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军事思想对现代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古代的军事思想都在现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例如，古代中国的军事思想中有许多关于战略、战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等方面的思想，都对现代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思想包括孔子的军事思想、董仲舒的军事思想、孙子的军事思想等。这些思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对于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和完善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古代的军事思想还对现代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古代军事思想中提出的战略思想，如“兵贵神速”、“以逸待劳”等，在现代仍然被广泛应用。同时，古代军事思想中提出的战术思想，如“以少胜多”、“以防为主”等，也在现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总的来说，古代的军事思想对现代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1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因。《吴子兵法》认为“一日争名,二日争利,三日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吴子兵法》虽然未能揭示战争的本质,但对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战争起因的归纳、论述是非常精辟的。

(2)战争的性质。《吴子兵法》指出“一日义兵,二日强兵,三日刚兵,四曰暴兵,五日逆兵。”唧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势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悖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动众而出的军队叫逆兵。虽然没有明显的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但已经明确指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的界线。

(3)战争的作用。《尉缭子》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即认为战争的作用是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司马法》提出以战止战的思想,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杀掉坏人,保护好人,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解放其民,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开战,也是可以的。

2战争与政治、经济主观指导的关系

(1)战争与政治。《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即采用合于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是正常的方法,如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达出来的。《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他们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2)战争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资消耗为代价的。《孙子兵法》指出:“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兵法》中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管仲也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说:“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正因为战争对经济如此依赖,所以,《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慎战思想和“因粮于敌",“务食于散”的补给原则。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争指导原则:“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3)战争与主观指导。战争的胜负,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基本因素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战争组织指挥者的主观指导。我国古代军事家不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主观指导的重要性,而且还分为战前和战中的指导。关于战前的主观指导，《孙子兵法》指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并且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面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关于战中的主观指导，《孙子兵法》指出:“因利面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战争组织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有句话说得比较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虐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面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 -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根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可赢得战争的胜利。

3将帅修养

我国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孙子兵法》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提出了选拔将帅的五方面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三略》认为贤将要具备十二能: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明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滩、能制军权《吴子兵法》中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着五:一日理,二曰备,三日果,四曰戒，五日约”对于考核将帅的标准，《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即“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猝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考核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将帅,因为“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也"。只有充分考核将帅的修养才干,才能正确地选择将帅。

4治军

古代关于治军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严明军纪和加强训练两个方面。一是把严明军纪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魏武侯曾间吴起:“兵何以为胜”吴起回答:"以治为胜。”并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自力,何益于用。”即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不及时军队不听指挥,让止不止,让进不进,这样的军队即使有实力,也没有战斗力。《司马法》指出“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土上截,勇力不相犯。"即对坚决执行命令者给予奖励,对违抗命令者给予严厉惩罚,这样有胆量的壮士,也不敢触犯军纪。二是把加强军队训练,作为治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子兵法》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即认为战争中士卒牺牲往往是由于技能不高,失败于技术不熟练所以,在用兵的原则中,一定要经过教育训练。《司马法》认为“土不先教,不可用也即士卒不经教育训练，是不能用来作战的。荀子指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经城固,敌国不敢缨也。”强调军队不教育训练,步调就不统一，这样退不能守，进不能攻。教育训练后，步调-致就有坚强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敌国就不敢轻易讲犯了。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任何军事思想都具有时代特色，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特点在于具有哲学思辨性和高度概括性，注重智谋，具有相对的政治性与心理普适性。在当今社会，战争多元化使其中的战术有所淘汰，但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仍值得继承与发扬。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的理性认识，是对战争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整理，本身基于战争所处的时代。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则代表了古代理性的战争理念，出于对战争的严谨思考与态势的把握，古代军事家撰写了很多军事论著。现今，中国古代相对比较著名的兵书大约在50部上下，如《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握奇经》，《六韬》，《三略》，《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在这些兵书中，宋代编的武经七书为集各兵家兵书者大成。

