疫、秋则曰秋疫，冬则曰冬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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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爆发过的有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

一、云南鼠疫

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1898年，爆发于印度孟买的大鼠疫，使上千万印度人丧生。

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当全球死亡人数少于250人方才正式结束。

二、香港鼠疫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逾千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

三、东北鼠疫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

扩展资料

鼠疫的传播和预防

一、传染源

为感染动物和肺鼠疫患者，宿主动物常见有啮齿类动物和野生食肉动物，如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和长尾黄鼠等。

二、传播途径

1、蚤叮咬的传播方式为鼠-蚤-人，即跳蚤叮咬病鼠后再叮咬人，或剥取染疫旱獭皮或剥食其它染疫动物，此类传播方式常引起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

2、人-人传播方式，即健康者接触患有肺鼠疫的病人后，经呼吸道吸入感染，此种方式感染的主要为肺鼠疫。

三、易感人群

人对鼠疫普遍易感。疫区从事野外工作的人或猎杀、剥食旱獭的猎人、牧民接触染疫动物可能性大，感染的可能性高于一般人群。

古代历史，各种各样灾难、各种各样传染性疾病都弥漫着历史时间。特别是在较为常见的有天花吊顶、疫情、传染病、流行性感冒等，这种都属于恶变病毒感染，常常导致很大的伤亡事故。古时候诊疗水平不高、各种各样交流信息也不通畅，那时候的朝中针对民俗的监管力和执行能力更为不高，应对暴发疫情那样同种类的病症，只有造化弄人。能抵御的就好好活着，不可以抵御的唯有身亡。

从汉朝起，就会有文史类记述官方网为瘟疫区和病人免费给予药业的纪录，全国各地地区高官相互配合机构医师为患者义诊活动，完全免费派发中药方剂或熬煮的汤剂，并派发救济粮。依据新冠疫情等级分类，由医官配备汤剂或药膏，给病人按病况对症治疗。古时候人口数量少，流通性也小，有的人一辈子也不出村。官服关掉隘口和大门，断开疫情的传播源，阻拦病症进一步散播。古代人在病疫防止和操控上，并不掉以轻心，她们从对疫情的无知到清楚，从惧怕到吸引，都探索出一些合理有效的防控方式，大多是合理的，自然，就比如说大家如今新冠疫情也一样是一个难点。

许多名中医佚事全是相关治疗瘟疫的小故事，在历史上大疫时兴阶段，也是名中医人才济济的时代。如西汉时期的张仲景以医治“副伤寒”病知名，其中医学经典书籍《伤寒论》阐述了对多种多样传染性疾病不一样时期的治疗方法。神医华佗不仅善于普外，也有许多有关他医治各种各样感染性寄生虫感染的记述。明朝的华佗、清朝的叶天士、清朝晚期的吴瑭（吴鞠通）等科学家都为治疗瘟疫做出过杰出贡献。

古时候的高官在出现肺炎疫情以后，会完全免费派发防止功效的药物，主要是一些中草药材，例如会将一些药物立即投放到河水里边，让普通百姓钻井水喝进而实现一定的防止实际效果，针对一些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村庄，会让部队强制隔离封禁，防止疫情四处散播。古时候产生新冠疫情后，奋战在一线的也是陪王，部队士兵及其地区高官，陪王也会依据病况收集中草药材来积极主动救护，有记述称烧艾叶有一定的实际效果，也有记述称村内有些人得了疫情就被赶来山里茅草屋里，带一些粮食喝溪里的山泉水，有时粮食吃光了就喂草和落叶，奇妙的是有一些还当然好啦，俗话说得好百草是药还一点不是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