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本:是指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且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都为珍本。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西汉时，刘向为汉成帝典校书籍二十年，凡写新本，一定先把原文写在竹简上，改易删定后，再缮写在绢素上。如何改易删定呢？刘向《别录》记载了“雠校”之法，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二人相对为雠。”湖南长沙晋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校雠俑，两人相向跪坐，一人读书，一人执笔校正讹字，十分形象地展现出当时人们校勘书籍的活动。所以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步得到应用，书籍反复刊印，广泛传播，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清末藏书家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中国古籍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经过严格挑选的善本有27万册件之多，包括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和清内阁大库的历代皇家收藏，南北许多大藏书家的珍本秘籍以及词曲小说、地方文献等富有特色的古籍收藏。本版将在“善本故事”栏目中陆续加以介绍，使这些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走出金匮石室，为广大读者朋友认识了解。

　　手抄本是过去对一些人们喜爱的读物采取用人工抄写的方法留下来的读本

清朝手抄佛经种类太多，需要区别对待。若是名家手抄本那就是古籍善本，并且是国家的重要文物，市场价值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以上。

若是普通的手抄本，需要看是否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凡是以上三点占任何一点，都可以归为古籍善本，若是三点全部占齐那么也是国家重要文物，起码值小几万。如果以上三点全都不沾边，那么这这种手抄佛经只能归为普通古籍，内容完整，装订考究，字体水平达标，品相完整者市场价值可以达到两百元左右。

人物简介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后赴贵州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再任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任职。在河南时，每逢黄河

汛期，便率众督促加固堤坝，视察汛情，使当地百姓免受水患。后升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在陕西时，与陕西巡抚林则徐友谊甚笃。道光二十九年（1848）升为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咸丰五年（1855）卒于于江苏清江浦任所。

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服阕，调任河南开封陈许道员，后转任两淮盐运使、甘肃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后又代理陕甘总、江南河道总督。为官先重教化，后施刑政，人称有“两汉循吏风”。谥号“端勤”。葬于聊城城西田家庄。

杨以增一生热爱藏书。早在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1840年 (道光二十年) ，家居为父守丧时得到文学家梅曾亮、包世臣协助，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当时，清 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乱失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以船沿运河运至聊城。杨以增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不惜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黄氏系乾隆年间举人，喜欢藏书，搜集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称“士礼居藏书”。杨以增得黄氏藏书，为海源阁藏书初步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别辟书室曰“宋存书室”，藏天水旧籍，以元本、校本、影宋抄本附之。后又得宋本《毛诗》《三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命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使海源阁藏书日渐宏富。

杨以增收集、购买书籍时，特别注意鉴别书籍的真伪和收藏价值，大多经过梅曾亮、高均儒、吴熙载等文人、鉴赏家的鉴别，因此，所收购书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泾县包世臣结为文字交，后又聘请包世臣入其幕府，为他鉴定古书、字画。先后所收书达10余万卷，藏书楼为“海源阁”，取“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之意。楼上藏宋元精椠，楼下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将帖片、古物、字画贮于阁的后院，凡五间，皆至充栋。另辟有“宋存书室”，因得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遂称“四经四史之斋”。咸丰年间，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机购得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粮船运至鲁，由此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格局，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搂”并峙，时称“南瞿北杨”。

子杨绍和撰有《楹书偶录》，刊有《海源阁丛书》，江标为其《宋元本书目》作序，洵一时之盛。藏书经杨绍和、杨保彝至杨敬夫，1930年被军阀、土匪掠劫损失大半，流散于他人者亦不少。经王献唐等人整理，归于济南市图书馆。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考其聚散流亡甚详。傅增湘著有《海源阁藏书纪要》。藏书影响

尤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其“海源阁”亦和陆心源“z宋楼”、瞿绍基“铁琴铜剑楼”、丁国典“八千卷楼”，并称为近代四大藏书楼。曾辑印《海源阁丛书》。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之孙杨保彝均致力于藏书事业，“禀承家学， 一专于书， 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其子杨绍和，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又得清室弘晓“乐善堂”藏书。其孙杨保彝，曾任山东省通志局会纂，又使藏书有所增加。(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概略与劫后之保存》)，使海源阁藏书在杨以增收藏的基础上益加宏富。 至清末，海源阁藏书达3236种，20余万卷，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藏书印有“杨东樵读过”、“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关西节度史”、“杨氏伯子”、“至堂”、“瀛海迁班”、“四经四史之斋”等数十枚。著《退思庐文存》，后人辑有《杨端勤公奏疏》。

海源阁所藏图书，在军阀兵乱和日军侵略中大部散失，少部辗转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保存。1986年，聊城（今东昌府区）市人民 在杨氏宅院故址重建海源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