　　在这些兵书中，随着各时代兵种演化，装备进步，作战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早期的作战方法已经被后人提炼，修改为了作战原则。例如《六韬·豹韬》中论述了各地形的作战方法，而到了《孙子兵法》中则总结成为了《地形篇》，《九地篇》这一军事地理部分的原则，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拓展。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实质上所谓的兵法演变其实更像是一颗树的成长历程，过时的战斗方法会成为培育未来战斗方法的战略原则。例如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本身的演化过程中，思辨与理性则体现在所有的著作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思辨与理性体现在了政治与人心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定了政治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军事思想演变，政治也愈来愈成为兵书中论述的重要方面，尽管还未达成克劳塞维茨1所认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2”但仍然是一种对战争本质的重要研究，毕竟在各个时期下的政治本身与政治延续的是不一样的。而在《六韬》，《孙子兵法》中也有论述国家，人民对战争的贡献作用。尽管中国古代仍处于“皇室战争”阶段但是仍意识到人民对战争对的影响，这的确是非比寻常的。可见，在任何时期，理性思考与哲学思辨对于战争思想的推进是极其重要的，也恰恰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同时，军队精神也是兵家著作里的必现之处。从《孙子兵法》中《兵势篇》强调“教诫为先严明法度”和《六韬》中《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论述“选择将帅，严明纪律”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家对军队本身精神方面的观点，而这类似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武德”，“精神力量”一样。事实上，在装备，人数相当的战争中军队精神是区别战斗力的最好标准。如同历次中东战争，前期阿拉伯联军虽占据较大军事优势但在内部统帅不和，领导混乱，军队作战精神的低下使得接连丢失领土，最终败于以色列，反而使以色列占领更多领土得以壮大。这就是军队精神的作用，但这种军队精神在古代的军事论著里更多体现在军队集体中，而较少有明显教导士兵个人素质的具体地方。相对于中国，日本吸取《孙子兵法》，《六韬》而成的《万川集海录》则类似于宗教教条加以约束教育士兵，克劳塞维茨也指出武德与个人身上的表现与益处“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3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普遍偏重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倾向，对精神因素进行继承和大力发展和发扬无疑是重要的。从近当代中国历次战争可以看出来一支具有极大军事精神力量的军队是具有极大战斗力的，而这也是为何现今中国军队重视军队精神建设的重要原因。

　　类似于军事精神的情况，在军事作战中的心理活动则是更加体现将军的能力。这将是考验一位将军大局观念的情况。而这恰恰包含了战略运筹与战场机变。相对于克劳塞维茨夸大了战场偶然性，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则着重的论述了应对之法，这在战争的大局布置上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已意识到战争后勤对于战争的助力，而各种计谋的运用则也是大放异彩。战场上的计谋交错含有心理战的因素。类似《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军争篇》，《九变篇》，《虚实篇》所述的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等计谋原则体现了心理战和战场大局观的作用。而在现代战争，甚至是商业政治博弈中，大局观与心理战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现今，各种由兵法衍生出来的经营类书籍，和现代战场指挥官的回忆录都集中体现了心理战和大局观在各个方面的事业的巨大推动力。这足以可见，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所体现的大局观与心理战因素作用于现代战争和生活领域其实是一种很有力的方式。尽力发扬与继承此些思想是必不可少的竞争方式。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

　　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尽管不全面但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的正确主张。而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来自三千年前到174年前的这些宝贵精神文明遗产值得人们铭记，而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更是值得大力继承与发扬。

一、中国军事思想概论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四、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指从1840年至1949这一段时间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东、西方军事思想相互碰撞、交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思想，它既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根基，又有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色彩。

（一）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暴露出清王朝军事思想的严重弱点。随着列强多次侵华战争的进行和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并由此发生了此消彼长或相互融合的历史性演变，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1、萌芽时期（1840-1860）

期间进行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9世纪40年代，当西方列强的战船载着大炮尾随着罪恶的鸦片船闯入中国海口时，手持大刀、盾牌和粗陋火枪的清军官兵突然发现，自己祖辈引以为豪的军事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哪些凶恶狡猾的外国侵略者不肯以国人熟悉的战法堂堂正正贴身肉搏，代之以火力强大的洋枪远远轰击，或派出小部队登陆侧击。这对于习惯以密集的方阵队形，注重一线正面设防或死守炮台的清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初步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对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冲破了清朝统治者“以骑射为根本”的思想束缚，从国外购进一批火炮装备了军队，因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局部变革时期（1861-1894）

