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典书籍有哪些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4浏览:3收藏

中医古典书籍有哪些,第1张

素问、灵枢经、难经本义、类经、内经知要

伤寒论、类证活人书、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论注、伤寒贯珠集、长沙方歌括

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方论衍义、金匮要略心典、金匮方歌括

瘟疫论、痧胀玉衡、广瘟疫论、外感温热病、疫诊一得、温病条辨、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六因条辨、伤寒瘟疫条辨、时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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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雷公炮炙论、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汤液本草、本草备要、得配本草、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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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药证直诀、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婴童百问、幼科发挥、幼科铁镜、幼幼集成、幼科释谜、遂生编、福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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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医经溯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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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发热中医用药思路

何晶,赵红兵,邵铭,陈广梅,万凌峰,陆原

内伤发热, 是以内伤为病因, 气血阴阳亏虚, 脏腑功能失调为基本病机所导致的发热。 内伤发热是与外感发热相对应的一类发热, 可见于多种疾病中, 临床比较常见。 包括现代医学中的肿瘤、血液系统疾病、结缔组织病、内分泌疾病、结核病、功能性低热、慢性感染性疾病等所引起的发热。

1 病因病机

早在《内经》就有内伤发热的记载, 汉代张仲景开始对内伤发热病因、病机、治法有了详细论述。 明代王伦在《明医杂著》中最早提出“内伤发热” 这一病症名称:“内伤发热, 是阳气自 伤, 不能升达, 降下阴分而为内热, 乃阳虚也”。 后代医家在此基础上逐渐有了完善和深入。 中医认为内伤发热的病因主要有内伤饮食、劳倦、情志、病后续发等。 其发病机理为痰湿、气滞、瘀结、气血阴阳亏虚。

11 痰湿

关于痰湿致热,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 风论》中云:“诸痰于膈上……或时发潮热”“诸痰在口,上焦毒熏于头者……涕唾稠粘, 或咳嗽喘满, 时发寒热”。 首述了痰证发热。 至汉代张仲景明确提出, 湿邪可致发热,“湿家之为病, 一身尽疼, 发热, 身色如熏黄也”。 湿致热皆因脾胃受损, 运化失职, 痰湿内生, 郁而化热, 进而引起痰湿郁热。 痰湿患者可夹有气滞、血瘀、阴虚等病理变化: 痰湿阻滞气机, 气滞则血瘀, 血行不畅, 瘀血内停, 导致血瘀; 湿热蕴结,耗伤阴液, 阴液耗损, 形成阴虚。

12 气郁

因情志抑郁, 肝气不疏, 气郁化火而发热, 或恼怒过度, 肝火内盛, 导致发热。 正如朱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 又言“气血冲和, 百病不生, 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气郁发热者或因气郁化火, 或因肝火内盛而致肝郁发热。 气滞又可形成瘀血、痰饮、阴虚等病理变化。 气滞于机体某一局部, 可使经脉之气阻滞不畅, 血运受碍, 形成瘀血; 气机郁滞不畅, 则可致津液代谢发生障碍, 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运化输布,从而水湿内聚, 发为痰饮; 气郁化火, 火热伤阴, 耗伤阴精, 又可合并阴虚等病理变化。

13 瘀血

王清任《医林改错》 中对瘀血致热症状描述为“身外凉, 心里热, 故名 灯笼病, 内有瘀血”。 简洁形象地阐明了灯笼病的症状和病机。《灵枢· 痈疽》中论述到血瘀发热的病机:“营卫稽留于经脉中, 则血泣而不行, 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 壅遏而不得行, 故热”。 认为瘀血发热的主要病机为瘀血产生,阻滞经络, 气血运行不畅, 壅遏不通, 导致发热。 此外, 瘀血发热与血虚失养亦有一定的关系, 正如《医门法律· 虚劳论》中述:“血瘀则新血不生, 并素有之血, 亦瘀积不行, 血瘀则荣虚, 荣虚则发热”。

