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论文：周佩谊《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之情词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佟博《朱彝尊出仕及交游考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朱珊珊《朱彝尊〈曝书亭集〉的文献学价值》（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宗友《〈四库全书总目〉与〈经义考补正〉误解〈经义考〉一则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八辑，1月）；张宗友《论〈经义考〉的条目著录体系》（《古典文献研究》，第九辑，6月）；杨艳燕、许建平《〈经义考·论语〉阙误补正》（《书目季刊》第3期）；陈惠美《〈经义考〉孟子类金元人著述考辨》（《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新60期）；鲁竹《朱彝尊艳词论略》（《南昌大学学报》，第5期）；张世斌《朱彝尊酬唱〈乐府补题〉咏物词风格成因》（《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朱则杰《清诗总集考证三题》（《厦门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朱彝尊诗文本事、墨迹与碑刻》（《嘉兴学院学报》，第5期）；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兼论何融〈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之未为得》（《黄冈师院学报》，第5期）；李哲理《朱彝尊“醇雅说”之探讨》（《东北大学学报》，第5期）；王恒柱《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左正华《朱彝尊与晋祠文物考略》（《文物世界》第6期）；王利民《朱彝尊与端砚》（《岭南文史》，第4期）；周亚萍《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科教文汇》，第7期）；张艳荣《朱彝尊词句“青蛾低映越山看”解》（《名作欣赏》，第10期）。

按：本年以朱彝尊为论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以下共分专刊、著作、研究论文三部分加以概述。

（一） 专刊一种：《朱彝尊研究》第二期。本期共收30篇文章，按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为已刊布之序跋与前言，有夏承焘《〈曝书亭词〉序》、吴肃森《朱彝尊和〈曝书亭词〉》及屈兴国、袁李来《〈朱彝尊词集〉前言》等。这些文章附书以行，对朱彝尊的词学成就都有总括性的介绍，带有本书解题的性质，有助于了解朱氏的词学贡献，并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第二组，朱彝尊生平交游与事行之考述。吴梁（《朱彝尊家世考》）利用《秀水朱氏家乘》等资料，对秀水朱氏的世系，作了较为详明的勾勒，对朱氏家族人物，各有概略之介绍，为了解朱彝尊之学行，提供了更多的论世知人的背景资料，颇能新人耳目。徐志平（《朱彝尊交游谈》）以康熙皇帝（玄烨）、曹溶二人为例，明其交游概略，为朱氏之出处进退、心路历程等提供了旁证。顾炎武曾推崇云：“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亭林文集·广师》）由此知己之言，可证朱、顾二人，交契颇深。王利民（《最忆虎头痴——朱彝尊与顾炎武》）对二氏交游之史实、学术趋向之异同，均有细致爬梳与解读。王氏指出，朱、顾二人体现了“朴学学风与人格塑造的内在一致性”，实能道出二氏对清代学术的卓越贡献，可谓有识。朱家祎（《查慎行及其与朱彝尊的亲友之谊》）对朱、查二人交往概略有所申述，为查氏序《曝书亭集》时何以“全面客观”“鞭辟入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读。朱彝尊以布衣之身，居清贫之官，晚年聚书能达八万卷，同其终生嗜书、读书、抄书、借书、著书、刻书分不开，也与友朋慨然赠书分不开。陆永祥（《皎浩明如璧清涟间白苹——浅谈我邑明代高士李延夏与朱彝尊先生的交谊》）对清初高士李延昰（初名彦贞）之师承、抗清史实、晚年心境，颇有探析；李氏将其全部藏书（两千五百卷）赠与朱彝尊之动机、心境，因此了然。高佑富藏书，曾与朱彝尊同行北上，颇有唱和；朱氏还专门有信寄高氏，倡论历代诗风，以同道相砥砺。何志荣（《高佑与朱彝尊的翰墨情》）对二人交往，进行了梳理、勾勒。朱彝尊作为前明显宦之后，魏耕、祁班孙等抗清义士之同志，其应康熙博学鸿儒之征、受官分职之举，一向受到时论及后人之非议。朱家祎（《浅议朱彝尊仕清之是与非》）在分析了清初政治、文化举措之后，对朱氏仕清一事，持通达、同情之了解，认为评论历史人物大节是否有亏，需视其行为是否对国家、民族有罪或过失而定；执此以论，则朱氏仕清，实无伤其大节。这一见解，颇有理据，较为超脱。

