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名:割肉。

　割肉也称凌迟。凌迟通常会对那些犯很严重罪的犯人使用例如：通敌叛国，谋杀双亲等。凌迟在不同地方有许多不同的叫法。凌迟其实是中国公元900年开始使用的一种刑罚，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通常犯人会被绑在公共场所的柱子上，然后犯人身上的肉会被一片片割下来，至于具体如何操作的在古代文献上没有记载因此凌迟在不同地方的具体实施过程都不一样。后来在实行凌迟的过程中会使用麻醉药，也许这是对犯人的仁慈或者只是为了不让犯人在凌迟过程中晕过去。凌迟主要在三个方面惩罚了犯人：首先是对犯人心理的羞辱因为需要被展示在公共场所，再来是对病人身体上的折磨，最后是对于病人死后的羞辱。在一些剥皮时，还会对犯人实施肢解，例如：切割，撕扯，拉扯，斩断以及其他一些分离犯人身体的方法。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共需要用三万六千刀，并且要在最后一刀处死罪犯，方算行刑成功!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时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

36刀。

照片中的主角，也就是正在身受凌迟之刑的人，名叫王维勤，他杀害了李家12口人，被判凌迟处死。据说刽子手会用36刀完成行刑，这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一次完整的凌迟行刑记录。

王维勤，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顺天乡试举人，大挑知县，清末最后一位被凌迟处死之人。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

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凌迟刑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共需要用3357刀，并且要在最后一刀，也就是第3357刀，要将罪犯刺死，才能凌迟成功。

历代刑法考中，把中国古代死刑的处决方法分为了24种，根据罪犯所犯罪行的不同，按照这24种刑法中的相关刑法予以处决。处决场面异常惨烈，当时是允许百姓围观的，百姓把观看处决犯人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最大的一项乐事。 

汉代以前我国拥有各种严酷的刑法：如炮烙、五马分尸、烹煮等，连统治者都觉得残酷至极。到了汉代的时候，死刑的处决办法废除的剩下三项：枭首、腰斩和弃市。隋文帝杨坚直接把死刑的处决方式只保留了两种，一种是绞杀，一种是斩首。唐朝的刑律比隋朝更要轻，贞观三年全国一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只有23人。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这一种最为惨烈的处死手段，让人生不如死。凌迟到了宋朝被加入了刑法。文献通考记载，宋天圣6年，把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这种酷刑加入了刑法当中。宋仁宗听说荆湖一带，有些人专门杀人献给鬼来祈福。频频有人被杀让宋仁宗非常气愤，宋仁宗发誓要抓到这些主谋之后将其千刀万剐，让他们忍受这种痛苦。朱元璋开国之后，将凌迟这种最严酷的处死办法加入了明朝的法律当中。任何人只要犯了大逆不道，恶逆，采生折割这三种罪行的人都要被处以凌迟，采生折割就是摘取人体器官。 

在明朝法律上虽然写着凌迟，但是一般很少用，它属于一种非常极端的刑罚。被处决的犯人会被刽子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刀一刀了却性命，最多的是被割了3600刀。我们所熟知的明朝大太监刘瑾因谋反罪被割了3357刀，被割刀数最多的是天启年间的进士郑曼，他被阉党诬陷，被判决为忤逆大罪，被活活割了3600刀而毙命。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凌迟”俨然化为中国刑罚系统中最典型的惩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凌迟与古代刑罚大相迳庭。虽然“凌迟”一词最早出现在第十世纪，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纪才正式编入刑律。此外，1905年法学史家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极刑获准，也是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毕竟“凌迟”不合乎中国的法学精神、刑罚特性以及应用方法，看起来比较类似“特殊法”的惩戒类型。当然，这项特殊法是隶属于帝王的司法系统，《元律》有记载执行。不过，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建立非刑之正的处罚，毕竟违反正常的法学精神，从建立到废除为止，文人始终称之为残酷、不人道的处罚。

凌迟，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即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清朝末年拍摄的照片，显示为真正的“八刀刑”处决。八刀刑，刽子手利用一篓编上号码的锋利刀具：第一刀，切胸口（一律从左侧开始，下列其他部位亦然）；第二刀，切二头肌；第三刀，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盖；第八刀，枭首。支解后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称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过我们不清楚是否真有这些数目，或只是虚构的数目。明朝时期的“刀”，有切伤和“多”之意，数目累加，行刑时间延长。