14 气虚

《素问 · 调经论》中提出“气虚则内热” 的病机是“有所劳倦, 形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腕不通, 胃气热, 热气熏胸中”, 这是劳倦内伤、脾虚发热的理论基础。 李东垣最早提出“气虚发热” 概念,究其因“饮食失节, 寒温不适, 则脾胃乃伤, 喜怒忧恐, 损伤元气, 即脾胃虚衰, 元气不足, 而心火独盛”。《难经· 四十九难》:“何以知饮食劳倦得之……其病身热而体重, 嗜卧, 四肢不收, 其脉浮大而缓” 的记载, 描述了气虚发热之因和症。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 中明确提到气虚发热是“有根之火浮于外而发热”。 因此, 饮食失节, 劳逸过度, 忧伤思虑损伤脾胃之气, 皆可导致气虚。 气虚而虚阳外越,或为气虚而阴火上冲, 或为气虚而卫外不固, 营卫失和, 发为热。 郑学宝等[1] 认为气虚发热的产生有3 个环节: ①中气虚弱, 运行无力; ②升降之机受阻;③气机郁滞生热。 由于气和血、津液的关系极为密切, 气虚则直接影响着血与津液的生成、运行, 以及防止其无故流失等方面, 因 而气虚会导致血虚; 气虚亦会引起津液不足, 形成阴虚等病理变化。 因“气为血帅”, 气行则血行, 气盛则血行滑疾, 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致血流迟缓, 运行涩滞, 脉络瘀痹,形成瘀血。

15 血虚

唐容川《血证论》中提出血虚发热病机:“血虚者, 发热汗出, 以血不配气, 则气盛而外泻也”。 又如《证治汇补》 说:“血虚发热, 一切吐衄便血, 产后崩漏, 血脱不能配阳, 阳亢发热者, 治宜养血”。 因此,血虚发热多由吐衄便血或产后崩漏等失血所致, 亦可因饮食劳倦等内伤脾胃逐渐发展而成, 阴血亏虚,无以敛阳而引起发热。 血能载气, 人体之气大多存在于血液之中, 血虚亏少, 则血中之气亦少, 因此血虚则气虚; 精血同源, 故血虚不足属阴气不足重要方面, 血虚则阴虚。 营血亏损, 血枯不荣, 则脉道涸涩, 血行不利, 日 久成瘀。

16 阴虚

《素问 · 逆调论》 云:“阴气少而阳气胜, 故热而烦满也”, 为阴虚发热的理论依据。 关于阴虚致热的病机, 吴鞠通认为是“真阴欲竭, 壮火复炽”。《证治汇补》言“有劳心好色, 内伤真阴, 阴血既伤, 阳气炽盛, 发热不止, 向晚更甚”。《景岳全书》 提出“凡虚火证, 即假热证也, 阴虚能发热, 此真阴亏损, 水不制火也”。 在《格致余论· 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中云:“阴虚则发热, 夫阳在外为阴之卫, 阴在内为阳之守, 精神外驰, 嗜欲无节, 阴液耗散, 阳无所附, 逐致耗散于肌表之间, 而恶热也。 定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 而用补养之法可也”, 详细解释了阴虚发热的病机与治疗原则。 故热病耗伤津液, 或久病损伤阴精, 或五志过急化火伤阴, 或大汗、大吐、大利, 或癌病日 久耗伤阴血, 或滥用温燥药物, 或用化学抗癌药或放射线治疗, 皆导致耗伤阴液、阴不制阳, 阴亏则阳亢而生内热。 阴精是人体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 与血又可相互转化。阴精亏虚, 化血不足,血液不充, 滞而不行; 阴虚生热, 热灼血液, 血受热煎而凝, 皆可形成血瘀。

17 阳虚

素体阳气不足, 或寒证日 久伤阳, 或过用寒凉,以致肾阳虚衰, 阴寒内盛, 或为戴阳, 或为格阳, 虚阳浮于外而见发热。 正如《医碥》言:“阳虚谓肾火虚也, 阳虚应寒, 何以反发热? 则以虚而有寒, 寒在内而格阳于外, 故外热; 寒在下而戴阳于上, 故上热也, 此为无根之火, 乃虚焰耳。” 又如《景岳全书 · 火证》 云:“阳虚者, 亦能发热, 此以元阳败竭, 火不归元也。” 因此阳虚发热多因寒证日 久, 或久病气虚,气损及阳, 阳气虚衰, 浮散于外而发热。

