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作为战国时期经籍的古文经书遭到了大浩劫，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藏匿而保存了下来。古文经典在汉初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被重新发现的。⑴是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未，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碧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古文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这里，“武帝末”当记，应作“孝景帝时”（参见清人阎若骇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之“考订）。⑵鲁淹中古文经典的发现。《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谓“淹中”，《汉志》注引苏林门：“里名也”，即鲁（曲阜）—处“里”名叫“淹中”。⑶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古文经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上述三大发现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尚书》、《礼经》、《周官》三种。至于《毛氏诗》、《左氏春秋》等，汉初在民间一直流行着，并不属于新发现的古文经典。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刘欲也受诏协助校理图书。他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同时把《毛诗》也归于古文经典。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者的反对。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文经学得立于学官。但随着新朝的崩溃，王莽和刘歆所设《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周官经》等古文经学博士，自然被废弃。东汉一代，古文经学以“私学”的形态发展，涌现出一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如郑兴郑众父子、杖子春、陈元、桓谭、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卢植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郑、贾之学”及马融的经学成就。马融的杰出弟子郑玄，继承师业，独创名家，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他的经学成就，后世称之为“郑学”或“通学”。

东汉以降直至唐代，古文经学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宋代理学兴起后，经今古文学都失去影响。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代，清初的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程朱、陆王之学的空疏无用，打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旗号，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提倡恢复古文经学。

到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廷压迫的加重，士大夫渐渐脱离“经世致用”的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汉学”（朴学）。它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称“吴派”，起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一支称“皖派”，起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阐明经典中的大义与哲理。另外，由清初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与这两派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其特色是经史并重。以上这些学派，近人又统称为“乾嘉学派”、“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诸子、金石、版本目录等，对于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弊病则在于脱离现实、烦琐细碎。嘉道以还，今文经学重新抬头，但古文经学仍有相当影响，俞御、孙诒让、章太炎可谓晚清古文经学的殿军。尤其是章太炎，他从古文经学的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以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

这个就很多，比如连山归藏，山海图，还有就是对于重要的定义，这些在你看来重要，在他人看来就是一张纸，一个想法，一个世界观而已，什么是最重要的？ 存活下来最重要，不论什么书，什么思想，如果现实世界中它灭亡了，那么，它就是失败的，也活该它被烧掉，这样的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春秋战国之时，中国经历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百家争鸣不止是只有百家，然而影响较大的，只有儒、道、墨、法兵等十家而已。

秦国用法家思想强大起来，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更是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而轻视儒生。提起秦始皇，便免不了当时的“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之时的焚书坑儒，却并非针对的是儒生。

秦始皇重法治天下与“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事件，是指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之事。然而，史书记载中，司马迁只是表述为“焚诗书、坑术士”，及至西汉，才坐实了坑儒之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扶苏曾进言：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当时，一批儒生和游士引经据典，批评时政，不利于统治的稳定。为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性，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的焚毁古书的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古书，大量的古籍被焚毁，又颁布了《挟书令》，凡是藏有儒家经典的治罪。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书籍，都有留下一份，存于官方的图书馆中。

六国新灭，各地思想不统一，借古讽今，评论朝政，焚书之举，是出于维护统治稳定的需要，在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所谓的“坑儒”事件。

然而，所谓坑儒，当时坑杀的，却并非是儒生，而是方士。

所谓方士，即古代炼丹、求仙的术士。秦始皇想要求长生不老，方士侯生、卢生和一大批方士迎合秦始皇的想法，为其寻不老药。

找不到不老药按律当斩，长生不老药本就是虚无之物，于是侯生、卢生不仅逃之夭夭，还诽谤秦始皇贪恋权势，重刑少恩。

得知被骗后的秦始皇大怒之下，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追查两人，并划定四百六十余人坑杀于咸阳。

秦朝之时，天下初定，重法以治天下是时代的需要。

汉初黄老之治

严刑峻法之下民不聊生，经历过秦末汉初的战争动荡，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百废待兴，此时，法家思想已不适应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正如陆贾所言：

“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

针对天下百业待兴的局面，汉初的统治者采用了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给予社会生产充分的恢复时间。

汉高祖刘邦本人，一向轻视学儒之人，常常拿儒士开玩笑，而重视黄老之学。

为刘邦极度重视、为孝惠帝保住帝位的四皓，即都是黄老之学的博士。

孝惠、吕后亦都延用了无为而治的方式进行统治。

文景之时，黄老之学更加昌盛，窦太后更是命令窦氏族人必须只能读黄老之言。

黄老之学，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宽刑减赋之下，人民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朝，已经积累下大量的财富，国力空前雄厚起来。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之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要求，亦或可以说是不能满足汉武帝的要求。