第三组，朱彝尊著作及相关学术问题之研究。有朱则杰《朱彝尊著述相关文献辑考》、于翠玲《〈浙西六家词〉与〈词综〉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形成的综合因素》、胡愚《朱彝尊〈腾笑集〉考辨》、徐志平《梅里词派》、凌聿浒《〈词综〉初探》等文，以及《鸳鸯湖棹歌》研究系列论文。《腾笑集》之名，盖得自孔稚圭《北山移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之语，朱彝尊用以自况其应征出仕而又谪官困居的尴尬处境。胡愚详细考察了该书的版本，认为今传八卷本乃是改编本，其基础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付梓的七卷本；二者在卷次及所收作品之范围上，因此存在差异。因该集问世较早，可以纠正朱氏晚年手订《曝书亭集》中不少诗作系年之误。徐志平（《梅里词派》）对早期梅里词派主要成员之学行与创作，做了简要的考述，重点论曹溶、王翃、王庭、周筼、周篁等，兼及缪永谋、沈进。以上诸人，均是朱彝尊早期交游中重要人物，对了解朱氏成长之学术生态、文化环境，极为有益。凌聿浒对朱彝尊编撰《词综》的动机、参与编纂者的学行、《词综》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探索。朱彝尊诗作中，《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极为独特，因为这组诗用竹枝词的形式，描写嘉兴风物，最易触动乡思，令人“肝肠寸断，一日九回”（王福基文）。本辑中有五篇文章对此进行讨论，足见棹歌组诗的艺术魅力。王福基（《棹歌一唱三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棹歌现象》）对棹歌内容、形式的起源都做了梳理，指出朱彝尊用七言绝句的形式铺陈百首棹歌，引领风潮，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三百年来，和者不绝，蔚成大观，成就了文学史上独特的棹歌现象。寇林（《朱彝尊与鸳鸯湖棹歌》）指出，朱氏百首《棹歌》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堪称“一部有韵之地方志”。在艺术上，这组诗代表着朱氏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是对刘禹锡革新民歌精神的继承；诗风兼具通俗流畅与博学典雅，从而雅俗共赏，受到广泛喜爱。钱有江（《鸳鸯湖畔棹歌声遗韵绵延数百年——解读嘉禾地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简要论述了朱氏《棹歌》组诗的创作背景及地域特色，将“鸳鸯湖棹歌体诗歌”的艺术风格归纳为“一乡共念、一景同歌、一体相承、一气相通”，所论清通简要，颇有理据。李瑞明（《诗意的栖居——读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笔记》）指出，朱氏《棹歌》以描写嘉兴特有的景观与物征为主；对男女情爱的描写，温婉含蓄，颇得南朝吴声歌曲的余韵；通过组诗，朱氏构建了嘉兴的人文地理传统与文化生活空间，具有区别于他地的独特性。朱菲菲、华爱军（《浅谈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指出，朱氏《棹歌》组诗描绘嘉兴风物，展现市井风情，同时也影射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在风格上，虽有学者之气，但总体上较为朴素，注意保持了民歌的特色。尤裕森（《朱彝尊〈鸳鸯湖棹歌〉里的桥梁》）专考朱诗中的桥梁，一一辨其方位，叙其沿革，说明现状；这一实证性质的研究，体现出作者对乡土地理极为谙熟，非一般注解朱诗者所能为。

此外，本期专刊还录有部分会员诗词。综观本期所收文章，因为不受现行学术期刊削足适履的限制，大都能畅所欲论，迭出新见，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将朱氏创作同嘉兴地域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申论方面，更是独具优势（例如关于地理名物的考释，非谙熟乡邦文献与地理实际者不可为）。本刊编者既要借重主流学者的研究论文，又要保持一支稳定的研究乡邦文献的队伍，其努力、志意及业经达到的水平，颇值称述。