2 治 疗

21 清化痰(湿) 热

根据本证形成中痰、湿、热等病理因素, 治疗用药包括清热药、化痰药、利湿药三大类, 清热药又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清热利湿、清热化痰、泻热通腑、清热开窍之分。 清热解毒常选五味消毒饮、清瘟败毒饮加减, 药用: 大青叶、板蓝根、蒲公英、土茯苓、鱼腥草、败酱草、射干、白头翁; 清热凉血药常选犀角地黄汤、清营汤加减, 药用: 丹皮、赤芍、紫草、水牛角; 清热利湿常选黄连解毒汤、三仁汤加减, 药用: 黄芩、黄连、黄柏、苦参、薏苡仁、滑石、通草等;清热化痰常选川贝、瓜蒌、竹茹、桔梗、前胡等; 泻热通腑常用于实热积滞、燥屎内结之阳明腑实证, 常选大承气汤、泻心汤等加减, 药用: 大黄、芒硝、番泻叶、黄连、枳实、厚朴等; 安宫牛黄丸为清热开窍的代表方, 药用: 牛黄、 麝香、 水牛角、 冰片、 朱砂等。

现代研究认为[2] 该方还可降温、降颅压, 减轻脑水肿, 改善局部循环。化痰药常选半夏、南星、皂荚、海藻、昆布、礞石等。 治痰的同时常需配合理气药同用,《景岳全书》指出“善治者, 不治痰以治气, 气顺则一身津液亦随之顺矣”。 气与痰相辅相因, 气郁痰生, 痰随气行, 气因痰滞, 痰气绞结, 上逆下降, 达外阻内, 无处不至。痰聚则气滞, 气顺则痰消, 故祛痰中酌加理气之品,以调畅气机, 气机通畅则痰易消。 故治痰须先调气,治其运动之根本, 杜绝生痰之源头, 使新痰不生, 已成之痰可因气畅而输化, 治痰以调气为贵。

利湿当从宣肺、利尿、通便治之, 正如《金匮要略》 言“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 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 又言“黄疸腹满, 小便不利而赤, 自 汗出, 此为表和里实, 当下之。宜大黄消石汤”。 常选茯苓、泽泻、藿香、佩兰、茵陈、金钱草、冬瓜皮、桑白皮、杏仁、大黄之品。 当然“治湿勿忘健脾”, 适当选一些运脾、健脾药物: 薏苡仁、苍术、扁豆、莲子等, 脾胃的运化、升清降浊及统血功能恢复, 则内热易退, 理脾则百病不生。

22 行气

内伤发热的机制, 中医认为关键在调节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出现了障碍, 其枢纽就是肝和脾,因此调理肝脾即调理气机,此乃治疗发热的重要环节, 所以行气是治疗发热的必须方法,肝气疏则郁热化,常选丹栀逍遥散加减,药用: 丹皮、栀子、柴胡、陈皮、木香、枳壳、佛手、香橼、郁金、黄芩等。 因气滞又可形成瘀血、痰饮、阴虚等一系列病理变化, 如兼有血瘀,可用桃仁、红花之品; 如兼有痰凝, 可用半夏、南星、橘红之类; 如兼有阴虚,可选生地、玄参、麦冬养阴。

