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曾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词语更是浩如烟海。有的时候，两种事物之间经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但毕竟不是一模一样，所以应当加以辨析。魏晋风骨和魏晋风度便容易让人引起误会。

一、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包括清谈、饮酒等活动。

1清谈

  清谈最早出现在汉朝末期，当时的文人仕宦们聚集在一起，臧否人物，流议时政，称之为“清议”。

①汉末的“清议”中涉及更多的是谈论人物、时局，有着一定的激浊扬清的作用，

  往往对统治阶级制定政策和士族阶级日常交往有着积极的作用。当然，不乏有人通过清议进行诽谤，甚至通过清议控制舆论导向的事。而当时清议的爱好者又以太学生为主，所以这就使太学生成为了汉末一股不小的舆论力量。

  清议的发展形成了太学生看似成为了与宦官阶层分庭抗礼的局面。实际上，当时宦官阶层的力量要远比太学生强大得多。但是太学生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这就引起了宦官阶层的恐惧。

  他们的恐惧是有原因的，士大夫等反宦官势力与其发生两次激烈的党政，最终都以反宦官势力的失败告终，但是毕竟动摇了宦官乱政的局面。这被称之为“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时宦官迅速采取手段，排除异己，首当其中的便是太学生。在“党锢之祸”时，身为太学生的“领袖”之一的李膺下狱，遭到免职。最终被拷打至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陈蕃在当时社会影响力已经不小了，但也因为谋害宦官而被杀害。可见，太学生在当时力量还比较弱小，空有理想理论，无法改变宦官乱政的局面。

  综上所述，清议对纠正事情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爱好者力量较弱，优点无法明显体现。

②魏晋时期的“清谈”涉及更多的是玄学，例如内圣外王、形而上学之类的哲理。所以“清谈”又被称之为“谈玄”。他们主要谈论、研究的三部著作被称之为“三玄”，包括《周易》、《老子》和《庄子》。他们沉迷于对三玄的讨论之中，往往以对三玄的理解是否透彻作为是否受到尊重的标杆之一。如《世说新语》中“文学第四”的第五十五则中“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谢安因为对《老子》分析透彻、令人信服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何晏与王弼是魏晋清谈的先驱，竹林七贤将其发扬光大。王衍、乐广更是将其推向了高潮。清谈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支循、康僧渊等僧人的加入，使其掺入了佛教是理论。

  清谈一般分为宾主双方。第一步，谈主设立论题，加以解释说明，称为“通”。之后再由宾就此进行反驳、诘难，称为“难”。当然，也可以由谈主一人完成“通”和“难”。在清谈时，人们往往手持麈尾。由于只有善于清谈的名士才有手持麈尾的资格，所以麈尾又成为了名士身份的标志。人们在沉迷清谈时，甚至会互掷麈尾，达到忘我的境界。如：“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孙安国与殷浩清谈，沉迷其中以至于甩动麈尾，忘记了吃饭。

  在家国危机之时，士大夫中有一批落魄人士，他们空怀赤诚的报国热情，却无法为祖国效力，只好在清谈中表现出来。但是，清谈毕竟只是空乏的谈论，无法改变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的局面，甚至使人们逃避现实、不思进取，是消极的。清谈与实干相结合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如谢安。他本人热爱清谈，当王羲之拿大禹、周文王的事迹强调清谈不合时宜时，谢安则举了商鞅的例子说明亡国之错不在于清谈，而在与人。谢安在热爱清谈的同时，迎击前秦苻坚，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

  综上所述，清谈是清议的发展，但是因为爱好者的误解导致了消极的作用。

2饮酒

  人们往往通过饮酒来表达自己放浪形骸、蔑视礼法的态度。可以说，除了清谈以外，饮酒是名士追求放浪不羁的重要途径，甚至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刘伶因为喝酒伤了身体，他的妻子劝阻他，他却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出自《世说新语·》中任诞第二十三“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当收成不好时，孔群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吃不上饭的问题，而是没有粮食酿酒。他说：“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

  刘伶曾经写了一篇《酒德颂》，寄托了自己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态度。文中的“大人”唯酒是务，不知其余，这不正是刘伶自身的写照吗？

  为什么饮酒会在魏晋时期盛行？原因有四：

①纵情享乐。魏晋时期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十分常见。刘伶是最著名的酒鬼，我便列举了他生活的时期所发生的天灾人祸。

