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的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先秦文学-明清文学的名词解释
先秦文学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它的产生主要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以及恶劣自然条件有关,其主要保存在出土资料和《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早期文献著作中,其内容丰富而复杂,包括着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这强烈反映出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以及先民的反抗精神,而其在文学上所运用的具体形象的思维、情感体验隐喻和象征以及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等文学表现手法,对于我国后来的文学发展影响颇大。
笙诗:是指小雅中的《南陔》、《白华》、《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诗歌皆有目无辞。学界普遍认为,笙诗是《诗经》中有声无词的笙曲。
三家诗:三家诗是指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所出现的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但最后终因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在民间广泛流传,皆先后亡佚。
说明:古文与今文是因书写《诗经》字体以及版本的不同而形成的学派。
周族史诗:是指《诗经》中的《生民》(始祖后稷的审议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公刘率周人由邰迁徙到豳的历史)、《绵》(古公亶父率周族由豳迁徙到岐之周原的历史,并叙及文王的事)、《皇矣》(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大明》(叙王季娶大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牧野大战。)等五篇诗歌作品。
风雅颂:是指《诗经》的分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的乐调。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等。“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小雅共74篇(大多为西周晚期的作品,少数篇目为东周时期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文学表现手法,其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简而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及诗人吧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及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春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其书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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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史书。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并且《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倾注了作者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这种创作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楚辞:“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时,后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
人作品,编成了《楚辞》一书。具体而言,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额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以屈原、宋玉等人为代表人物,其诗歌有着瑰丽浪漫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由于其与南方的巫风文化以及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其诗歌在兼容《诗经》以及南方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香草美人为象征和意境的浪漫文学风格。这使其与《诗经》成为了传统诗歌的文学发展渊源之一。
两汉文学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此书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由于其出自于秦国宰相吕不韦门客之手,故名。全书有着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加上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学观念超出了先秦诸子。
石刻文:石刻文是指秦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多次巡游各地中刻石以表功。现存刻石共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琊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石刻等篇皆三句一韵,文词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汉大赋(新体赋):汉大赋是汉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乎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大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了新的文学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散文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大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大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大赋的两篇力作。
楚辞体(骚体赋):由于汉初上层社会崇尚楚文化,这一风尚影响到文人群体,产生了祖述屈原楚辞的骚体赋,即楚辞体。其作品与汉大赋正面的赞颂讽谕不同,其大都依傍于屈原,重在咏物抒情,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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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相近。这种赋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汉大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故而此类作品被称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以及淮南小山《招隐赋》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一本作某,是校勘学术语。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书籍的流传只能靠抄录,抄录就会有错误,包括多字(衍文),少字(脱文),颠倒(倒文),后世在整理这些书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许多时候同一段文字,在同一本书的不同的版本里有不同的表述,但这些表述又都能说得过去。而整理古籍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不同的表述都列出来,只能以其中的一本为底本,再参考其他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为了说明这种不同,常常在注解中用“一本作某”来表示,意思是:另外一种版本写作某。
古籍版本学的书册制度
本文2023-10-24 21:59:3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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