23 活血

无论何种类型发热, 都会煎熬血液, 使血液黏稠, 血行不畅, 瘀阻经脉, 因此活血化瘀也是每一种证型发热的必然用药。《医林改错》 指出瘀血发热常表现为“身外凉, 心里热”“晚发一阵热” 以及午后和前半夜发热等情况。 代表方如血府逐血汤。 活血药的选用分四类: ①凉血活血: 旨在清除血中瘀热, 使血脉通利, 瘀热得清。常选赤芍、丹皮、水牛角、紫草、寒水石等。 ②养血活血: 瘀血日 久必耗阴津,使用养血活血药, 养血而不助热, 活血祛瘀滞。常选:丹参、当归、鸡血藤等。 ③软坚活血: 瘀血久结, 必形成症积, 但需注意防止过量出血的弊端。 常选鸡血藤、夜交藤、鳖甲、龟板、地龙、僵蚕、水蛭、蜈蚣、全虫、炮山甲等。 ④温通血脉: 血遇寒则凝, 得热则行,活血必须温通, 使血液运行加快, 瘀结得消。 常用中药: 桂枝、干姜、附子等。 另外, 临床可根据瘀血成因适当配伍行气、散寒、益气、养阴、温阳之品, 瘀血去, 新血生, 热自 除。

24 补气

治疗的关键是补中益气, 甘温除大热, 甘温之品补其中气, 升其中阳。 常选用补中益气汤、黄芪建中汤加减, 前方是升阳益气的代表, 又是甘温除热之良方。 李东垣强调“补脾益胃, 升发阳气, 特别强调阳气的生长和升发的一面”, 认为谷气上升, 脾气升发, 元气充沛, 阴火才能潜藏。 黄芪建中汤亦是一张补气良方。 张冀徽[3] 用黄芪建中汤加味治疗气虚发热36例, 临床治愈19例, 占 528%; 显效10例, 占278%; 有效5例, 占 139%; 无效2例, 占 55%, 总有效率为 945%。 临床选择补气药时要慎重, 虽气虚所致发热必须益气, 但过于温燥之药, 更易助火, 因此在选药时尽可能选择气味平和的补气药, 当然也要依据具体病情、气虚程度的轻重选药, 如气虚较轻常选薏苡仁、山药、扁豆; 气虚较重常选太子参、黄芪、白术等。 且在补气时必须要配伍行气药, 使虽补气不至于滞气。 夹有瘀血者配合活血药, 有阴虚者配合养阴药, 有血虚者配合养血药。

25 补血

补血养血是治疗血虚发热的治则, 常选归脾汤、当归补血汤加减。 药用: 黄芪、党参、当归、熟地、炙甘草、白术、茯苓等。 血为气之母, 血虚可伴有气虚症状, 所以上两方均在补血同时适当配伍了补气药, 以达到益气生血的目 的。 陈明波[4] 用当归补血汤加减治疗髋关节置换术后血虚发热41 例, 并设对照组40例, 观察1 疗程( 6 d)。 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治疗髋关节置换术后血虚发热总有效率为975%。 精血同源, 血虚则阴虚, 补血同时适当配合熟地、玄参、枸杞子养阴; 血虚则血行不利, 日 久形成血瘀, 养血同时适当配伍丹参、当归、郁金、三七活血养血, 兼有气虚而见头晕气短、体倦乏力者, 加太子参、黄芪、五味子益气养阴。

26 养阴

阴虚发热的治疗,《素问 · 至真要大论》 中云:“有病热者, 寒之而热”。 应“寒之而热者取之阴”,即“壮水之主, 以制阳光” 的治疗阴虚内热的大法,一直为后世所遵循。 正如《景岳全书》中所论:“阴虚发热, 壮水以平之”。 常选用《证治准绳》清骨散、青蒿鳖甲 汤加减。 药用: 青蒿、知母、胡黄连、地骨皮、白薇、银柴胡、鳖甲 等。 王少波[5] 用清骨散加减治疗74例外科术后发热患者, 5 d为 1 个疗程, 治疗2个疗程后显效58 例, 有效13 例, 无效3 例, 总有效率9595%。 临床根据各脏腑阴虚的不同, 养阴药选择也有异。 养肺阴常选麦冬、天冬、百合、北沙参等;脾胃之阴常选太子参、西洋参、山药、玉竹、黄精; 肝肾之阴常选白芍、酸枣仁、山萸肉、女贞子、生地等,在应用养阴药的同时要适当配伍活血药、温通药, 以防滋腻过度。