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更加适应汉武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需求。

先是，有丞相卫绾进言，当下朝廷所选官员学说杂乱，干扰国政，想要对官员进行思想的统一。

此后，一批儒生被举荐为官，御史大夫赵绾褒扬儒学，贬斥道家，劝汉武帝改革，然而招致当时崇尚黄老之言的窦太后不满，被全部罢免。

窦太后死后，儒家势力取得了崛起的机会。

元光元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通过三条对策，向汉武帝表述了大一统的儒家思想统治之道，暗合了汉武帝的需求，被汉武帝高度重视。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导致了统治思想的不一致，而儒学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适应着国力强大的武帝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西汉武帝所看好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儒术确立了自己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和在此后的文化中的统治地位。

统治思想的转变，需要按照具体的社会现状而改变，西汉统治者认同了秦朝打天下之时所用的法家思想，而否认其治天下之时的做法，改良黄老之学用于治理天下，而武帝之时的儒学，亦早非战国之时的儒学，而是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良、不断完善、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儒学。

因为秦始皇焚书主要烧的是儒家思想的书籍，并不是把当时所有的书籍都烧了。所以剩下的书籍就一代传一代遗留下来。还有好多古籍是下一代人撰写的，或是关于上一朝代发生的事，或是关于本朝代发生的事，所以现在还有好多古籍。但是现在的古籍大多数都不是原版了，都是复印版或者修改版的。

”焚书坑儒“是指两件事。

一、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次事件就是“焚书”。

二、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此次事件就是“坑儒”。

焚书坑儒巩固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暴政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这一事件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的先河。

扩展资料：

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的焚书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参考资料：

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坑儒事件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死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 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史记》记载的侯生、卢生非议始皇的话来看，诸如：“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上乐以刑杀为威”，明显是用儒家口吻批评偏重法家的秦始皇。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全部坑杀。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但被杀者也有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说明秦始皇主要坑杀乃方士术士，并非儒生。

除了坑杀在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外。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既然扶苏以术士法孔子替术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坑的是“术士”）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卞的宋志辉被秦始皇给诛杀九族。史称斩宋叼，诛九族。

提起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确实是有的。想必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件事而对秦始皇有一肚子怨气！但实际上焚书坑儒或许并非大家想的那样。

其实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并不是一件事情，它实际上是焚诗书与坑术士两件事的合称，这两件事情前后发生也相隔了一年之久。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焚书这件事！

焚书背景：

自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起史上第一个空前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秦朝之后，他自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并自封为秦始皇。但是自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天下并没有太平，在其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他发现自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气象并没有消失殆尽。发现了这件事的秦始皇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统天下，劳苦功高，没有人能比得过自己，自己的思想才应该被广为流传。因此到了公元前213年，他出于对大秦统治的巩固，进一步限制人们的思想为目的，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烧诗书。

影响：

秦始皇下令焚烧的书籍是除了秦朝史书、医药、占卜、农家经典之外的民间藏书，而其它书籍则统一上交并保存至国家图书馆，因此并没有因为焚书而导致大量文学古籍的丢失。由此看来，秦始皇的焚书其实并没有为当时带来多大的影响。

说完焚书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坑儒这件事。

坑儒

所谓坑儒，坑杀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儒家子弟而是一些方道术士。

背景：

坑儒这件事情应该从秦始皇迷恋得道修仙、长生不老的情结说起。

秦始皇晚年迷恋于长生不老，因而四处寻找方道术士为其炼制仙丹。那些术士自知世上并没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因此只能以谎言来欺瞒秦始皇。而其中就有两个术士叫做卢生和侯生，因其无法寻到仙丹而害怕秦始皇怪罪下来，便逃之夭夭。你说你逃了也就逃了嘛，关键是这两个人还在背后说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并于公元前212年下令坑杀了与之相关的术士460余人。

就秦始皇活埋“犯禁者”460余人而言，“坑儒”这件事情确实是惨无人道，但想想秦朝发明的腰斩、车裂等酷刑，这也算是情理之中。只是他的这种暴行加速了大秦帝国的覆灭，而并非坑杀天下所有儒士。

综上所述，所谓的焚书则是秦始皇用来进一步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而坑儒则是秦始皇对欺骗谩骂自己的方道术士进行的一种打击。只能说他生前有过太多暴政，才误导了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