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学家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约公元前422）， 《春秋左传》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 前90年），《史记》班彪（3年~54年）， 中国东汉史学家，班固之父。班固（32年 ~92年），《汉书》陈寿（233年~297年） ，《三国志》常璩（大约291年~361年）， 《华阳国志》范晔（398年~445年），《后

，《史通》

汉书》刘知几（661年~721年）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司马光（ 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郑樵（1 104年~1162年），《通志》洪迈（1123年 ~1202年），《容斋随笔》周去非（1135年 ~1189年），《岭外代答》赵汝适(Zhao Ru 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马端临（ 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汪大渊(1 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李贽(1527 ～1602)，《史纲评要》张燮（1574年~164 0年），《东西洋考》顾炎武（1613年~168 2年） 《日知录》、《肇域志》王夫之（1619 年~1692年） 《读通鉴论》王鸣盛（1722 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 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钱大昕（ 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章学

，《文史通义》

诚（1738年~1801年）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 王韬（1828~18 97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 兰西志》、《美利坚志》、《日本通中国考》 、《琉球朝贡考》、《法越交兵记》、《西古

《西事凡》

史》、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 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史 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柳诒徵（1880年~1956年） 《国史要 义》 陈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 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 《通鉴胡注表微》 陶希圣(1899~1988)，《八十自序》《 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黄现璠（1899年~1982年）《广西壮 族简史》《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 运动》《壮族通史》 冯承钧（1887年~1946年），《成吉 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镇与唐 代蒲昌》《景教碑考》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柳如是 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胡适（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吕思勉(1884年-1957年)，钱穆之师 。著作《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钱穆（1895年~1990年），《国史大 纲》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 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 史事日志》 张荫麟（1906年~1942年） 劳干（1907年~2003年谭骧（1911年~1992年）

历史地图集(8卷)》 全汉升（1912年~2001年） 西方历史学家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 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 ，历史之父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 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古希腊，波利比奥斯（Polybi us）（前200年—前118年），以《历史》( 又译为《通史》、《罗马史》)一书留名传世。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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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这个要从其内容是否珍贵、当时发行量是否大、保存是否完整等多个方面衡量古书的价值。40年代的书算不上古书的范畴，目前来说一般价值不会太高，继续保存下去的话就说不好了。

古籍分为善本和普本两部分将具有珍贵价值的善本划分为一,二,三级;将具有一般价值的普本定为四级一,二,三级之下划分等次;四级之下,不分等次具体条款如下:

31一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特别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古籍

——元代及其以前(包括辽,西夏,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

——明清时期著名学者的代表性批校题跋本

——明清时期朝廷组织编篡的代表性巨帙原本

——明代及其以前铜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及用特殊技法印制的各种有代表性书本

——明代及其以前用特殊纸张写印,具有特殊装帧形式的代表性书本

——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

311一级古籍甲等

北宋及北宋以前(包括辽,西夏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312一级古籍乙等

元代及其以前(包括南宋,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313一级古籍丙等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

——明清时期著名学者的代表性批校题跋本

——明清时期朝廷组织编纂的代表性巨帙原本

——明代及其以前铜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及用特殊技法印制的各种有代表性书本

——明代及其以前用特殊纸张写印,具有特殊装帧形式的代表性书本

——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

32二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重要稿本,刻本,抄本

——明清时期著名藏书家的重要批校题跋本

——清乾隆及其以前内府刻印,抄写的书本,禁毁书,四库零帙及四库底本

——明清时期影刻,影写宋元版本,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的明清时期初刻本,明清时期写印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而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历代行用较短的年号,如明代的洪熙,泰昌,南明的弘光,隆武,以及清代的祺祥等,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如大顺,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末及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套印本及铜版印本等

——明代朱印本,蓝印本,印谱

——明末清初精刻精印本,或带有精美插图的戏曲,小说等

——清代泥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

321二级古籍甲等

明洪武元年(公元l368年)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22二级古籍乙等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23二级古籍丙等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重要稿本,刻本,抄本

——明清时期著名藏书家的重要批校题跋本

——清乾隆及其以前内府刻印,抄写的书本,禁毁书,四库零帙及四库底本

——明清时期影刻,影写宋元版本,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的明清时期初刻本,明清时期写印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而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历代行用较短的年号,如明代的洪熙,泰昌,南明的弘光,隆武,以及清代的祺祥等,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如大顺,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末及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套印本及铜版印本等

——明代朱印本,蓝印本,印谱

——明末清初精刻精印本,或带有精美插图的戏曲,小说等

——清代泥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

33三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比较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翻刻,传抄宋元版及稀见明清人著作的书本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过录明清著名学者,藏书家批校题跋的书本

——清代中晚期精刻精印本,仿刻覆刻宋元版本,朱印本,蓝印本

——清代中晚期采用西方凸版,平版等印刷技术印制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的最初版本,一般木活字印本及彩绘本

——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

331三级古籍甲等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32三级古籍乙等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33三级古籍丙等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翻刻,传抄宋元版及稀见明清人著作的书本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过录明清著名学者,藏书家批校题跋的书本

——清代中晚期精刻精印本,仿刻覆刻宋元版本,朱印本,蓝印本

——清代中晚期采用西方凸版,平版等印刷技术印制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的最初版本,一般术活字印本及彩绘本

——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

34四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一定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刻印,抄写的书本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以传统著述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稿本,初刻本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年8月—1799），是清朝第六任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他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元年（1723年），弘历被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无疾而终，终年89岁。葬于裕陵（今河北遵化西北70里昌瑞山）。

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史称乾隆皇帝。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他60年的稳定统治，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而乾隆末年，亦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而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在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嘉庆），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一说乾隆的实际统治期持续至其逝世）。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逝于养心殿。

所以，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执政63年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乾隆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同时，乾隆担心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造成我国传统不可估量的损失。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乾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乾隆面对西方殖民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对于诚意谴使来华的国家，乾隆则采取友好态度，但仍然一律拒绝通商。应该指出，乾隆帝坚持闭关锁国政策，并以天朝自居，使中国科学技术与欧洲差距更大，以至于他逝世40年后，中国任人宰割百余年。

乾隆统治的中后期，随着自身逐渐老迈，本性的好大喜功，更喜欢周围人的颂扬，尤其得意自己的武功，亲自撰写《十全武功记》，并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珅贪污弄权，朝政日益腐败。乾隆登基时，清政府国库尚有3,000,000两白银，1775年左右，乾隆到达了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国库积有白银73,900,000两，甚至超过了康雍两朝。但是长期且巨大的贪污腐败、数次远征、诸多宫廷建造、个人六次南下、历次平叛、缓慢孳生的鸦片以及个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消耗了150,200,000两白银。1796年乾隆退位时，几乎所有的国库资金被挥霍一空，使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开始下坡路。

1795年10月，清政府宣布乾隆将于来年春天让位于其子颙琰，这意味着他在位的时间要比他的祖父康熙短一年。在准备期间，乾隆搬出了在位皇帝使用的养心殿，搬入了紫禁城中另一处居所。但是就如他并未离开紫禁城一样，乾隆并不想放开他统治了六十年的大权。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听政三年，并实际统治至其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