27 补阳

补阳药一般又通称温补药, 实际上要分清温阳与补阳的区别, 温阳药是具有温通阳气的一类药物,有附子、干姜、桂枝、细辛等, 补阳药是指具有温补作用的药物, 如肉苁蓉、巴戟天、杜仲、蛤蚧、海马、沙苑子、益智仁等。 对于阳虚所致的发热一般不选用温通药, 因为温通并不能补益虚损。 而且在应用补阳药的同时一定要适当选用一些养阴药, 一方面遵循张景岳“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 另一方面阳虚的患者, 阴液必然亏损, 所以必兼顾养阴。 常选《金匮要略》中肾气丸加减。 药用: 附子、桂枝、山茱萸、熟地黄、山药、茯苓、丹皮等。 气虚甚者加党参、黄芪补益元气; 便溏腹泻者, 加白术、炮姜温运中焦。

概言之, 内伤发热临床分虚、实两类, 以虚证多见, 虚者宜补, 应根据气、血、阴、阳的虚损情况立法遣方, 实者宜泻, 根据痰湿、气滞、瘀结等病理因素分型论治, 对虚实夹杂者, 当分清主次, 适当兼顾, 切忌一见发热就用辛散或苦寒之品, 而犯“虚虚实实之戒”。

第一节中医内科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

中医内科学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辨证论治的法则,系统地阐述和处理内科病证的一门学科。其内容极为广泛,主要包括外感时病和内伤杂病两大类疾病,二者各有其病因病理、临床特点、诊治方法,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理论课与临床各学科的桥梁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基础理论知识只有经过内科学的进一步讲授和临床实习,才能达到深入理解和掌握;临床各学科则必须以内科学作基础,才能更好地熟悉本学科的特点和技能。这就是内科学重要性之所在。在源远流长的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内科学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整理,使内科学知识,包括病因学、病机学、分类学、治疗学等项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中医内科古称“疾医”、“杂医”、“大方脉”,即中医内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传统将其研究的疾病分为外感病和内伤病两大类。一般说来,外感病主要指《伤寒论》及《温病学》所说的伤寒、温病等热性病,它们主要由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及疫疠之气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的生理、病理理论为指导。内伤病主要指《金匮要略》及后世内科专著所述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杂病,它们主要由七情、饮食、劳倦等内伤因素所致,其辨证论治是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理论为指导。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分化,原来属于中医内科学范畴的外感病如伤寒、温病等热性病以另设专科。本教材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内伤杂病和部分外感病,即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疾病为主要研究和阐明的对象,按其体系分为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病证和经络肢体病证。

第二节中医内科学术发展源流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称“大方脉”,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

由于中医内科学在中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起源亦像中医学一样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在《山海经》一书中,就可以看到“风”、“疟”、“疫疾”、“腹痛”等内科病证的名称和症状。《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的宫廷医生已分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四种,其中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而扁鹊被人们视为分科的先师。由于内科疾病的普遍存在和医疗实践的深入,内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得到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黄帝内经》的问世,被视为战国以前医学知识的总结。

一、奠基时期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至春秋战国时期,则被广泛用于阐述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被中医学所采纳,以此探讨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自战国迄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各81篇。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①强调整体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健康与病态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②将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等各方面,摸索出人体疾病变化与治疗的粗略规律。③重视脏腑、经络,论述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④在以上理论指导下叙述六*、七情、饮食、劳伤等病因以及脏腑、六气、经络的病理变化。⑤论述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方法和具体内容。⑥确定治未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标本,正治反治,制方,饮食宜忌,精神治疗及针刺大法等治疗法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已见理、法、方、药的雏形,成为内科学理论的渊源。另外,《黄帝内经》还记叙了二百多种内科病证,从病因、病理、病性转化及预后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有些病证还专篇加以讨论,如“热论”、“咳论”、“痿论”、“疟论”、“痹论”等,从而为内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言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分别讨论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此外,还阐述了各经病证的传变关系以及合病、并病或失治、误治引起的变证、坏证的辨证与治疗方法。通过六经辨证,又可以认识证候变化方面的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再以阴阳加以总概括,从而为后世的八纲辨证打下了基础。《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以病证设专题、专篇加以论述,如肺痈、肺痿、痰饮、黄疸、痢疾、水肿等病证的辨证与治疗。张仲景开创辨证论治的先河,临证时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按方遣药,而且注意剂型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书中共制375首方剂,有不少功效卓著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仍有很高的疗效。因此,《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术及内科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继承发展时期