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清军收复新疆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侵入的双重目的，继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了一场“自强”运动（史称“洋务运动”）。他们的方针是“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首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西式枪炮战舰，为新的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清朝开始向西方购买舰船，加紧筹办海防。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兴办聘有洋人当教官的军事学堂，从那时起，吸收并贯彻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

由于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建军、作战思想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治军方面，仍未能脱出清军原来的体制。作战指导思想严重滞后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多实行单纯防御。

3、全面变革时期（1895-1911）

此期间发生了清军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和辛亥革命。而后中国陷入内战连绵的军阀混战时期。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主张全面仿照西法创练新式陆军。清政府也看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决定改革陆军军制，按照西法编练新军。此时所编的新军，设有步、马、炮、工程各队，一律装备新式枪炮，采用德国操典练兵。这是晚清建军思想上从旧营制向“以步队为主，骑、炮、工程队为辅”的合成军队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1900年，清军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失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变革政治、军事制度，改为以日本陆军编制为蓝本，普练新军，确立了全面学习外国先进军制的思想，标志着清代军制正式步入近代化的轨道。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由陆军小学、中学、大学和专门军事技术学校组成的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在清军实行全面变革的过程中，还翻译、编撰了一批军事学术著作，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军制学、战略学等开始在中国传播。

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内容，仍偏重于军事方面。但作战样式及作战思想较以前有了明显变化。司令部作用提高，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来机动部队和提高指挥效率。由于机械地套用外军做法，作战样式偏重于阵地战。

4、进一步发展时期（1912-1949）

此期间进行了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以及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方针。他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在建军思想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本着统一军权、改革军制的指导思想，着手军队的整顿和建设。他逐一击败各地方割据势力后，开始改革军制、建立军事统率机构、更新武器装备、健全后勤供应系统；组建装甲兵等特种兵，发展空军，加强海军，形成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本着“打仗就是打将”的指导思想，举办各种军事学校和军官训练团，培养军官和各类专业人才，把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主要内容

1、晚清时期的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以新的思考方式，探讨拯救民族危亡之道。而当务之急莫过于军事方面的需求了。

战略方面：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金锁铜关”的藩篱，带给华夏前所未有的“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深重民族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发了林则徐等人的爱国主义军事思想。身临鸦片战争硝烟之中的林则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抗英军，保卫中国海疆。他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改过去那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陋习，主动了解西方世界，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他根据敌优我劣的特点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防御思想，不与敌在远洋接战，而在海口或陆地歼敌。强调发动人民，依靠民间丁勇助守海防，开创了近代中国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先河。

以后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晚清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但是，那时的统治者只强调军事技术和战术，而对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则不予重视，没有组织高级将领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掌握近代条件下的作战知识。所以武器舰船虽然坚固，但缺乏深通学术和军事思想的将帅，在战争指导上，抱残守缺，因袭过去所用的那一套“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以静制动”的陈旧战法，最终变成了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队建设：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溃不成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但由于清军弊端积重难返，改革收效甚微，尤其是军队建制仍保持旧的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就在实践中碰了壁。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不堪一击，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导致新建陆军基本上模仿德国，可以说全盘西化。后又聘请日本教官，依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以此为起点，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骑射为根本，基本使用刀矛弓箭，长期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状况。鸦片战争后，外国先进武器被引进中国，国内兵工厂也开始仿造部分新式武器。火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80年代以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工厂也进行仿制。1910年首次输入飞机。这一时期，冷热兵器消长的速度很快，但中国军队中仍处于冷热兵器共存状态，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

国防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光添彩的，应首推当时勃兴的国防思想。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塞防、海防之争。“塞防论”者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对付沙俄，收复新疆。“海防论”者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主张暂弃新疆，专注海防。最后，清朝统治者针对西北“形势日迫”，野心勃勃的沙俄侵吞我国土的现实以及西方列强频繁入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严峻局势，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在并重论战略方针指导下，一方面出兵新疆，扫荡了统治新疆达13年的反动政权，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光辉一页。另一方面，致力于海军建设。这不仅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缺乏和轻视制海权思想所造成的可悲局面，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反思。

2、民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辛亥革命前后，历史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到了前台。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军理论。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建立革命军”的设想，但出于当时秘密斗争的客观环境，未能实现。通过一次次武装起义，一次次讨伐军阀的战争，而又一次次碰壁、失败，孙中山开始真正懂得了应该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和怎样建立武装力量。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要求这支革命的新型武装力量，“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为此，他真心实意地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幸的是，孙中山建军思想刚刚得以付诸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这笔遗产，无疑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

