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龙亭简介

　　龙亭风景(20张)　开封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作为北宋王朝的都城达167年之久。当时的宋京极为繁盛，宫殿建筑很辉煌。可惜金人侵占开封时，宋皇宫建筑大部分被烧毁了。后来，又经过多次兵燹和黄河决堤，宏伟的宫室已荡然无存。在过去皇宫遗址上只留下了龙亭这座建筑物，而这座龙亭却是清代所建。传说，东湖为宋朝“太师”潘美的府第，他陷害忠良，是个奸臣，所以，潘家湖的水是混的；西湖为宋朝抗辽名将杨业的府第，他舍身救国，是个忠臣，所以，杨家湖里的水是清的。这个说法没有科学根据，但反映了人们对忠奸的态度和感情。现在龙亭，潘、杨两湖，以及龙亭后面的假山花园，都辟为龙亭公园。从龙亭前的大道，过潘、杨两湖，再往南，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两旁店铺林立，这条大道历史上是一条宽阔的御道。现在这条大道已仿照《清明上河图》的模式改建为“宋都御街”，长约400米，两旁的店铺全部是仿宋建筑，主要出售土特产品、工艺美术品和书画。宋代著名的樊楼也是按照“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的格局加以恢复，主要经营高档食品及北宋皇宫御菜。这条街与龙亭公园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具有宋代特色的游览点。开市内水面比较多，有关方面计划将这些水面用河道贯通。这项建设一旦实现，游人就可以乘船从铁塔等地来到龙亭游览，就会更有兴味。　龙亭的损坏、修复和传说　80年代末，在夏日一个暴雨天的夜晚，龙亭后墙坍塌，后经修复还原。原龙亭后墙体与地面呈90度直角，在后期维修过程中，现代建筑工艺始终无法恢复前人所设计的90度笔直墙体。现在的游人浏览到龙亭后墙，很容易发现修补的墙体与原墙体的差异，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龙亭

　　[1]　至于传说，完全是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儿时的所闻。就是在龙亭后墙坍塌的那个雨夜，传闻不少开封当地人看到天空一条银龙从开封的正北方腾空而起没入云端，第二天就惊闻龙亭坍塌的事故。后来又传闻修复龙亭后墙体的过程中发现，龙亭这座在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之上的殿堂下的台基竟然是空心的。其中悬挂着一口巨大铜钟，在铜钟下发现一条死去的巨蟒。开封当地人事后常说这是开封这座经历七朝古都的古城有盛转衰的转折点。　虽然传说存在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也为龙亭这座文物古迹添抹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在龙亭台阶下西侧有几间侧殿，利用这些侧殿搞了一个反映宋代历史的蜡像馆

　　蜡像馆(2张)，这是中国的第一座专题蜡像馆，占地面积为410平方米。该馆将北宋皇朝九帝执政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用九组蜡像表现出来。组蜡像都是根据史实精心设计的，如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一组蜡像，主角菜三

　　龙亭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个。端坐在中间御座上的是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赵顼。宋神宗身穿一件浅**的龙袍，腰围红色玉带，头微向左方，注视着坐在左侧的一位大臣。并凝神倾听他的讲话。这位大臣就是被宋神宗提拔为宰相、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坐在另一侧的则是另一位大臣司马光，他是反对变法的，这时他正在低头沉思。这些历史人物的服饰，包括衣服的颜色，帽子的款式、玉带的样式等等，都是经过考据，尽量做到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在工艺上，蜡像的肤色、毛发、眼珠、神态表情，都比较逼真。　开封在河南省的东部，在陇海铁路线上，西距郑州70公里。去开封游览，乘陇海线比较方便。从上海去，可以先到开封，从开封乘火车至洛阳，由洛阳乘长途汽车至登封，至郑州，然后从郑州乘火车返回。这样一条路线需时约7天。从北京去基本上也可以按这样的路线游览。游览龙亭和宋都御街，有斗天时间足矣。其余斗天可以游览开封的其他主要游览点铁塔、繁塔、包公祠等。开封最著名的工艺品是汴绣、官瓷、朱仙镇年画和草编。著名菜肴的麻腐鸡皮、荔枝腰子、爆肉、鲤鱼焙面等。著名的餐馆有又一新、稻香居、第一楼、万水仙、汴京烤鸭店等。

　　菊花展览(10张)　　陕西省渭南地区有龙亭村,位于韩城市与合阳县交界处108国道相隔,北边称为北龙亭,属于韩城市管辖,南边称为南龙亭,属于合阳县管辖相传为汉武帝当年在此处住宿,皇帝在古代是被称作龙的,龙停的地方,故称龙停后改龙亭。

