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的版本非常多，举例如下：

1、四十二卷，道光十一年武英殿本，王引之校改本。

道光七年率90余人校《康熙字典》，改正字头，订正引文，历时五载，更正2588处，并挖改原版重新印行。同时王氏将校勘文字辑为《字典考证》十二册。

2、道光殿本影印本+《字典考证》+《康熙字典考异正误》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代重新发现了道光殿本，比较了道光殿本所做更改与《字典考证》之异同，发现二者有所不同，并认真研读了日本渡部温的《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于1996年推出《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此本以善本（王氏家藏本）为底本，保持原貌，字头据许铉校本《说文解字》列篆文，页前加部首目录，后附四角号码索引。

3、书同文《康熙字典》电子版所用底本系中华书局本

它为读者提供了中、日、简、繁、异等汉字关联代换检索技术，帮助事先并不知道字典中确切文字的读者，只要输入自己熟悉的中国汉字或日本汉字，或繁体，或简体，或异体，甚至旧字、讹字，均可检索到字典中的文字条目。其次，可以单字查询，也可按部首、笔画、笔顺查询，也可按拼音、注音查询。

扩展资料：

《康熙字典》的最初编撰：

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贾国维等合力完成。

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康熙字典

古医籍今译是沟通古语与现代语的桥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而不是代替原著。古医籍今译应该忠实底本，认真研究原文本义，切忌按字面意思牵强附会。现行古医籍今译本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译文有误，如错译、多译、漏译等；编校有错，表现为错字、别字、误标点等；方法不规范，体例不统一；随意性较大，违背校勘常识；简化字和繁体字使用不当，不了解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对应规则，特别是古医书中使用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繁体字都机械地改为简化字。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译者学力不够，态度严谨，不勤于查阅资料，更加上出版者以赢利为目的，快译快出快赚钱，导致许多中医经典古籍的误译、误注与误解。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魏晋南北朝私人撰史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虽属历史上重要的分裂时期,常年发生军事斗争,政治局势亦常有波动,但文化艺术方面在这段时期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史学,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将史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类,而到隋书经籍志时,史部已是一大部类。从史著数量来看,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记,史书共有817部,13264卷,①其中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而单是写晋梁两朝的史书就有百余部。在史着体例方面,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谱系、薄录等十三类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除了因传统官方正史的编纂的推动以外,私人撰史的盛行应当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私人史作达三百部,总计卷数约四千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数量的百分之五左右,私人著述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诚如近人余嘉锡所言: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自我一家,流风所渐,魏晋尤甚

③一、梁启超之观点关于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之盛行,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着

④以先生之语一言蔽之,胜于我的任何话

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兴盛的原因分为三点。第一点就是自汉以来,史官世袭的制度已经有了改变,而关于史学的知识也广为传播,随着读书人所掌握的史学内容越来越多,撰史也就不再成为史官的专利,此为一

第二点则是技术上的。在汉以前,中国人所使用的书写物品或是十分不方便,抑或是价格昂贵而百姓无力购买,这使著书立说只可能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权利。中国人最早使用的纸出现在西汉,但当时的纸张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不仅在技术和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纸的产量,相应地也就使价格降低了,如此一来纸就被大范围地应用开来,成为读书人的必备之物,从西晋时洛阳纸贵一词即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人对于纸的应用的广泛。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曾记载染潢及治书法,传授书籍防蛀的技术,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提到的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正是得到了这些技术上的革新,纸得以广泛使用,加之良好的藏书的技术,因此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撰史的

先生认为第三点则是司马迁著史记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学者们都开始萌生强烈的研究史学的兴趣,从而鼓励这个社会对学问的研究风气

二、我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的盛行之因固然有许多,梁启超先生所言三者应当是最主要的。我在此根据自己所阅读的一些文献,简单谈谈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的其它看法

1统治者的重视私人撰史的盛行与官方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自曹魏以来,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史学的关注更是决定着史学在这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魏文帝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由此可见其对史学的强烈兴趣。即使是北方少数民族之统治者,也对历史颇为重视,赵翼在廿二史记中写道:晋载记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其中汉光文帝刘渊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⑤一般来说,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出于附庸风雅,而是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在南北朝的动荡时期,有抱负的统治者往往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治世之良策

统治者在从过去吸取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关注对历史的记录,加强史官制度的建制。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提出: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

于是改录秘书省。各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大,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至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史官制度的逐渐完备,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繁荣

官方重视史学的大环境,给社会营造了一种重史的氛围,而越来越多有志于向司马迁、班固这些史家学习的士族,也就得到了条件创作私人的史作。隋文帝杨坚曾下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相比起来,也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在政策上也相对宽松,这也同样为私人撰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思想上的解放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深远,经学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已经陷入了空泛、死板之中,如宋书臧焘等传中所言:自黄初至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

诚如清代学人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

汉以来的史学受经学的影响颇大,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汉纪之作者荀悦就认为史家的著作应当符合五点要求: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

由此即可见史学思想之束缚

经学的没落紧随着的是各种思想的兴起,尤以玄学为盛。玄学虽重清谈而无为,但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自由思想也为史学之发展带了契机。史家摆脱了经学正统观念的束缚,在著作时也就显得更为自由,也就为私人撰史提供了思想上的便利,不再拘于一格。但同时也给史学的内容带来了一定影响,在这一时期不仅仅史书多记有怪诞不经之事,而后世对这一时期所作的史书,也多有怪异的记载。赵翼在廿二史记中就提及了诸多晋书中所记的怪异;南朝宋之史书,亦多记有后宫荒*之事。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诸多史家亦同时精于玄学,如司马彪就曾为庄子作注,干宝亦曾为周易作注,等等。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既有利于打破经学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又为私人撰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梁启超先生就曾说:故吾尝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

⑥3门阀世族的影响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一些大世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垄断,而在世族与世族的对比之间,为了突出各自的家世与名望,便出现了撰写家史、牒谱的需要

所谓家史即是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记其先烈,贻厥后来,此之谓家史也。⑦而所谓牒谱即是记载帝王诸侯世系的史籍。固然,门阀世族创作这一类的史著,也并不只是为了藉以追述先祖之事迹,标榜自己的门第,更因魏晋南北朝时所行之九品官人法,区分品级录用,往往要对其身世加以区别。唐代柳芳在谈及魏晋南北朝时谱碟便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胃,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着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宵,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因此也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⑧的局面。所以说,某种程度上私人撰史对于门阀世族而言,不仅是一种名望,而且是保有自身权势的一种重要手段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望族都开办私学,传授知识,这不仅为私人撰史培养和提供了人才,而且私学通过传承而成为家学,出于保存文化传统的需要,对家学的思想加以整理和记载,因此私人撰书十分盛行。其中也就不乏一些为儒家经传作注的书,在后世也同样被归入了史部,这一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

许多论著提及魏晋南北朝时的私人史著,有一种评价,就是认为私人撰史因著者之史才参差,目的各异,以至于所著之史书质量也良莠不齐,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史著虽多,但真正的传世佳作却并不算太多。这一观点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其所描述之事也毕竟为事实,自古以来着史者多如牛毛,往往都向往像司马迁一样能成一家之言,但是毕竟水平各不相同,能出其右者几无。但从整体而言,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注释:①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二八页②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零九页③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八四页④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一九页⑤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第一一一页⑥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一九页⑦刘知几著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十杂述第三十四,第四八页⑧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第一一三页参考文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赵翼二史记凤凰出版社,2008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你说的应该是一篇论文吧？以下请你参考：

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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