（二） 论著二种：

李瑞卿《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应以其同题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朱氏文学思想的专著。该著凡三章。第一章介绍朱氏生平与思想，属总论性质，旨在论世知人，为后续讨论提供生平事行与时代背景。第二章专论朱氏文学思想，于其文学观念上，指出朱氏宗经重道，倡导经世致用的精神；本乎自得，反对规仿古人。于其诗论，重点剖析朱氏关于美刺的主张（关心朝庙、民生，有美有刺）及乐教说（教化与抒 性相统一，注重情感之纯正与感化作用），认为朱氏诗作继承并发扬了《楚辞》精神，忧患时世，关心现实；怀友感旧之作，体现了朱氏重视友朋间的情感共鸣。于其词论，指出朱氏视词同诗有异，但具娱乐功能，也能具有《离骚》变雅之义。为此，重点讨论了朱氏的尊体意识与词源论。第三章讨论朱彝尊的诗歌史论与文学审美观，前者主要讨论朱氏对唐宋诗之争的立场与创作取径（融合唐宋、以唐为宗），以及对明代诗歌的批评；后者主要讨论朱氏之醇雅论（相关内容，已见前揭单篇论文）。总之，该著系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宏观地审视朱氏其人及其文学理论，因其系统性及深入论析，把朱氏文学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

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传》，是一部兼具学术性、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具有开创意义。全书共分十章：秀水异才、鸳水情深、十年磨剑、江湖载酒行、五陵结客、致身清美、宦海浮沉、归去来兮、既硕孔多，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朱氏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并兼及其学术贡献。作为首部翔实的朱氏传记，该著对朱彝尊一生中较为突出的事件与片断，均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诸多细节的披露与史实的勾连，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厘析的基础之上，颇见著者的史学与文学根柢。书末所附朱氏大事年表，简明扼要，颇便稽检。

（三） 论文。本年问世的学术论文（除《朱彝尊研究》登载者外），主要围绕朱彝尊的文学理论（以词学为主）、学术论著及生平事行而展开。

文学理论方面，周佩谊考索《静志居琴趣》之本事及与其《风怀诗二百韵》之关联，认为二者描画的为同一主人公；复从情词发展史中观照《琴趣》之情感内涵、表现手法、艺术风貌，分析透辟，堪称竹垞解人。鲁竹将朱氏艳词区分为流连歌坊、赠妓怀人的传统之作与有特定书写对象的专题之作（《静志居琴趣》），认为后者因抒 情实感，具有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之审美特质。张世斌注意到朱彝尊《乐府补题》和作之咏物词风同《补题》主旨有所偏离，将其归因于朱氏面对“两截人”尴尬身份时的逃避，其代价则是性情的丧失。李哲理对朱氏“醇雅说”的诗词理论分析较深，认为在朱氏创作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发乎性情，欣然自得；韵致深长，舒俊疏朗；俊逸排宕，浑厚苍凉；别开生面，独具风韵；委婉寄情，空中传恨。

学术论著方面，张宗友注意到了《经义考》的学术接受问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提要，对《经义考》多有参考；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则属补充、考证之作。两家对《经义考》中同一则材料的解读，存在讹误，张文对此专予纠正。作为史著，最重义例，张宗友对《经义考》条目体系的结构作了剖析，指出其体系具有“以氏领书”以及四柱之法等超越前人之处。杨艳燕、许建平专纠《经义考》论语类之阙误，如著者姓名讹误、书名讹误、引书出处讹误、卷数阙漏、著录内容失考、引录序跋文字讹脱等，凡得19条。陈惠美则对《经义考》孟子类金元人著述有所考辨，分生平、著述大旨、书之存佚、版本考述等项，可补朱氏未备。力之考察了《文选》千卷之说的源流，指出朱氏“《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之说本于元人赖良，而非学界通常认定之宋人吴棫；揆诸实际，朱说并不能成立。（按：朱氏用一“闻”字，下语其实较为谨慎。朱氏《竹垞行笈书目》中有《韵补》二本，故其说极有可能直接本自吴氏）

生平事行方面，佟博利用新发现的朱氏应征鸿博前后的家书，对其出仕前后的形势、心态以及对创作的影响，作了考察。佟氏另选取曹溶、屈大均、查慎行、纳兰性德、曹寅等五人，分别作为贰臣、遗民、亲戚、贵胄、近臣的代表，考察朱彝尊同他们交游之史实、原因及影响。朱则杰探究诗作背后的本事，论世所以知人、解诗；复留心竹垞遗墨，注重实地考查。将学术研究同人文地理相结合，取径同上揭尤裕森氏相类，可谓别开生面。左正华、王利民均关注朱彝尊与文物背后的史实，其旨趣与方法，均能新人耳目。

张之洞等《书目答问补正》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钱基博《版本通义》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古籍版本学500问》

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编、目录编、校勘编、典藏编）

陈垣《校勘学释例》

陈正宏等《古籍印本鉴定概说》

王力《古代汉语》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方一新《训诂学概论》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

孙钦善等《中国古文献学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