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在尔后的22年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出现和形成了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两支军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广泛意义上讲，这一阶段的军队近代化，也应包括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本章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即着眼于整顿多达200万的臃肿军队，把统一军令作为当务之急。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职能，决定裁并军队。宣布新的征兵制度，筹建各种学校，并从西方购置了大批先进武器，改革训练计划。审定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3个师。在海空军建设方面，在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吨。空军建设起步较晚。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千余人，机场262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接受了一批外国军援，作战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近代化程度又有所提高。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扩军备战，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军队近代化步伐大为加快。与此同时，向官兵灌输绝对服从命令、“忠于领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甚至设立特务组织，监视官兵言行，实行恐怖统治。然而时仅3年，这支拥有美式装备的430万人的庞大军队，同它的政权一起，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是战略战术原则。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战争中，创造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根据复杂多变的敌我态势，采取了“速与作战，一举破敌”的方针，趁敌不意，迅速接敌；在进攻时，则以有限兵力，实施协同作战，采取主攻、助攻、佯攻等多种作战形式。在防御中，又有集中用兵，待敌分散，有隙可乘时，分头破之。而后又制定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思想，一面对日本妥协，一面加紧“围剿”红军，使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以空间换取时间”，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在正面战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日军。但是，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减弱了全民抗战的力量。尤其在抗战初期，实行以阵地战为主的专守防御方针，使大片国土沦丧，军队损失惨重，而消耗敌军不多。中后期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结果正面战场的部队只知死守阵地，被动应战，最终导致战略性溃败。

三是国防建设思想。孙中山等从国家危亡的现实和自身奋斗的征程中，逐步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辛亥革命第二年，孙中山就着手撰写《实业计划书》和《国防计划书纲目》。实业计划，可以说是孙中山部署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国防计划书纲目》中，孙中山拟定了62项纲目，包括发展海、陆、空军等项，提纲挈领地展示了他对国防建设的整体规划。孙中山国防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于国防与民生兼顾。“衣食足兵，强兵富国”是孙中山国防思想的反映。孙中山的国防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六个方面：

（1）“划分军区”。鉴于晚清时期军阀化倾向的严重，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军事指挥官又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无调动和指挥各省军队的权力，因此孙中山主张革除军事体制弊端，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主要设想是除重划全国行政区域外，全国再划分数个大军区，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不仅可以集中精力于军备建设，也可以实现军政分开，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2）“统一军制”。他亲自拟定了革命军的步兵编制，要求平时训练，一定要按编制进行，战时才利于指挥。

（3）实行“精兵”政策。鉴于民国初期军队庞杂，兵匪一家的状况，孙中山主张整编现有军队，提高军队的素质。具体办法：将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尽行裁遣，留得“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实行“工兵”政策，对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农业及职业教育，使士兵退出现役时有就业机会，不致成为散兵游勇；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役”，使每一国民不仅能享受国家权利，也能为国家尽义务。

（4）进行“军事教育”。在全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和中学里普及军事教育，以利于战时扩充兵员。

（5）“扩大兵工厂”。首先要增加武器生产，供给军队充足的武器，同时向国外定购各种新式兵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

（6）提倡研究军事科学。孙中山认为， 中国在古代虽然有丰富的军事学说，但近代以来，军事科学太落后，而由于长期以来重文轻武，造成民风柔弱，不能适应近代国际战争的需要。所以他主张“中国在前清时代，对日、法战争所以失败，在军事学问之不足”，“所以军学最重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余”。他呼吁军界要“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使中华民国富武之保障。”

（三）基本特点

中国在百余年间完成了从传统军事思想向近代军事思想的过渡，就其发展速度而言，远胜于以往上千年所走过的历史进程。但它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打击，使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

但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往往在被外敌击败之后，迫于形势而改弦更张，抛弃一些旧东西，蹒跚地向前迈出一步。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处于凝固和封闭式状态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十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催化和推动。然而，无论在清末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旧中国，其经济基础之脆弱，生产水平之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谈不上有一个具有一定基础的国防工业体系。中国社会的落后，决定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并非是植根于自身机体的自然发展，而主要是模仿欧美。

