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收藏知识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满文翻译是光绪元宝的意思。
光绪元宝是清朝光绪年间流通的货币之一。由湖北两广总督张之洞率先引进英国铸币机器铸造银元和铜元,之后各省纷纷仿效。共有十九个省局铸造,除中央户部,地方省所铸铜元,皆在其正面上缘镌写省名。光绪元宝是大清光绪年流通大面值货币之首,是我国首批引进海外技术的印发流通货币,对于现今也蕴藏了一定历史意义。光绪元宝中,价值最高的就是广东省造的双龙寿字币:库平重一两。
满文(满语:ᠮᠠᠨᠵᡠ ᡥᡝᡵᡤᡝᠨ,转写:manju hergen)是用来拼写 满语的文字。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 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符合满族本民族语言表达要求的新满文。 满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 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在 中国文字史的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
本文2023-08-05 02:13:1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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