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

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但是”五四“之后，经部这种超然的地位被迅速瓦解。经部文献所包含的知识与宣传的行事准则都视为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旧“的传统被摒弃。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下，并没有一个与经部对应的概念，因此经学自晚清之后就被飞速地边缘化，其内涵也被彻底肢解。比如《诗经》被解释为上古民歌，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尚书》被解释为商周时期的公文档案，成为历史系研究的资粮。而经学本身不复存在。

既然经学本身已被摈弃，那么阅读经部文献，是不是只剩下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我硕导也曾经问过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经学文献本身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渗透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其一，是对其他文本的渗透。虽然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民间的文本（比如敦煌变文），但是绝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本都是来自文人创作。而上面谈到了，经部文献是文人群体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即便读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学的身影依然隐隐约约挥之不去。而文学作品，其二，经学曾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全自足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虽然不断被阐释，最后又被大力摒弃，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很难与“旧道德”一刀两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十三经。比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对“孝”的强调（虽然这个字眼越来越少地被提起），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嗣的强调等等。我很难对这种“人情世故”作评价，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在日常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阅读经部文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上面有人谈到中西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大。在此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用“现代”的眼光看，西方经典无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跳出西方的学科框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一旦我们真的切断了与旧传统之间的脐带，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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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书五经》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指导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行为，直接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了解《四书五经》，有益于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向，继承中华文明的智慧。有益于提高我们对中华文明历史的认识，提高我们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认知。结合现代社会新知识，有利于提高中华文明的新水平，更好地发展中华文明。

古籍保护工作具有的意义

古籍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珍贵宝藏。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面貌和生产、科学发展史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古籍的保护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续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精神文明的保存。有利于把它们的社会价值、史料研究价值发挥到最大。对于古籍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在更高的层次是它应该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