在借鉴欧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过程中，既存在照搬照套、生吞活剥、忽视中国优良传统的倾向，如清末新军开始编练时，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中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都好，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它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军队改革的捷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相关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看到，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我们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不能搞全盘弃中求洋。如果背离国情，盲目西化，只会落得个外国的东西学不着，中国的优秀传统又被丢掉的结果。也存在死守住封建宗法思想不放，拒绝接受时代精华的倾向，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但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事思想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从世界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开始移植、萌芽之时，传统观念和落后意识就顽固地加以抵制。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健康发展。 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事思想才有生命力。

（四）地位作用

1、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巨大突破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它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来说是个巨大的突破，作为当时新兴的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它体现了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精神，在军事制度、作战方法、作战指挥等许多领域都有创新的认识。

2、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军事思想领域的变化也特别巨大，中国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内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产生了第一次碰撞，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军事思想，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尔后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在社会改革大潮和西方军事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军事思想走上了理性上的、能动的科学探索。

3、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传统框架中走了出来，开始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为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它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律、近代战争的规律。因而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有益的认识来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军事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依赖于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

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一切真正反映军事规律的军事思想，都是军事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升华。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或者是自身的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或者是从间接的军事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或者兼而有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虽然也融进了他们自身军事实践的经验，但主要是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大量吸取了古今中外军事实践的有益经验。

军事实践对军事思想的需求推动着军事思想的发展。军事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实践需要新的思想去指导，从而推动军事思想的不断发展。每当军事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原有的军事思想难以完全适应新的军事实践时，军事实践对新的军事思想的呼唤就显得格外强烈，并往往成为军事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契机。

军事实践在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还具有检验作用。军事思想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或军事建设的实践，才能得到检验。接受军事实践检验的过程，也就是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过程，正确的得以丰富和深化，不完善的得以修正和补充，过时的必将被抛弃。科学意义上的实践检验不是个例的验证，一种军事思想是否反映了客观军事规律，必须经过军事实践的多次检验，仅凭某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就作结论，很容易陷入片面性。只有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才能推动军事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在军事实践对军事思想的检验过程中，战争实践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一种军事思想科学与否，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最终得到检验。

强调军事思想随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意味着军事思想是在军事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需要通过人们的总结加工，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总结加工。离开这个条件，军事思想也是难以向前发展的。

军事思想随着战争的产生、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战争实践在认识上的飞跃而产生和发展，是人们对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或是自身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或是从间接的军事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或兼而有之。

（三）军事思想在激烈尖锐的相互对抗竞争中发展

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敌对双方总是竞相抢占军事思想的制高点，以便在军事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军事思想史就是一部在相互对抗竞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高度繁荣，17～19世纪初期欧洲军事思想的近代化飞跃，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新的军事思想大量涌现，都与当时激烈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敌对双方的对抗与竞争在和平时期也同样存在，有时还相当尖锐。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苏联两大军事集团在冷战中互为对手，不断推出各自新的军事思想。经验证明，在敌对双方的对抗竞争中，谁的军事思想落后，谁就会在军事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导致严重挫折或失败。因此，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在和平时期也应高度重视军事思想研究，善于随着情况的变化提出新的军事思想，为正确进行军事斗争提供理论指导。对于曾经在以往战争中赢得过许多重大胜利的军队和国家来说，只有充分认识和平时期军事思想发展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和保守倾向，积极探索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使军事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实施正确指导，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思想源于战争实践，而战争是对抗双方大展各自军事思想的舞台。在战争中为了取得胜利，敌对双方总是竞相抢占军事思想的制高点，以便在军事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思想就是在激烈的相互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如德国古德里安提出“闪击战”理论。

（四）军事思想在继承和借鉴优秀成果中发展

各种军事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各种军事思想又都是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凡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军事思想，除揭示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外，还能反映军事领域的一些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知彼知己，集中兵力，目标与手段的一致，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突然性和机动性等，就是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战争指导原则。这就使后人可以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财富，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有益的军事思想成果。