如古代刑法志，可以找到历史上诸多将帅、官吏被处以斩断的案例，最恐怖的细节可以联想到厨房的菜单。透过阅读这些历史的插曲，令我对“凌迟”的起源感到迷惑。当然肉体的切割有两种情况：所谓“脔”等极刑时，是将肉体割除殆尽，犯人变成食人者的肉，仇家可在自家厅堂饱食大餐；而“凌迟”之刑则相反，肉体被支解后，人形尚可辨识，事后悬挂街市展示。此外一项基本的差异为：“脔”刑案例极为罕见、独特，官方史学家细心将此保留，作为残忍、可怕的暴君范例。这些案例固然恐怖，但都是轶事，甚至可能只是传言。相反地，从十一世纪末开始，“凌迟”即是确有其名且经常施行的刑罚，并非仅是轶事或传奇，而是真实的骇人史实。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着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

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非常肯定地，它原本是契丹语的一种名词，发音非常接近汉字的“凌迟”，它是契丹辽代政权下所使用的一种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缚的犯人。几经考量之后，这个名词就固定用来指称辽代统治中国所施行的此种肉刑。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它的名词晦涩难懂，虽然不属于为“五刑”系统，但非常明确的具有汉人的字词。然而，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国朝代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宋朝传至元朝，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朝。这几个朝代的中国，如同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样，继续将之传承下去。施行各类凌迟之翘首，首推对抗蒙古大汗、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他颁布《大诰》，已以“凌迟”之刑惩罚各式犯罪，特别是官吏的贪污，甚至无论财物数字如何微小。

《文献通考》指出，大臣用这些刑罚吓阻想要谋取皇位的官吏。南宋时期，凌迟的刑罚愈来愈多，但也有官吏反对，例如陆游的陈情奏表。我认为：用于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仍属有限，这是可能的情况。 我们同样也找到诸多类似惩治叛乱谋反的“凌迟”刑罚，例如613年隋炀帝判处谋反者肢解、穿箭与灭族，而同样地隋朝也曾删除《隋律》中的肉刑。这类刑罚除了运用在司法审判，战争时期也会采用，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见到类似刑罚，通常称为“磔”或“支解”，所以经常会令人联想：“凌迟”一词并非应用于一种肢解的肉刑，而只用于法庭的法律裁决。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于了解：如何于特殊案件使用极端的方法，而能在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完美“刑名”，法官经常得以藉此宣判。

“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的是汉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宋朝“凌迟”刑的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首先，它是遵循人类宗教的牺牲教义，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宋真宗诏令禁止大臣杨守珍支解叛乱者。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爆发党派之争，除了凌迟，腰斩也成为当时经常使用的刑罚。马端临在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后废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力气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不过从元朝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从元朝编入法典一直到1905年清朝废除为止，主要用来惩罚三大类的犯罪：

谋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动、叛国、谋取皇位。

伦常之罪：子女谋害父母、弟幼谋害兄长，妻子谋害丈夫、奴仆谋害主人。

凶残与不人道之罪：活生生斩断他人四肢（施以巫术）；杀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组织帮派以制造恐怖。

元朝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其次的重点是，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朝法律和南宋末年一样，将凌迟予以合法化。元朝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

第一类和第三类仅是将古代的肢解之刑予以合法化，附带一提，相当接近欧洲的犯罪惩罚：在法国，谋害君主之罪，处以四马分尸的极刑，帮派首领须遭受轮刑；在英国，他们采用裂体之刑，和中国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支解，一直实行到十八世纪为止。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时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尽管刘瑾活着时做过一些坏事，但是凌迟仍然是一个以血还血，以恶治恶的办法。凌迟，是不人道的。

再看郑鄤。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祯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清朝初年，为了镇压汉人的民族反抗，凌迟之刑曾广泛推行，并且其施行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明朝。例如行刑的刀数、延续时间等均作了改变。需要注意的是，凌迟行刑并没有固定的手法，各朝各代以及不同时期方式不同，轻者仅“分裂四肢”，重者则“千刀万剐”。清朝初由于“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等一系列野蛮的统治政策，激起了汉民的强烈反抗，此时加大凌迟的行刑残酷程度，目的便是要起到震慑作用。此外，凌迟还往往与其他刑并用，施行极为频繁，以至于文字狱严重的康乾时期，文人仅因一句诗词而被定“大逆”之罪，并处以凌迟，其子孙则发配为奴，甚至还未出世的子子孙孙也要世袭奴籍！