经隋至唐,由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发展,医学教育也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宫廷医学校的课程规定,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学习包括内科在内的临床各科,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亦可以看出内科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规模。隋唐时代,对内科中的多种疾病已有详细的论述,如对伤寒、中风、天行、温病、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都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对绦虫病、麻风、恙虫病、狂犬病的预防和治疗亦具有较高的水平。《外台秘要》已记载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对黄疸病及治疗效果的观察,提出“每夜小便中浸白帛片,取色退可验。”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消渴病的发病过程及其药物、食治等疗法,并规定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理学及证候学专著,其中记载内科病27卷,内科症状784条,对每一个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如对泄泻与痢疾、痰证与饮证,一反过去之统称而分别立论;对寸白虫的病因、疟疾的分类、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都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宋代对于医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比较重视,规定了各科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元丰备对》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分科中属内科的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可见当时对内科之器重。从宋代起,金、元、明三代均设有大方脉科,为治疗成人各种内科疾病的专科,促进了内科的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的出现,他们各自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人体状况及发病特点,总结了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刘完素对《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参照《内经》病机十九条精神,认为“火热”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故力倡火热致病的机理,创立“火热论”。在治疗上,他极善于使用寒凉药物,故后人称之为“寒凉派”。张子和受刘完素的学术影响并加以发挥,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全在于病邪之侵害,不论外因、内因致病,一经损害人体,即应设法祛邪外出,不能让其滞留体内为患。他把汗、吐、下三法广泛运用于临床,并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治病以攻邪为主,后人称他为“攻下派”。李杲生活于金元混战、社会动荡之年,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体质虚弱,从而使脾胃在人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他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时则多用补气升阳的药物。由于他擅长温补脾胃,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研究了先世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独树“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两论。在治疗上,竭力主张滋阴降火之法,故后世称他为“滋阴派”。此四者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四大学派。

金元时代的成就不仅限于金元四大家。与此同时,《圣济总录》有18卷专论诸风,反映当时对“风证”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水平。张锐著《鸡峰普济方》,把水肿分为多种类型,根据起始部位的特征区别不同性质的水肿,施以不同治法。另外,还有一些内科病的专著问世,如宋代董汲著《脚气治法总要》,对脚气病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均有详细论述,并订出64方,是一部现存较全面的脚气病专书。元代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肺痨病的专著,书中所拟10首药方,分别具有止血、止嗽、祛痰、补养等作用,对肺痨全过程的分型和治疗总结了一套可以遵循的经验。

病因学在此时也有重要发展。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在《伤寒论》病因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内经》理论,创立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此说概括性强,适于临证应用,沿用至今。

