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上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出自日本诗歌集《万叶集》，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个源于日本古籍的年号。然而，《万叶集》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日本新年号为“令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愿每位日本人，都能如度过寒冬、在春日中盛开的梅花一般，在对明天充满希望的同时，各自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安倍还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美的大自然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一国格移交给下一代。希望人民在美丽的心灵当中，孕育滋养出文化，正因怀有此番心愿，最终将年号选定为“令和”，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自此“令和”成为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具体来说，“令和”出自《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32首的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佩后之香”。在“令和”之前的247个年号中，凡是得以辨明出处的年号均出自中国古籍。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尽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万叶集》仍然无法抹去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公开资料显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日籍教授、原日本读卖新闻编辑委员加藤隆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还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写法记录下来。而且，《万叶集》收录了118首关于梅花的诗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国审美的影响。不过“和”代表“和风”，因此加藤隆则认为“令和”带有中日融合的含义。

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将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即位新天皇，当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新年号“令和”。自此，始于1989年1月的“平成”时代，仅剩1个月便将退出历史舞台。▲

最早是在14世纪初，因为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开始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为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所以当时称他们为倭寇。

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

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

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扩展资料：

戚继光荡平倭寇：

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初筑海上 16 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明史纪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乱》），取得了一些成效。

至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1528-11-12－1588-01-05) 汉族，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

父死，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积极抗御倭寇。

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慓悍”的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 3000 多人的新军。

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

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扫平浙东。

次年率 6000 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

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斩级二千二百”。

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倭寇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

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

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

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洲，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 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扶桑、倭国－日本

高丽、新罗－朝鲜

安南、交趾、占城－越南

暹罗－泰国

扶南、真腊－柬埔寨

天竺、身毒－印度

波斯－伊朗

大食－阿拉伯帝国

天方－麦加

大秦－罗马帝国

满刺加－马六甲

淡马锡－新加坡

吕宋—菲律宾

南掌—老挝

爪洼－印度尼西亚爪洼岛

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

椤伽、锡兰－斯里兰卡

榜葛剌－孟加拉国

罗刹、斡罗斯－俄罗斯

大西洋国—西班牙

红毛国、和兰—荷兰

勃泥—文莱

骠国—缅甸

琉球—琉球群岛

溜山—马尔代夫

这句话是蒋介石说的。当时的蒋介石，在得知南京大屠杀后，他在当天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意思就是:日军残杀“我”南京的人民，奸*妇女。“我”军(不敌日寇)陷入困境进退两难，身为同胞痛苦至极。”

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

泥淖:烂泥浆区。比喻困境、麻烦。

进退维谷:前进或后退都陷于困难的境地，形容处于十分不利的局势。

同胞: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