战争绝不是疆场上的旅游、消遣娱乐，也不是赌场上的下注争个输赢，寻找刺激。当战争为某种特殊的目标而演变成暴力冲突时，无论打败仗还是打胜仗，面临的现实都是相当严峻的。战争作为国家之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必须认真地加以考察和研究。孙武把战争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指出了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也阐明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对军队胜败的原因，国家存亡的规律加以认真考察研究。其要求在于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并审慎地运用战争手段。由此说，《孙子兵法》是一部研究、反映古代战争规律的“兵学圣典”。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或发展都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一个时期新的思想理论的出现，首先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吸收和改造前人思想资料并加以提高的结果。孙武关于战争观问题的论述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前人思想资料、家传兵书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提出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和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诸侯列国变法图强，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作为重大社会现象的战争问题，社会各阶层都有所体验和观察，尤其是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各方名士贤达纷纷发表言论，有许多观点已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深度。如《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认为战争具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等多项功能和意义。道家创始人老子则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老子》第六十九章），并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第三十章）。孙武吸取了上述观点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对当时战争的实际观察，从而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

军事思想发展史表明，重视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的军事思想成果，借鉴和汲取异域军事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促进自身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就是他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运用；同时也广泛借鉴了来自其他方面的军事思想精华。其他著名军事思想家，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都离不开继承和借鉴，只不过有范围大小和具体内容的不同。

正确地继承和借鉴，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要把反映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认识同现实条件联系起来，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通过继承和借鉴，博采众长，创造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思想。

要取得军事活动中最高斗争形式战争的胜利，其行动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主观指导必须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因此，军事思想不但揭示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军事活动的特殊规律，还揭示军事领域中的一般规律和具有稳定性的普遍性矛盾。

（五）军事思想在与哲学思想的相互促进中发展

科学的军事思想从来都是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的，哲学的进步往往是军事思想变革的先导。从14～16世纪前期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出现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为欧洲军事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产生，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成为革命人民以弱胜强的制胜科学，首先就在于它们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军事思想的发展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哲学成就，有的甚至成为一个时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著作。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名篇，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不仅在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的这种密切联系，要求研究和发展军事思想必须时刻关注哲学领域的发展变化，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成果中汲取营养。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军事活动以来，军事就是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辩证规律发展的。由于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生死存亡，所以人们远在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军事问题。孙中山解读《孙子兵法》后，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军事哲学。”因此，军事家为了战争的胜利常常寻求哲学的指导。

四、军事思想发展简史

（一）古代军事思想

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战争已开始频繁发生，促使了奴隶主阶级军事思想的萌芽和产生。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后，战争的规模、样式、性质、作用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战争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目的，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有了专门的军队组织和相应的军事制度，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主要代表作有《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散战争史》（修昔底德）、《军政》、《军志》、《周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战争的频繁发生和改朝换代的加剧，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铁制兵器替代了铜制兵器，实行了征兵制和募兵制，由单一兵种发展到了步、车、骑、水军并进。人们对战争和军队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其中又以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更为突出。在战争的认识方面、军队建设方面、作战指挥方面、后勤保障方面等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作有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1）先秦军事思想

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前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春秋以前已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政》、《军志》，在《尚书》、《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也包含一些军事思想。从这些史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建军、作战等问题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例如，在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严明赏罚；在战争指导上，既重礼信，又重谋略。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

一是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

二是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以“义兵”讨“不义之兵”是可取的。

三是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应当“慎战”，否则穷兵者亡。

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

五是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

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

八是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九是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

十是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

（2）秦王朝后军事思想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军事理论的国家。几千年有两千多种兵书问世，而且内容丰富全面，论述精辟深刻，不仅指导了历代战争，而且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必将促进军事学术不断向前发展。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

解释：严明刑罚，论功行功赏，有训练的军队方阵也能取胜，圆阵也能取胜，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作战也能取胜，在险要阻绝的地形作战也能取胜。

二是教练，加强军队训练其中《吴子》中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解释：所以，用兵的法则，以教育训练为先决条件。一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十人；十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百人；百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千人；千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万人；万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全军。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战争与主观指导。战争的胜负,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基本因素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战争组织指挥者的主观指导。我国古代军事家不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主观指导的重要性,而且还分为战前和战中的指导。

《孙子兵法》指出:“因利面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战争组织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

《草庐经略》中有句话说得比较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解释：敌情难以预测，因此常胜的一方必须要先熟悉敌情）。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虐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面预揣其必然。

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 -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根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可赢得战争的胜利。

山东工商学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尉缭

-教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