三、系统完善时期

自金元四大家掀起学术争鸣之风,后世历代诸家,各抒己见,使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日趋系统和完整,在中医学术界掀起了发展、创新的风气。如历代对中风之争,或言真中,或言类中,或言“非风”,越辩越明。又如对补脾、补肾及脾肾双补的推敲,使脾肾的生理、病理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更加明确。再如对鼓胀的病机认识,从东垣与丹溪的“湿热论”,到赵养葵、孙一奎的“火衰论”,再至喻昌的“水裹气结血凝论”,也是越分析越透彻,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了治疗效果。明代继承了金元的学术成就并有所发展。如薛己的《内科摘要》在学术上受李杲善于温补的影响,而有所发展,是我国最早用内科病名的医书。虞抟的《医学正传》则发展了朱丹溪的学说。王纶明确指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是对当时内科学术思想的总结。另外,龚廷贤所著《寿世保元》,先基础,后临床,先论述,后列方,并附医案,取材丰富,立论精详,选方切用,适于内科临床参考。《景岳全书》为纠正金元刘、张嗜用寒凉攻伐之偏,倡导人之生气以阳为主,指出人体“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力主温补之法,是书论内科杂病部分计28卷,记述70余种病证的证治,每病证均引录古说,参以己见。张景岳对内科许多病证病理之分析与归纳极为精辟,治则方药也多有心得,在这部分内容中,张氏结合病证对温补学说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明清时代,在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突出地位的要算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使内科学之外感病的实践与理论进入更高、更完善的境界。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传染病学中较早的专门论著,他认为瘟疫有别于其他热性病,它不因感受“六气”所致,而以感染“戾气”和机体机能状况不良为发病主因。并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人,无论老少强弱,触之皆病。这一认识,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见解。叶天士的《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其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概括了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规律,成为外感温病的纲领;其次,根据温病的发病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病变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再者,在温病诊断上,总结前人经验,创造地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与白痦的方法。这就为温病学说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吴鞠通在叶氏学说基础上著成《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论述风温、温热、瘟疫等9种温病的证治,并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法,使温病学说更趋系统和完整,建立了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其后,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对湿温病进行了深入研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施治。也都对温病学说作了发挥和补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

在内科杂症方面,明清也有一定发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发生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的观点,加深了对疾病发生本质的认识,故而提高了疾病诊疗和理论水平。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极为实用,熊笱著的《中风论》及尤在泾著的《金匮翼》对中风病的叙述,胡慎柔著的《慎柔五书》、绮石著的《理虚元鉴》对虚劳病的分析,卢之颐著的《痃疟论疏》对劳疾的认识,都可称之为内科专篇专著,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时,对血症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对瘀血证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创立了活血化瘀诸方,特别是为气虚血瘀所制益气活血之补阳还五汤更属创举,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唐容川的《血证论》是论述血症的专著,对血症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并提出治血证四大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医学传人我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中西汇通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导向错误,不能正确引导中西两种医学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反而企图扼杀中医,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发扬中医学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建立,使内科学同其他各学科一样,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内科学》统编教材的几次修订和使用,一些中医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著书立说,如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蒲辅周的《医案》、《医话》,任应秋的《论医集》都有一定的见解和发挥。1983年的“衡阳会议”和1985年的“合肥会议”对振兴中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一决定得到全国的响应,各类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中医药队伍不断成长,造就出一大批内科专业人才,既继承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又汲取了现代中医内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成就、新技术、新进展,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促进了中医内科学的迅速发展,为中医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第三节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命名及其特点

中医内科学所包含的疾病,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历代医家的积累和疾病谱的变化而与日俱增。为了方便学习研究与临床应用,探讨内科疾病分类的方法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金匮要略》一书中,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痉、湿、喝三者皆是从太阳经开始,为来自外感的病证,故合为一篇利于鉴别;消渴、小便不利、淋病均属小便异常症状,故列为一篇论述;呕、吐、哕、下利又都是胃肠疾病,合在一起讨论,易于辨证施治等。这种分类尽管粗糙,但在疾病分类方面的探索却是有益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证候学专著,其以“候”类述,共1739则,可见书中证候分类之细,该书把风病、虚劳病、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作为全身性疾病,然后再按证候特征或脏腑生理系统进行分类。此种分类,实有过繁之感。《千金方》则由博返约,初步进行归纳。将风病、伤寒、脚气、消渴、水肿等作为全身性疾病,其他疾病则归入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等脏腑门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是宋代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但此书按病分类,在疾病分类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如将内科病分为诸风、伤风、诸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杂病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试图按三因将疾病分类,但就某些病证之中,又包含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不同证治,所以也说明此法分类尚未达到尽善之地。《明医杂著》将当时常见内科病证分题讨论,如对发热、劳瘵、泄泻、痢、疟、咳、痰饮、喘胀、饮食过伤、头痛、小便不禁、阳痿、梦遗、暑病等的证治加以论述,重点突出。