新华网郑州2月7日电（记者 桂娟 刘雅鸣）历经20年考古发掘,我国考古学家近日宣布，在古都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一直在古都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封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研究员丘刚说，除最底层的魏大梁城因埋藏太深和勘探技术手段所限未能发现外，其余5座城池均已相继发现和初步探明。至此，“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个一直流传在开封民间的神秘传说，终于被考古证实。

考古资料表明，发现的5座城池基本处在同一区域，摞在最上面的是清代开封城，最下面的则是唐代中原重镇汴州城，其中城市规模最为庞大的，是一千年前“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北宋国都东京城。

据专家介绍，公元前364年，战国时期的魏惠王迁都开封兴建了著名的大梁城，此后2200多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这块土地上又建起了唐汴州城、北宋东京三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相传，战乱与河水泥沙一次次将这些辉煌一时的名城掩埋，人们又一次次地在原址上重建家园，掩埋在泥沙深处的座座古城，就“叠罗汉”般叠加起来。

北宋王朝在开封建都长达168年，当时的国都东京城却在盛极之后又神秘消失。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寻找它的下落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目标。梦寐以求的机遇终于在1981年出现：在开封龙亭湖底清淤过程中，规模宏大的明代周王府遗址突然浮现，据史书记载，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宫基址上修建起来的。周王府的下面，真的埋藏着一座千年皇城吗？

大规模的“宋城考古”从此拉开了帷幕，东京城终于呈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考古发掘情况表明：北宋东京城是一个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由内向外依次筑有皇城、内城、外城，并各有护城壕沟的都城。它不仅城高池深，而且墙外有墙，城中套城。周长近30公里、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的外城遗址全部淤埋于地下2米～8米的深处，在对外城西南角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外城城墙仍残高8．7米，城墙底宽34．2米，顶宽4米，版筑的城墙异常坚硬。

在寻找宋城的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很多上下叠压在一起的其它城址，由此撩开了传说中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神秘面纱。

在今日开封著名的龙亭景区地下约8米深处，是北宋东京城的皇城遗址所在地，它分别与金皇城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内城是东京城的第二道城墙，它在唐代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考古勘测还表明，北宋内城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略小，其东西墙坐落在唐汴州东西墙之上，上层又与明清开封城相叠压。其南北墙则分别处于今开封旧城区南北部一带，残墙距地表10米～12米。

为探明宋金城墙的结构和叠压关系，考古工作者在宋内城北墙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明、金、宋三座城墙自上而下叠压在一起，城墙虽系夯土版筑而成，但夯层、夯窝均有明显区别。明周王府萧墙遗址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淤埋于地面下3米至5米深。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的城墙解剖情况看，发现城墙分为两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相互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确系利用宋宫旧基建造而成。

考古勘探还证实，位于“城摞城”最底部的唐汴州城，其东西墙叠压在北宋东西内墙的东西墙下，南北墙则由于金代后期的毁坏，残墙淤埋于现地表下10米到12米深处，城墙残高1米至3米、残宽10米左右。

除了“城摞城”、“墙摞墙”，考古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的奇特现象。

繁华的中山路是开封市旧城的中轴线，其地下8米处，正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间，分别叠压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这种“路摞路”的景观还意味着，从古代的都城到现代的城市，层层叠加起来的数座开封城，南北中轴线居然没有丝毫变动。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开封城墙西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一条晚清时期的古马道遗迹，并在其下深约1米处，又发现了一段保存完好、人行道和礓（旁石加察）清晰可见的古马道遗迹。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二层古马道下约50厘米深处，又发掘出一条砖层腐损严重、使用时间较长、年代更为久远的古马道。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再次为“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更为确凿的实证。

“城摞城”景观将得到开发

正当学术界为“城摞城”奇观的揭示兴奋不已的时候，有关部门也着手选取具备条件的典型地点，在进行科学保护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开发展示，以使今天的人们能一睹开封城下“城摞城、路摞路、马道摞马道”景观的神奇，感受七朝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展示开封北宋皇家园林风韵的金明池遗址公园已经开工建设，不久将重现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画作《金明池争标图》所描绘的胜景。深埋地下12米至15米处的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考古工作者已探明了它的位置、范围和形制。

被誉为“中国地下赵州桥”的古州桥遗址，是北宋著名的州桥夜市、汴京八景之一的“州桥明月”，《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有关部门计划在这里建设一座地下博物馆，前期设计、开发方案和论证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开封市文物处处长丘刚介绍说，开发利用这样一座闻名遐迩的千年古桥，是因为它能够形象展示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的古州桥，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年至783年），后经五代、宋、元，在明末崇祯15年（1642年）的黄河特大水患中被淤埋。

