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典主义是17世纪到19世纪初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流行的一种艺术思潮。它起源于法国，却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17世纪法国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它主张通过理性来认识世界，认为理性是真理的标准，是真正知识的惟一源泉，从而否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必要性。在艺术创作中它反对想像力，否认自然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这种唯理论在艺术中的反映就是古典主义。

3古典主义有三个特征：一是古典主义把人的理性提高到首要位置，认为仅凭理性就可以表现世界的真实，所以古典主义的艺术家只重视纯客观的描写，而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二是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形式，把艺术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两部分，从形式上去模仿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品。高级的是指历史画、宗教画和神话画；低级的是指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三是古典主义注重一般的类型的表现，而排斥特殊的个性表现，认为艺术不应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4古典主义在欧洲各国或各个时代的艺术中都得到了不同的反映。在法国，古典主义的艺术家大多醉心于用古代艺术的形式表现现代社会的道德观点，他们广泛地利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主题，追求形式的合理性和明朗性，提倡完美的造型和抽象的理想化，不免脱离了当时现实的具体形象。

哲学一词最早来源于

“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φιλοσοφος”(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不好懂！

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人文情怀与现在想去甚远，更何况，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各家各派不断发挥、创新、改良、篡改！有的古典古籍已经失传。比如，春秋第一大学派墨子，现在能看到的经典是在晚清经梁启超等人重新汇编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天地及由其所产生的一切皆是物。物以其物质存在本身为限而不超出物的本体，这便是实。实以其实质充满于物的实在而不显出空缺，这便是位。实一旦离开它本应处在的位，便不在其位。处在本应属于的位，就叫作正。应当用正来矫正不正的位，而不是以不正的位使之固定化。所谓正位便是矫正实；矫正了实，名也就正了。”（《公孙龙子·名实论》原文：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中国古典哲学中名实概念是如此重要，以至先秦诸子几乎家家都将它作为探讨的主要题目。现代国人对这个概念遗忘得是如此彻底，当他们满怀希望的引进西方的诸多概念条文的时候，对于后面的“实”则不甚了了。那些西化概念在中国变了形，中国西化知识分子的儒家士大夫本性马上暴露出来，用儒家泛伦理的逻辑将之归结为道德问题，然后就是灵魂改造之类的玄虚了，当然其中不乏对国人素质的历史性抱怨。

中国古典哲学中名实的本质是一种责任体系，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先秦学者对它如此重视，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一主题。谷斌、张慧姝、 郑开在注《黄帝四经·道法》“刑（形）名”时说：“有关形名（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先秦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形名（名实）关系的论题之下，各家不仅讨论了事物的名称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而且还进一步讨论了人的名分、地位与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形名（名实）之名，不仅指事物的名称，还包括有人所拥有的名分、地位之义；形也不仅指事物的形体，还包括等级制度以及由之规定的人应有的名分、地位之义。因此，名不正、名实不符，不仅指事物的名称与事物不相符合，还包含有人所拥有的名分、地位与既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规定不相符合之义”。

上面的解释注意到了“名”包括社会横向的和纵向的分层，也注意到了“实”所包含的权利，但忽视了“实”后面的责任、义务，《黄帝四经·道法》中则强调依法监督信托责任的执行。上面说：

“道体虚空无形，寂静深远，万物赖之以生。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欲望且这种欲望永无止境。人生则好妄动，妄动必有患害。具体表现在不能相识而动，甚至还逆时而动。妄动必然妄举事，举事则患害随之，具体表现在行事违逆事理或举事不量力而行，甚至行事不知功用何在。凡人举事必有言说，有言说即有患害，具体表现在言无征而爽信或口出大言不知尊敬他人，或者明明做不到的事却称能做到，或言过其实浮夸，或力所不及却扬言力量大有余。宇宙万物万事都生于道，其死生成败都是由道决定的。祸福同出一门，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要想明白死生、成败、祸福的道理，只有依靠道了。依靠道，就能把握所出现的细微事物的形和名，形和名的观念一旦确立，那么是非黑白的分界也是随之确定了。所以懂得大道的人示范天下的便是变通而不固执，功成而不依赖它，顺时而动不妄为，处事公正不以私意。因此天下之事便可以在形名确立、名实相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各项法令制度都已确立，官职都已建置，那么天下万物就无所逃匿隐迹了。心胸广阔，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遵循正道的人总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至静），至静的人就是圣人。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至智的人可以成为天下所取法的榜样。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并且参照自然、社会的必然规律，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证验了。事物繁多，多得如同仓中的粟米，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那么再隐秘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所以说法度已经具备了，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原文：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动，动有害，曰不时，曰时而□。动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称，不知所为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余。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莫知其所从生。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於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智]，至知[智]者为天下稽。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商鞅认为名分（名实）与法治是统一的，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治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原文：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1、《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

2、《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该书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涉及哲学、逻辑学、军事学、工程学、力学、几何学、光学，先秦的科学技术成就大都依赖《墨子》以传。

3、《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4、《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5、《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

古典学：

古典学术的本质——虽然古典学这一头衔不再暗示那种崇高地位，但人们仍旧这样称呼它——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一罗马文明的研究。

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

就像每一门知识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或者可以用希腊的方式，用一种完全的哲学方式说——对现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

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

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即使专家也要注意这一点。

古典学术史的使命就是表明这门科学是怎样从希腊人的语法[grammatike]那里发展而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明白了古典学的真正本质与功能，尽管这门学科是科学的，不仅是一门历史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继续存活在罗马、拜占庭世界的科学，尽管是一种萎缩了的形式存活下来。

这种学科的发展与智力的现代进步保持一致，就此而言，吸收古代文化遗产对智力的现代进步有着强大的影响——一般是有促进意义的，但有时也是约束意义的。

历史学：

历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性的记事活动、附属于政治而以文化积累为主的综合活动、学问或学术、知识体系、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环节，在认识方式上经历了价值的、考实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认识方式。

历史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现过的一切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或部分；就个别的或特殊的史学现象而言，今天的历史学亦可以其先前曾经拥有过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存在。

可是，在一般意义上，今天的历史学绝不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或环节，或者依据其中的某一种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来确定历史学的一般定义。

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

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倾向上，就要么表现为历史观念的缺失，要么表现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庸俗化和作为这种庸俗化的必然归宿的相对主义、怀疑论或折衷主义。

列宁在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的原理时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24]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原理，对于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分析现有关于历史学的定义的价值、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乃至考察其他观念形态的事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