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

一个正宗的刽子凌迟高手，为了练出一手凌迟绝活，狱押司的刽子手与大肉铺一般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遇到执刑的淡季，师傅就带着他们，到肉铺里义务帮工。他们将不知多少头肥猪，片成了包子馅儿，最后都练出了秤一样淮确的手眼功夫，说割一斤，一刀下来，决不会是十五两。接下来是一个500刀级的优秀刽子高手的精彩表演

　　首先刽子手要猛拍犯人的心窝一掌，然后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要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犯人的右胸脯上旋下来。这一刀恰好要旋掉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这时刽子手用刀尖扎住那片肉，高高地举起来，向左右的看客们展示。他的徒弟或助手要在一旁高声报数。接着刽子手要将手腕一抖，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这第一片肉是谢天。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要旋掉左边的乳粒。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是谢地。这两片肉的学名叫钱肉，专祭天地！现在犯人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的一掌，把犯人的心脏打得已经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地减缓了然后，刽子手用一块干净的羊肚子毛巾，蘸着盐水，擦干犯人胸上的血，让刀口犹如树上的崭新的砍痕。刽子手在犯人的胸脯上切了第三刀。这片肉还是如铜钱大小，鱼鳞形状。新刀口与旧刀口边缘相接而又界限分明。这凌迟刑别名又叫“鱼鳞割”，的确是十分地形象贴切。第三刀下去，如果露出的肉茬儿白生生的，只跳出了几个血珍珠，预示着凌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成功的凌迟，是流血很少的，开刀前，突然地一掌拍去，就封闭了犯人的大血脉。他的血此时都集中到腹部和腿肚子里。这样才能如切割萝卜一样，切够刀数，而犯人不死。否则血流如注，腥气逼人，血污肉体，影响观察，下刀无凭，势必搞得一塌糊涂。情况正常的前提下，刽子手会把第三片肉甩向空中，这一甩谓之谢鬼神。

优秀的刽子手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第三刀的特殊情况。如果碰到血流如注、无法下刀的情况，应急的办法是劈头盖脸地浇犯人一桶冷水，让他突然受惊，闭住血道。如果凉水闭不住，就浇上一桶酸醋。《本草纲目》认为醋有收敛之功，劈头浇醋，盖取其收敛之意也。如果此法也无效，那就先在犯人的腿肚子上切下两块肉放血。但这种方法往往会使犯人在执刑未完时就因血竭而死。这时众看客的目光都会随着刽子手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古代的凌迟刑，要将切下来的肉，一片片摆在案头，执刑完毕，监刑官要会同罪犯家属上前点数，多一片或是少一片，都算刽子手违旨。宋朝时一个粗心大意的刽子手执凌迟刑时多割了一刀，被罪犯家属上告，丢了宝贵的性命。所以这个活儿并不好干，干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你想想吧，既要割得均匀，又要让他在最后一刀时停止呼吸，还要牢牢地记住切割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啊，要割整整的一天，有时还要按照上边的吩咐，将执刑的时间拖延三五天，这就使执刑的难度更加巨大，一个铁打的刽子手，执完一个凌迟刑，也要累倒在地。后来的刽子手们学精了，不再把割下来的肉摆放在案子上，而是随手扔掉。老刑场的周围，总是有大群的野狗、乌鸦和老鹰， 所以每逢执凌迟刑，就成了这些畜生们的盛大节日。

刽子手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脔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的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无论多么精彩的戏，也比不上凌迟活人精彩，这也是京城大狱里的高级刽子手根本瞧不起那些在宫廷里受宠的戏子们的根本原因。甩完第三片后，刽子手就开始割第四刀了。这时犯人血道已经闭住了，可以一直割了。如果犯人身体健康、肌肉发达，那么他（她）的肉一定很脆，很好割。这样的犯人才会有的肉。如果凌迟一个胖如猪或是瘦如猴的犯人，刽子手就会很累。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干不出俊活。 刽子手心情一定要安定，趁血脉避住了，一定要用五十刀切尽胸肌。