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这座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为砖石结构的拱型桥，桥面呈青石板铺墁。经考证，州桥下部为宋代基址，上部为明代所修，州桥桥面距地表深43米，桥底距地表约11米。丘刚说，如果地下博物馆建成，仅古州桥宽30米、高6米的券洞便可容纳近千人。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开封城墙西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三层古马道，在相距15米的距离内，上下层层相叠，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展示了开封城下“马道摞马道”的奇景，将其建设成为“城摞城遗址博物馆”的方案也正在设计中。

今天繁忙的中山路是1000多年来这座城市不变的南北中轴线，其下叠压着清、明时期的路面和北宋的御街遗址，形成“路摞路”现象。由于这几处遗址多埋藏较深，且处于今天的交通要道不易进行发掘、开发，开封市的文物管理处准备在中山路沿线的上述遗址处设立标识牌，分别介绍其历史沿革和考古发现情况。

据介绍，由于“城摞城”景观的开发面临着地下水位高、遗址埋藏深和淤沙积厚等技术难题，所有的开发方案都是在规划、文物、建筑、水利等部门的专家充分科学论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制订出来的，并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才付诸实施。

为何独厚“开封城”？

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大部分都城由于兵火战乱城毁国亡诸原因，都采取了抛开旧都城、另选新址营建都城的做法。而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燹水患，基本上都是在旧城址上屡建屡淹，又屡淹屡建，形成奇特的“城摞城”现象。当时的统治者为何这样对开封情有独钟呢？

开封市文物处处长、研究员丘刚解释说：“一座都城得以形成，需具备一些必要的因素，如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自古以来，开封周围地势坦荡，不仅没有大山，就连丘阜也很难见到，不像长安、洛阳、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险固而利于守。同时，开封一带地势低洼卑湿，古时就被称为“斥卤之地”。

但开封与其他古都相比，却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这里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不但有人工开凿的运河鸿沟（汴河）可与黄河、淮河沟通，还有蔡河、五丈河等诸多河流，并且开封还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这一点是国内其他古都远远不能比拟的。

专家介绍说，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开封到了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汴州又恰巧处于通济渠（汴河）要冲，又是通往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重要门户，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饶物资可直达汴州。而此时的关中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零不堪，长安、洛阳更是屡遭战争破坏，亦非昔日旧观。虽然在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欲迁都洛阳或长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服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

而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开封地处中原腹地，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战国时期的魏国之所以迁都这里，一方面是避开强秦侵扰，更重要的是为了进取中原而谋取霸业。尤其是辉煌时期的北宋东京城又成为“富丽甲天下”的世界名都，造成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理念上认为开封是一个王气很盛的城市，即所谓“夷门自古帝王州”，因而在历史上，开封虽饱经兵火水患，人们也轻易不愿放弃这块宝地。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明末崇祯年间的那场空前的特大水患后，开封城几成平地，已是“黄沙白草，一望丘墟。”清初有人提出将省会由开封迁至许昌，但始终没有被清政府采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封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作为七朝建都之地和“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名都大邑，开封这座历史古城在中原民众心目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存在，这也是清政府维护中原地区局势稳定的象征，其地位和名气是中原其他城市远远不能比拟的。所以，清政府只是在明开封城墙的废墟上加高增筑墙体，而将河南省省会仍旧放在开封。

地上有“悬河” 地下“城摞城”

地下，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则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

两种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流经的上百座大中小城市里，像开封这样与黄河关系如此密切的城市恐怕并不多见。

漫步在开封以北约10公里处著名的柳园口黄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黄河之水已高出两岸的地面3米到5米。大堤北边的黄河在奔流，大堤南边的村庄、树木、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连那高大的杨树梢，也比不上大堤高。

开封黄河河务局曾经实地测量，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宋金皇宫遗址处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据专家介绍，在黄河流域，开封属中下游地区。穿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后,黄河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从中上游带来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积下来。到了开封境内，这种现象最为明显。据统计，每年有3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内，使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开封河段已逐步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清代的史书中就有如下记载：开封城“城在釜底，仰视黄河……”

黄河水患威胁历来以下游最为严重，北抵天津，南达江淮，在25万平方公里的扇形大平原上，两千多年间几乎到处都有黄河决溢、改道留下的痕迹，更直接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没于地面下。经考古发掘证实：开封“城摞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10余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10米深左右，北宋东京城距地面约8米深，金汴京城约6米深，明开封城约5米－6米深，清开封城约3米深。