《三法六门》把疾病按病因分为风、寒、暑、湿、燥、火、内伤、外伤、内积、外积共十门,这对后世《医门法律》影响颇大,是书将前六者及诸杂证分门别类,著成一书。《医学纲目》则按脏腑分部加以分类。如肝胆部,论述中风、癫痫、痉厥等病;小肠部,论述心痛、胸痛、谵妄等病;脾胃部,论述内伤饮食、诸痰、诸痞等病;肺大肠部,论述咳嗽、喘急等病;肾膀胱部,论述耳鸣、耳聋、骨病、牙痛等;伤寒部,论述伤寒病为主,兼及温病、暑病、瘟疫等,也可以看出著者在分类学上所下的苦心。《证因脉治》将所论病证又以外感、内伤分类,可以说是以外感、内伤对疾病进行分类的雏形。《证治汇补》将内科杂病分为八门,提纲门列中风、伤风、中寒、暑、湿、燥、火等证,内因门列气、血、痰、郁证及虚损劳倦等,外体门列发热、恶寒、汗病、疟等,上窍门列眩晕、头痛、五官等病,胸膈门列咳嗽、喘、哮、呕吐、反胃等,腹胁门列心病、腹痛、霍乱等,腰膝门列痿蹙、疝、脚气等,下窍门列泄泻、痢、便血、淋、遗精等,探讨了按部位分类的方法。《医学实在易》以表证、里证、寒证、热证、实证、虚证分类讨论疾病的证治。

纵观历代医家对内科疾病的分类,尚未统一看法。为了指导临床,寻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类法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多数医家认为以病因、病理变化为纲对内科疾病加以分类较为合适。以病因为纲,可将内科疾病分为外感疾病和内伤疾病两大类。外感疾病,是由外感六*等邪气所致;内伤疾病是由情志刺激、饮食劳倦、起居失常以及脏腑功能失调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如气血津液输布失常所生之痰浊、瘀血等引发。诚然,这两类疾病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些外感疾病可变为内伤疾病,内伤疾病使正气亏虚也易感受外邪,在病程的某一阶段可以变为外感疾病。以病理变化为纲可将内科疾病分为热病与杂病两大类。热病包括一切外感热证,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为传变特点的病症;杂病包括以脏腑功能失调为主而产生的病证。

病因分类,突出了病因的特殊性,便于临床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病理分类反映了疾病病理变化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因为病理主要是脏腑功能失调造成的,故可以进一步按五脏六腑进行分类。

病理分类法是在病因分类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病因分类的补充。因此,临床上可把这两类分类法结合起来,称之为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

外感热病,根据感受邪气的不同可分为伤寒与温病,温病又可分为温热病与湿热病。温热病包括了风温、春温、冬温、秋燥、温毒、温疫等;湿热病包括了湿温、伏暑、暑温等。按发病特点,温病又可分为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两类,如风温、冬温、暑温、秋燥属新感温病,春温、伏暑则属伏气温病。

内伤杂病分类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人体是一个以脏腑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外联四肢百骸、五官九窍,以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以经络为通路。因此,内伤杂病虽多,但其病理变化始终不离脏腑功能紊乱、经络通路障碍、气血津液生成运行输布失常。故内伤杂病的分类,则按照不同脏腑生理病理变化而分为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脾胃病证、肝系病证、肾系病证、经络病证、气血津液病证等。

中医内科病证的命名原则主要是以病因、病机、病理产物、病位、主症、体征为依据。如以病因命名的中风、中暑、虫证等;以病机命名的郁证、痹证、厥证等;以病理产物命名的痰饮等;以病位命名的胸痹、肝着、肾着、肺痿等;以主症命名的咳嗽、喘证、呕吐、泄泻、眩晕等;以主要体征命名的黄疸、积聚、水肿、鼓胀等。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命名有其自身的固有特点,大部分是以临床症状和体征来命名,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但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命名方法已具有确定的含义,在中医内科学术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迄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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