如此割下第五十片钱肉时，犯人的两边胸肌刚好被旋尽。至此，刽子手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一。徒弟或助手要给他换上一把新刀。此时犯人的胸膛上肋骨毕现，肋骨之间覆盖着一层薄膜，那颗突突跳动的心脏，宛如一只裹在纱布中的野兔。

但目标不是心脏！如果凌迟的是男犯，旋完了胸脯肉之后，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这地方要求三刀割尽，大小不必与其它部位的肉片大小一致。一般说来，男犯人最怕的不是剥皮抽筋，而是割去裆中的宝贝。原因并不是这部位被切割时会有特别的痛苦，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恐惧和人格上的耻辱。绝大多数的男人，宁愿被砍去脑袋，也不愿被切去男根。无论多么强悍的男人，只要把他的档中物一去，他就再也威风不起来了，这就跟剪掉烈马的鬃毛和拔掉公鸡

中国古代对犯罪之人的最重刑罚是死刑，也称极刑。战国前称大辟。其主要方式在先秦时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罄、辜等。尤以凌迟最为残忍。战国及秦，又有凿颠、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汉初以腰斩、弃市、枭首为主。北魏有轘、腰斩、殊死（断头）、弃市四等，后改为枭首、斩、绞三等。北齐、北周因袭不改。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有不载于律书的凌迟。辽初还有投悬崖、射鬼箭、五车轘、生瘗、炮掷等。金代有击脑。此外，历代封建王朝法外酷刑从未间断，棒杀、剥皮和醢等屡见不鲜。凌迟亦作“陵迟”，俗称“剐”。据载："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意思是说凌迟的方法是用锋利的小刀在全身划出一个个口子，一刀刀切碎身上的肉，让全身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男则去势，女则幽闭，都是指宫刑。挖出内脏使其毙命。将尸体分解后，把骨头切碎。有记载称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肝心联络而呻痛之声未息"。就是说，受刑者身上只剩白骨了，嘴和眼睛都还在动；肝和心都挖出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凌迟始于宋仁宗，熙宁之后应用渐多；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公然把它列为死刑名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死刑，但历代行刑之法不尽相同，《宋史刑法志》：“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就是把活人零刀割死。取的就是一个“慢”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此刑法。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作为法外之刑，始于五代。依陆游所记：“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公元九四六年，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第二任皇帝石重贵下令不再使用凌迟之刑。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赵匡胤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赵恒时，内官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赵恒下诏命令将俘虏转运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赵顼时，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赵祯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公元一零七五年，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事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剐”字原作“（这个字打不出来）”，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另”，明朱国帧《通幡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另之”。并注解说，另，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讲传》第二十六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後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如《水游传》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从上面所引《水浒传》中的两段，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况，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的作法是基本一致的。辽代凌迟始定为正式刑名。《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明代律文没有凌迟，而入于《大诰》。清代《大情律例》有凌迟条，公元一九零六年删去。历代封建统治者，多用凌迟处置犯所谓“十恶”中的“谋反”、“谋叛”、“大逆”、“恶逆”等罪的人。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无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车裂也称为"轘"、"轘裂"、"车磔（音折）"。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马车上，让五马同时奔驰，撕裂躯体。在周代就有了轘刑。《左传·宣公十一年》："杀夏征舒，轘诸栗门。"战国时商鞅被车裂。这种残酷的刑罚后来被的暴君使用。秦始皇车裂嫪毐（音涝矮）。东汉车裂张角别党马元义。三国时孙皓车裂张俊。北魏、北齐、北周都有轘裂。隋律废除轘裂，但隋炀帝对杨玄感复行轘裂。唐以后基本不用此刑，仅《辽史·刑法志》载"*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此种死刑通常使用于统治末期。磔分裂肢体后悬首张尸示众的酷刑，又称为辜、搏、磐等。《周礼·秋官·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杀王之亲者，辜之"。秦时又称为矺死。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并磔于弃市，凡非妖逆不得用磔。