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经沧桑的文明古国。我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大家的心中有一段忘不掉的经历。抗日战争、虎门销烟、九一八、七七事变多历历在目。但我国的历史也有光辉璀璨的一面。

是古人发明了汉字。很久以前，古人并不会写字、记事，有人想出了绳结记事法，但是太麻烦了。就有一位叫仓颉的人发明了甲骨文。

在我国的文化史上那些诗人、文学家是不可缺少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千古绝句；孟郊的《游子吟》歌颂了伟大的母亲；李白的《静夜思》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还有那些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绝唱，无韵之离骚’；孙武的《孙子兵法》是古典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孔子写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分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约有4700年。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的代称出现。

“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是指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裳的礼仪之邦”。

中国位于东亚，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要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中国人一般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成国家和朝代，后历经多次演变和朝代更迭。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的土地。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6年10月，江青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原中共总书记邓小平重新复出，自1979年起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到现代化建设上。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逐步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是建国后形势最好的时期。

纵观世界，除中国外，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国都曾经光华暗淡，出现过文化“断层”。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及尼罗河流域，无不在公元前或因异族征服，或因不同民族的冲击，先后导致更迭而衰亡。欧洲文明的故乡也无例外。公元前476年，以西罗马灭亡于日耳曼部族的入侵为标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被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所取代，西欧由此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中世纪。古代中国则不然。她由远古而中古，又由中古而近世，稳健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她不仅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条由她自己的无数脚印连结起来的清晰可辨的历史长河，还以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系统地反映了她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按照一般的常识，研究史学的起源，毫无疑问应从最早的文字说起。因为只有出现了文字，才可能做历史记录；只有出现了历史记录，才可能由此编出历史文献。所谓历史学，正是在记录史实和编撰历史著作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现在确知的中国最早文字是殷代的甲骨文。自“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于1899年偶然发现这种文字以后，甲骨文很快抖落尘埃，走向现代社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一种古老文字。迄今为止，历经官方和私人多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十多万片。这些甲骨文献以当时的文字记录了从盘庚迁殷到帝辛灭亡共计二百七十三年的大事，不仅为我国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还补充和证实了《史记》中关于殷王朝的若干史实，对于商代社会组织、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古籍的考订辨伪等，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然而，从理论上说，甲骨文还不能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起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甲骨文的过于成熟，说明它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原始文字应当是图画式的繁复的象形字，字汇少，文字的组织和运用也极简单。而甲骨文则不仅有简化了的象形字，还有会意字和形声字；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里，已有三千个以上的字汇，其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而且还有长达一百七八十字的记事文”（杨翼骧《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天津日报》1961年12月6日）。其二，我国于20世纪叨年代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考古界在探索文明起源方面获得重大收获：在史前古城址中，文字符号系统已经诞生。其中，地处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已多处发现笔画工整的符号，而且多个相属，显然是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早期文字。类似情况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中也有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计五行十一字，结构成篇，显系一种新的文字系统。其三，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有抹不掉的痕迹。例如《荀子·解蔽篇》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颌独传者，壹也。”明确指出，中国文字为远古时代仓颉所造。其余古典文献，如《韩非子·五蠹篇》、《吕氏春秋·君守篇》以及《世本·作篇》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述。由此可见，在商代之前的夏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有文字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史记·殷本纪》中关于殷王世系和事迹的记载，既然已被后来的甲骨文字所证实，由此当然可以推断：《史记》中关于夏代世系和夏代以前事迹的记述，也很可能是以夏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为依据。

或许是由于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或许还有一以贯之的史官建置等原因，使得起源甚早的中国文字在人类史学史上创造出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古代史学不仅起源久远，而且历史记录连续不断，这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度里是仅有的一个例外。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号称“四大史体”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著作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这些文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有源流，自成系统，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它们中的任何一类，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有大量的典籍，都可以从一个方面由远而近地系统反映中国古代以来的历史。环视世界各国史学领域，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

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高粱[1] 河畔，紫竹院公园旁。坐落在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1987年落成，总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国家图书馆的主楼为双塔形高楼，通体以蓝色为基调，取其用水慎火之意。主楼采用双重檐形式，孔雀蓝琉璃瓦大屋顶，淡乳灰色的瓷砖外墙，花岗岩基座的石阶，再配以汉白玉栏杆，地上书库19层，地下书库3层，书库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设计藏书能力2000万册。2008年9月9日二期馆舍（现称总馆北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国家图书馆建筑总面积增至25万平方米。[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约有4700年。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着自己的才智。

中国历史自黄帝时代算起则约有5000年。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

这一阶段首先认定了(包括历来公认的)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拉祜；

高山、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羌、撒拉、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保安、裕固、塔塔尔等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在第一阶段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识别工作引向深入。

本阶段对上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所剩族体名称(183个)进行逐一研究，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赫哲、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名为德昂)、独龙、京、毛难(后改名为毛南)、门巴；

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已确定的53个少数民族中。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阶段中，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至此，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增加到56个。

第四阶段：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本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除继续为一小部分族体的认定进行调查研究外，主要进行民族成份的恢复、更改和某些族体的归并工作。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份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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