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航海家有：郑和，杨氏三代，郑芝龙，王直等。

中国曾经有过很多航海家，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海图和大量的古代贸易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唯一永垂史册的航海家就是郑和，郑和成为了中国古代航海的标志。其他的大量航海家，都没有被历史所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连同中国的航海文明被传统文化、黄土文化、农耕文化所扼杀、所掩盖。

中国古代从事航海事业的，无非是三类人：外交使节、海商和海盗。其中海商是航海的主力，他们才具有真正永不枯竭的动力去进行航海事业，去探索海洋，提升航海技术。遗憾的是，这些海商的名字和事迹几乎没有被记录和留存下来，当时也没有“福布斯”排行榜，我们只能通过政府的关税和贸易记录去想象这些人的富裕。

中国一定有过很多富可敌国的海商，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宋元时期出现的“中国大航海时代”。在宋代，政府对于航海贸易的鼓励，和现在地方政府搞招商引资的劲头不相上下。

到了元代，政府更派出使节前往海外，进行招诱贸易的活动，颇有现在商务代表团的意味。在当时，海上贸易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仅修造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海船一项，对于普通商户就无法承受，这个问题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最后竟是被骑马打天下的元朝人解决了，他们设计出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七分，所易人得其三。”现在看来这种政策都是十分先进的，政府不仅出船还出钱，承担了主要的经营风险，然后收取利润的七成。

在这样的优惠政策下，中国为数不多被历史记录的海商家族“杨氏三代”出现了。祖父杨发曾任南宋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等职，元灭宋后，杨发降元，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这件事在《元史》中有记载。杨发的儿子杨梓开始亦官亦商的生涯，有点儿像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真正将生意做大的是杨梓的次子杨枢，杨枢19岁便成为了官本船的代理人，主要前往波斯湾一带从事贸易活动，当时波斯属于伊利汗国的范围。

元朝至元年间，伊利汗国第四代王因王后病故，特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请求补选一位王妃，忽必烈遂选阔阔真公主跟随杨枢的“官本船”前往伊利汗国，后来伊利汗国派往元朝答谢的使节，也是搭载杨枢的船。元帝国和周边的四大汗国基本都是一家人，这一层关系使得元朝政府在对外交往上比较宽容，反正就是自己家人。从现在的记录来看，杨枢不仅承担过运送外交使节的任务，自己也帮助政府做过很多外交的工作。

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和杨枢作为一个海商关系不大，但是对于他被历史记录下来，却关系巨大，若不是他祖父曾经做过官，若不是他和元朝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杨枢也会像他所积累的那些巨额财富一样，早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是宗教信仰强烈的民族，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中国人相信，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帝王将相、孝子烈妇可以永垂不朽，除去政治人物之外，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的，只剩下文学家。杨枢的事业之所以现在能了解得比较清楚，是因为元代的文学家黄溍曾为杨枢写过一篇墓志铭，其全文收入《四库全书》。这篇墓志铭成为我们了解元代航海家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里面主要记载了杨枢和政府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他的航海事业。

在元代，中国海商的远洋帆影已经出现在波斯湾、红海和东部非洲，他们为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做好了一切航海技术上的准备。航海最重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这些航海经验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航海家用生命换取的，钱多和船多对于航海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郑和踩着元代这些远洋巨人的肩膀完成了一项伟业。但是，巨人被忘掉了。

郑和是一条分界线，郑和之前航海家的主体是海商；郑和之后航海家的主体变成了“海盗”，这些海盗又和“倭寇”这个词纠结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历史上出过两个最有势力的海盗：王直和郑芝龙。这两个人有非常多相似之处，都是发迹于日本，都曾经控制过大面积的海域，最后都被政府诱骗然后招安，两人先后相隔100年，却连结局也十分类似。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初，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并协助剿除其他海盗，只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当时负责剿灭王直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并于三年后将其处死。将近100年后的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六月，郑芝龙得到贝勒的书信，决意降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

中国的文化无法记住那些真正的航海家，被禁锢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也无法真正走向海洋。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的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méngchōng蒙冲〕、楼船等。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体势高大，上面有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宝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刘熙《释名》）。庐、飞庐、雀室，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物。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楫、橹、帆等行驶工具。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有时，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汉代，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200O多艘，水军20万人。作战时，舰队配备有各种作战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战船叫“先登”；还有狭而长的冲击敌船的战船“艨艟”；有又轻又快如奔马的赤色快船叫“赤马”；此外，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叫“槛”，四面设板防御矢石，其内如牢槛的重武装船。还有主力战舰露栈、冒突、戈船等等。楼船、戈船都是大战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叫“斥候”，以观察敌人进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还有“艆■”与“■”（■）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乡，又读chuān船〕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90—100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5年在广州发掘出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川、陕、闽、浙、赣也有秦汉造船工场。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Zhì治〕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将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莱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tù兔〕（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zhúlú逐卢〕①千里，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安徽安庆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

我国自古以丝绸（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人把丝叫作ser，就是从“丝”字读音而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古希腊人曾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入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其色骏，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①。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完整的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实写照。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杂缯）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古罗马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说，罗马恺撒时代今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据最低计算，吾国（指罗马）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丝绸运至罗马以换取“奇石异物”，才能达到一亿赛司透司的贸易额。

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汉代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航海知识的丰富。在指南针尚未能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只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在气象变化上，汉代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已知利用季风航海。风的顺逆至关重要。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又容易发生危险。舟师都非常重视这种随季节而变向、定期而至的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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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航海家是徐福。徐福，字君房，是秦代著名方士。其曾在公元前219年，受秦始皇之令，率童男童女三千人东渡瀛洲，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其是人类驾驭海洋的历史第一人，也是开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第一人。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沥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资料拓展

最早记录徐福事迹的是《史记》，作为当时西汉武帝时太史令的司马迁，距离徐福东渡的时间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定是因为此事影响甚广，所以他在自己的不朽著作里记录了当时求仙这一盛况：“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马迁说徐是齐地人。故有观点认为徐福的故乡应该是山东龙口。

近年来，国内外对徐福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徐福学术研究、祭祀等文化活动不间断举办，徐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成为赣榆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2019年10月25日-27日，隆重举办了第十一届徐福故里海洋文化节暨2019赣榆发展大会，将徐福文化与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融为一体，通过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校地联盟，进一步提高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增进与日韩等国经济文化交流，为连云港市“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在徐福与日本古代史结合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义楚的《义楚六帖》中的记载。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顺大使（即宽辅和尚）来中国，与我国的义楚和尚相识，相交日益深厚，宽辅把流传在日本的关于徐福求仙到过日本的传说讲给义楚听，后来义楚把宽辅的这一口述内容，记载在他的《义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到嘉禾年间(232～238)返回本国。约在黄武五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和宣化从事朱应(生卒年不详)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