刘伶出生于（约）221年，逝于（约）300年。

222年，“冀州大蝗，饥”。

223年，“大水”

228年，“大旱。”

231年，“自（去年）十月不雨，至于是月（三月）。”

234年，“大疫。”“洛阳地震。”

237年，“京都地震。”“冀、兖、徐、豫大水”

240年，“春，旱。”“冬，吴饥。”

275年，“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

277年，“七州大水。”

295年，“六州大水。”

296年，“关中饥、疫。”

297年，“雍、秦二州大旱。”

298年，“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299年，“时天下饥馑，百姓饿死。”

  由于战乱频发，故不一一列举，资料出自《资治通鉴》（见备注）

  可见，在刘伶所生活的时代，生命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当时人们也感觉到生命脆弱，在《古诗十九首》中有大量相关诗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命的脆弱使人们思想消极，要求避世，向往“桃花源”一样的生活。生命的无常使人们要求及时享乐，享乐的途径之一便是饮酒。饮酒使人们麻痹自己，暂时忘却现世的烦忧。

②惧祸避世。魏晋时期权力更迭十分频繁，人们为了保全自己，不卷入政治的洪流中，往往会选择逃避，或者用饮酒来表达自己不过问政治。

③表现名士风度。

④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魏晋时期玄学兴盛，人们往往会去追求物我两忘，以饮酒作为途径。

3综述

  综上所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特有的放浪形骸、任诞简傲的行为风格。

二、魏晋风骨

  魏晋风骨又被称为建安风骨，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往往在诗篇中描写魏晋时期的战乱和天灾给人们造成的影响，，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注，是一个文学流派。

备注：由于在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十个年轻人为了躲避佛罗伦萨的瘟疫而隐居，所以史学界中有人认为魏晋时期的隐士也可能为了躲避瘟疫而隐居。

率直任诞、清俊通脱是魏晋风度的主要表现。

饮酒、炼丹、清谈、寄情山水是当时名士追求的生活方式。

战乱动荡，没有世俗的很多束缚，但是思想活跃，造就了当时风流潇洒、特立独行、不拘礼节的行为风格。得到了后世知识分子的欣赏和效仿。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称谓，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土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谢安策划了淝水大捷，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并无喜色，待收棋入屋，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人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

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ABC

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不定项选择）

A任名教而任自然，行为放荡不羁，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资

B喝酒，吃药，玄谈，好文艺

C韬晦自全，佯狂避世，外在的洒脱与内在的惊惧矛盾地结合在一起

魏晋王朝时期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不同于传统、不同于流俗、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被人称为魏晋风度，这成了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风度有几个重要特征，是对中国儒家名教的叛逆，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叛逆，是对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叛逆。这个叛逆不由统治阶级倡导，何以能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呢？历史学家对这个风度的成因虽然作过一些探索，但结论都很缺乏说服力，各种历史书上都介绍了当时一群著名知识分子，也就是名士们超常规的言行，但也仅是叙述魏晋风度的具体表现，出未说他们就是魏晋风度的始作俑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脆弱的，他们对权力有很强的依附性，失去这种依附，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他们在社会上掀不起太大的风浪来。魏晋风度因为有以上三种叛逆性格，所以一向受到指责。现代的鲁迅和宗白华曾经肯定过魏晋风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但也没有接触到它的起因。南开大学的宁稼雨先生写过一本名为《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的专著，但他采用的是描述法，而不是分析的方法，书上讲的都是事实，只有是什么，却没有为什么。

魏晋风度不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能诞生这种风度的，这是强劲的异质文化渗入的结果。这个异质文化就是草原文化。魏晋文化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混合后的产物。以魏晋风度上可以剥离出两种文化的因素，在许多方面，草原文化的因素还要大于农耕文化的因素。

魏晋风流的主要行为表现是饮酒服药、扪虱清谈等，往往慷慨洒脱，随性而为，放达不羁，但这些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象，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底蕴，也就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内在精神。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潇洒风流、通脱自然的精神风貌与思想风格，所以又被称为“魏晋风流”。

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是这批士人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崇尚老庄、蔑视礼教，放达不羁、遗落世事。魏晋风度形成于魏晋时期，不仅在六朝时期有延续与发展，就是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扩展资料：

来源：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

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其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扩展资料

来源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