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1992)，约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动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荆州鸡公山发掘出五处人类遗址和两个石器加工区。1993年，在南京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距今达35万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内发掘出烟墩堡遗址，并有多种石制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内容更丰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狩猎场所和屠宰场，还发现许多陶制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的动物遗骸和人工培植的稻谷标本，当然还发现好多陶制品。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划符号。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出连排房屋，长26米，进深7米，共八套，而且发现绘有推拉式门型，甚为可贵。1993年至1995年在郑州北郊发现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面略呈圆形，西墙残存60余米，北墙残存230米，最高处达3米，土墙为板筑法。据测定距今已达五千年，如此一来，我国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认定的还可上推千余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库区发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有居住区、仓窖区、墓葬区和石器制造场。也发掘出石壁、钺等“礼器”，说明那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社会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兴隆洼遗址，有围沟、房址、窖穴等，为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达八千余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层的房址三十一处，还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连排式，内部空间灵活，外形整齐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筑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遗址，发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建筑基址上有夯土层，夯窝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这里属良渚文化层，说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当高超的建筑技术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发现距今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许多资料，不但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中国古老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绝非自西方迁来，而且早就有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正文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899年,王懿荣在 中药 “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1928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 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傅氏(傅斯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长)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 文化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 国学 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地理 位置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地理坐标为114°18′50″E，36°07′36″N，海拔约80m，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 手工 作坊等。

　文物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洹北商城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215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延长了殷商的历史时间，延伸了殷墟的范围。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2017年5月3日报道，考古人员在殷墟大遗址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18座匈奴墓葬。这些匈奴墓葬排列整齐，墓葬形制相同。从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些墓葬晚于殷墟时期，且与中原墓葬的形制内容有所不同。它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

　发掘沿革

　据《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近500年，是具备疆域国家形态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第一位商王名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亳”建国 ，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 政治 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 办法 ，前后共有31位商王。

　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 ，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 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

　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 宋、元时期，安阳一带多有青铜器出土，引起关注，但被认为是商王河亶甲的相都。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成为由数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居民点。清末以来，小屯居民在耕作中常从地下挖到碎骨片。19世纪末，当地传闻碎骨即所谓的龙骨，可以治病，于是村民 收集 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所 收藏 龙骨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锷。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1908年(一说说1910年)，罗振玉经多方探求，始知甲骨出于“滨洹之小屯”，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至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1917年，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出土过程

　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

　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 抗日战争 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2米深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这座城址的年代略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 植物 )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商朝逐渐成为信史。[15]

　遗址价值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 学科 ——甲骨学。[16]

　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 乐器 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

　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 礼仪 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16]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9]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 国际 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评价

　国内评价

　郭沫若：①“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②“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③“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陈运和：“甲骨文乐得跳出殷墟，青铜器乐得跳出殷墟重见天日，真是安阳小屯村的特大欢喜”。

　夏鼐：①“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②“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 雕刻 、马驾的车子、刻文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

　金秉模：“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的价值很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也是很好的。殷墟YH127甲骨窖穴是人类东方最早的档案库。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

　江泽民：“这个地方学问很深，很有发展前途。”

　国外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殷墟“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作出了以下评价：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

空闲时，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家里喝喝茶，你会不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这个梦想，因为考古变得不再遥远，洛阳就发掘出了1200年前白居易的豪宅。这个宅子不是别的，正是白居易心心念的洛阳履道里宅园。

履道坊在隋唐洛阳城中的位置

这处1992年发掘的白居易故居，一经发现便震撼世人，各种保护开发的呼声不断，然而，在接下来至少26年的时间里，故居遗址的保护开发一波三折，至今仍未向公众开放，让人遗憾。

白居易履道里宅园示意图

白居易宅园重见天日，出土石经幢上有“白居易”佐证

白居易曾在100多首诗中提及此居，他在《池上篇》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白居易故居遗址俯瞰图（旧图）

正是白居易在《池上篇》的序中详细记载了位置，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线索：“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

故居遗址上的建筑基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曾对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区进行过全面、细致的勘探工作，1992年10月14日对履道坊白居易故居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出的主要遗迹有坊间道路、水渠、房屋居址、园林中的瓦渣小路等，还出土了大批的唐宋遗物。

在白居易住宅遗址当中，出土了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骨器等，还发现了100多件三彩器。容器的种类有壶、罐、盘、碗等，都是日常用具。

四川考古发现的遗址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邛窑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十二桥遗址、明蜀王陵墓群、罗家坝遗址、茶马古道遗址、蜀道等。

1、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文物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2、 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 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其太阳神鸟环十分绚丽。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但是没有城墙，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3、邛窑遗址：

邛窑历史悠久，在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自南朝至两宋，共经历了八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的四川古陶瓷窑址中，烧造时间最长、产品最丰富、造型纹饰最美的名窑。在南朝即广泛使用化妆土美化陶瓷；在隋代就独树一帜地创造了釉下彩绘；唐至五代以其釉下彩绘著称于世，达到了它的历史高峰；五代至两宋，还创烧了有名的“省油灯”，大大扩展了瓷业生产范围。

邛窑现存有13个窑堡，其中以十方堂邛窑遗址和固驿瓦窑山邛窑遗址最为著名。1983年四川省考古队在十方堂邛窑遗址发掘，出土各种完残器物10000余件。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从产品到窑炉、窑具都有完整的实物，它对中国古陶瓷史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等。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　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　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

　　编辑本段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汉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土洞墓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等。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一般葬具都很简陋，随葬品极为贫乏。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无论是新发现的遗址的数量，还是其内容的重要性，更是以往望尘莫及。过去只知道仰韶、龙山。

仰韶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在河南渑池发掘的仰韶文化，以红陶、彩陶为特征。

龙山是指以山东章丘县龙山镇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灰陶为特征，最典型的是一种薄胎，黑而光亮的被称为蛋壳黑陶的陶器。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由梁思永等人发掘的。梁思永是梁启超的二公子，他学考古是梁启超的决定，可见考古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按早晚顺序讲，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有距今10000年到12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邕宁顶蛳山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等。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火候很低，质地粗糙，纹饰简单，代表了陶器刚发明不久的技术水平。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在文化层中还发现了最早的栽培稻遗迹。

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遗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石门皂市文化、城背溪文化等为代表。遗址范围扩大，房基、墓葬都有发现，陶器种类丰富，粟作农业、稻作农业遗迹随处可见。

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除以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有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这个阶段，社会发展迅速，聚落开始分化，等级已经出现。

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除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是早前发现的，新发现的，长江流域上游有宝墩文化，中游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下游有良渚文化，北方地区有小河沿文化等。

至于早期青铜时代，有关夏商代考古，自安阳殷墟发掘之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仅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东先贤遗址等一系列商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等夏文化遗存，以及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东岳石文化，

还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荆南寺类型遗存、吴城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石峡中层文化、浮滨类型遗存等中原周边地区的当地土著文化遗存。

有关周代考古，在周人起家的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西周都城遗址长安一带的沣镐，河南的洛阳以及燕、晋、虢、齐、鲁、应、秦、楚、蜀、吴、越等诸侯国的都邑几乎都有重要发现。不仅是这些地点发现了，各个地点都有丰富的内涵，诸如王侯宫殿、陵墓、手工业作坊乃至形形色色的遗物，可以说应有尽有。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1921年发现。迄今共发现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猿人化石，10万件左右的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和用火遗迹。

出土的实物史料通过研究表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至20万年前，他们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学会使用打制石器和已懂得使用火。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