隋、唐以后，磔不见于正律，但历代统治者仍在法外施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将领导大都人民打死回回官僚阿合马的王著等人磔杀。明代对"谋反"、"大逆"等重罪也常施以磔刑。《明史·刑法志》："后磔流贼赵遂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外刑罚。定杀：即投入水中淹死。秦简载："疠（音厉）者有罪，定杀。"即麻风病人犯罪，就将他投入水中淹死。秦后无定杀规定，但见于将罪犯投水淹死的刑罚。如曹魏的"污（音乌）潴"，北魏的"沉渊"，宋时的"水淹"。定杀可能是最少使用的一种死刑。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将尸体示众。《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秦法："又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后历代均采用弃市执行死刑。枭首斩下人头，悬于木杆上示众。《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嫪毐作乱，败。其徒"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殉，灭其宗。"汉承秦制，对谋反、大逆用枭首刑，如汉高祖"枭故塞王欣投于x阳市"。晋时张斐《律序》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罪之小。"南北朝时，梁律大罪为枭首；陈同；北魏、北周也有枭首刑。隋除之。明、清对强盗罪施用枭首刑。戮对死刑罪犯刑辱示众。秦时是刑辱示众后斩杀，晋是"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此时是"陈尸为戮"。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定有《戮尸条例》，谋杀祖父母、父母者戮尸。清代扩大到对凡杀死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者，均戮尸。其后更推广到强盗案件，凡斩、枭犯在监死亡者，均戮尸。清末废止。剖腹同"剖心"，即剖腹取心，是法外酷刑的一种。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在镇压广西欧希范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时，用"剖腹"然后"醢"之酷刑残杀欧希范等人。斩使犯人身首异处的死刑，汉时也称"殊死"。始见于周。《释名·释丧制》："斫（音啄）头曰斩，斫腰曰腰斩。"秦代死刑中有斩、腰斩，汉、魏死刑中有腰斩，晋、南朝宋有斩，北朝北魏有斩、腰斩，北齐、北周有斩，隋、唐死刑为斩、绞，五代及宋、辽、金、元、明、清法定死刑为斩。可见，斩时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死刑方式。绞对判死刑的人用帛、绳等勒死或用绞刑架绞死的刑罚。绞可保留全尸，故绞为轻。周时即有绞刑。绞刑作为法定刑初见于北齐、北周。晋魏以后，弃市即绞。隋定死刑为斩、绞两等，唐随之，从此除元有斩无绞外，其他各朝均将绞刑列为正刑之内，直至清末。棒杀也称笞杀、"杖杀"、"捶杀"，即用木棒、竹板打死人的刑罚，也是中国古代法外的酷刑。主要事针对朝廷官员。死刑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五刑的其他四种都是罚刑。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犯罪者使用的五种刑罚手段的总称。有关五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流宥五刑”。“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又《大禹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谟》还记载，有一次皋陶问禹：“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说：“女言致可绩行”。五刑的具体名称，见于《尚书·吕刑》的为：墨、劓、剕、宫、大辟；见于《周礼·秋官·司刑》的为墨、劓、宫、刖、杀。五刑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就开始有了刑罚。汉应劭《风俗通》说：“夏禹始作肉刑”。《国语·鲁语上》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己开始用刑罚手段，惩罚迟到的防风氏。《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汉书·刑法志》也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夏代刑罚的具体情况己不可考，周代的刑罚则略详于夏代，墨、劓、宫、刖、大辟等在古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记载。西周的刑罚制度，据《周礼·秋官》说：司刑之职“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罚五百，杀罪五百”。这是周初的情况，到姬满时期，由于阶级斗争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于是命甫侯“作修刑辟”，定：“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这次修订比原来增加了五百条，但五刑制度未变。从文献资料看，西周己较普遍地施行墨、劓、宫、刖、大辟五种刑罚。西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以及缓和阶级矛盾，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曾宣布废除肉刑，以笞、杖来代替。虽然终汉之世，肉刑并未真正废除，但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五刑制度，己开始发生变化。封建地主阶级从他们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即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使其保持劳动能力，比单纯地切断肢体、割裂肌肤更为有利。所以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不断有关于除、复肉刑之议，并对原有的五刑屡加更定。至北齐，己确定鞭、杖、耐（后为徒刑）、流、死为五刑。到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商周以来的墨、劓、宫、刖、大辟五刑制度，终于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这是中国古代刑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的阶段。新的五刑制度直至明、清沿用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