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部剧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拍摄，还在于原著。拍摄这部剧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大量的改编和改动，而是尽量尊重原著，就知道这部原著道理有多丰富和精彩。马伯庸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无疑是查了很多资料的。就像是他写《古董局中局》之前居然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去考虑，三个月的时间去确定风格。

他自己都认为这部小说其实在历史题材上是最成熟的，它的背景不仅广阔还非常丰富，其中暗藏着很多政治因素。写这部小说之前他一定考察了很多经典的名著，所以才能把这部紧张的剧情安排在仅仅24个小时里。同时他的个人色彩也非常强烈，他非常喜欢把各种细节最后揉成一个大的结局，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能看出之间的串联与关系。

他不仅借用了唐朝最繁华的时期，同时也挖掘出其中唐朝政治上的腐败与落后。在那个时期表面繁华，其实大量的西域人进入已经暗藏杀机。所以每个小点在里面逐渐构成大局面，最后才让观众能懂。

其实这部小说最让人动心的地方还是他对人物的刻画，它将历史元素加入到人物背景当中，塑造出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并且完美的人物形象。你能从他的举手投足到表情姿态当中看到他对现实的想法，不管是李必还是张小敬都是如此。只有丰富的考证与依据，才能将每个人都填充进去，而非显得很枯燥与单薄。

《食珍录》

《清异录》

《食经》

《本心斋食谱》

《饮膳正要》

《饮食须知》

《易牙遗意》

《随园食单》

唐代将《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学教材也抬到了“经”的高度。唐玄宗时已在“御撰”的《大唐六典》中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和科举考试时，均要重点考《五经》，并要求兼习《论语》和《孝经》。至唐文宗时，朝廷任长于经术的郑覃为宰相，并在开成二年(837)依其奏议，刻九经文字于石，仿汉魏旧制，立石经于长官国子监，世称“唐开成石经”。在文宗太和年间，石经内容增至12种，除加入《论语》、《孝经》而外，还增加了《尔雅》。这三部书入“经”，对唐代的经学教育有较大的推动。在统治者看来，作为孔子言论的《论语》和作为事亲忠君之本的《孝经》包括了儒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加之，此二书言简意明，篇幅较短，又不像《五经》那样难懂，粗通文字者便可习读背诵，有利于官方思想深入人心。《尔雅》是诸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是训释古籍的工具。除解释《五经》外，其所用训诂资料还旁及《楚辞》、《庄子》、《穆天子传》、《管子》、《吕氏春秋》、《国语》、《礼记》等。非常适合唐代以儒为主，旁及百家的文教政策。在教学中，其主要作用在于，使经学的语言分析成为一种高缘的学问受到教育者的重视。后人将《尔雅》比作“《六经》之户牖，学者之要津”。(宋·林光甫《艾轩诗说》)视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清·翔宋凤翔《尔雅郭注义疏序》)其认识均源于唐。

史通

《史通》，唐刘知几撰，为中国及全球首部有系统地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於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编辑] 写作动机

[编辑] 总结以往的史学

史评著作之缺乏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编辑] 上拟春秋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编辑] 不满前人的著述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 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 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 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编辑] 挑战当时制度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 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 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编辑] 史馆修史之限制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於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箫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编辑]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於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编辑] 史通内容与史学理论的确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当中「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全书可分为内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编辑] 体裁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於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二是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五是缺乏制度，职责不明。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谷梁传。 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於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 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

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编辑] 史学理论的确立

一．史之体裁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二‧极崇断代史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於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於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於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於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五．史书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六．史书的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七‧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八．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於君主的权威，不能直书史实。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编辑] 评价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是由於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於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於考订工夫，且不仅於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徵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

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只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於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

第六，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

第七，开辟史评的道路。

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

第八，史学见解影响后世。

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修《新唐书》为最多，如关於书志之见，欧阳修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

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

[编辑] 总结

1．《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3．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於后学。

4。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编辑] 目录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记

[编辑] 参考书籍

〈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p33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