国家开展治黄行动以来，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已实现55年伏秋大汛未决口的伟大成就。然而，黄河防汛部门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地上悬河”之势愈加险峻，河床同大堤赛跑的局面仍未有改观。每到汛期，开封军民都要奋战在黄河大堤上严防死守，以确保古都安全。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地上悬河”，地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如今又成为外地人来古城开封游览的一大特色。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这一景观正在得到逐步开发。

专家评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开封“城摞城”奇观的神秘面纱正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被层层撩开，随之呈现出来的这一独特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显得异常激动：“城摞城”现象在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考古材料证明，如果没有考古工作的手段更新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很难像今天这样将“城摞城”遗迹揭示得如此清楚和准确。

他说，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得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朱士光教授还对“城摞城”现象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层层叠压起来的5座城池，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2000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它就像“活的化石”，层层对其进行准确地剥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特点、建筑规制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相关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开封城，也是一部王朝更替史。

对于20年来一直在古都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封市文物处处长、研究员丘刚来说，对“城摞城”现象的揭示和研究，已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说，“城摞城”现象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民生说，6座开封城像塔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现在的2000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向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作为宋史专家，程民生对考古过程中揭示出的北宋东京城特别感兴趣。他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东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那时的东京城市结构已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坊市制，呈现出开放的新型城市面貌，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城摞城”现象为对比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程民生还说，开封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个都城魏大梁城，曾被整体淹没，它应该比现在发现的东京城保存得更为完整，如果有一天能借助更加先进的考古手段将其找到，考古材料进一步丰富，那么“城摞城”现象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会更加突显。

“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河南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表示，文物部门已着手进行“城摞城”保护和展示方案，以启迪子孙后代，热爱黄河母亲，热爱祖国，不断创造新文明。

功也黄河 毁也黄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探究开封“城摞城”奇观形成原因时，专家用一句话来概括开封城千百年来的兴衰，那就是：成也黄河，败也黄河。

“纵观开封城3000年的发展史，其数度衰沉都与一个‘河’字脱不了关系。”长期在开封从事考古研究的研究员丘刚说。

据了解，开封作为城市，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当属战国时代魏都大梁城。当时的魏惠王所以第一个选中开封建都，与该地区距黄河、济水不远，水道四达不无关系。他迁都大梁不久，就组织大批人力在附近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条鸿沟，导致了大梁城被毁。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两国曾在大梁城下展开过一场激战。由于久攻不下，秦兵就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3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遂化为一片废墟。这也是开封第一次因水患而遭到的“灭顶之灾”。

从鸿沟演变而来的汴河，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开封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于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河”字，即汴河的缘故。这时的汴河已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一条大通道，从而给开封带来空前的繁荣。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这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因为黄河泛滥，才使得这一座座古城被黄河的泥沙无情淹没。但在逐步揭开开封地下“城摞城”现象的过程中，有关专家纠正了这一认识。

据丘刚介绍，北宋以前，黄河流经河南北部，由天津附近入海，距离开封数百里。它虽然不断决溢泛滥，但对开封并无直接影响。黄河真正开始威胁开封的安全，是在金代黄河向南大改道以后。此后的10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其中大水进城的就有7次。史载，1305年黄河决口,把开封城淹没迨尽。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掘黄河堤，“城从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37万人仅存2万余人。 开封城元气大伤。

黄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风、沙、兵火侵扰，作为一代雄城的北宋东京城（故址）逐渐完全被泥沙掩埋，从地面上消失了。正是黄河的缘故，开封从国都衰落到省城，进而成为一个地区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然而，也正因为黄河的泥沙“大被”，东京城等才得以免遭更多的兵火风沙摧残而较完整地保存给今人一份丰厚文化遗产。每念及此，不少专家学者常常感叹：毁也黄河，功也黄河。

司马光做《资治通鉴》 以后，一时间引起了宋朝士大夫、学者们古史研究的兴趣，其中也产生了诸多受《通鉴》的作品。其中位居第一的是苏辙的《古史》。由于是与司马光同时代的人物，无法判断其是否收到《通鉴》的影响，但根据他的年谱，他是在宋徽宗绍圣二年编写的序文，因此可知此书成书较晚。另外一部书记述他是在许州时编写的次数，已经是相当晚的事了。此书以批判填补《通鉴》而成。《四库提要》：“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枝一节比拟其长短者。辙乃欲点定其书，贻不免于轻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