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按照DNA测试，说他们是契丹人后代。

　　根据一份资料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达斡尔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具有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民俗文化。达斡尔族民俗是达斡尔族民众把日常生产生活中处理具体事宜的实实在在的观念和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模式化的特点，为人们世代承传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发展而发展变化。在清代，达斡尔族已经形成了建立在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基础上的民俗文化，其中既保留有古老的民俗内容，又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增进的内容，具有综合体现融汇农牧渔猎经济因素的民俗文化特色。这在众多的民族中是少有的，是达斡尔族对人类民俗文化的独特贡献。到20世纪初，居住嫩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族仍然较全面地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其他地区居住的达斡尔族，由于受居住地域环境及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虽然也保持着原来的民俗文化，但已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与经济状况的民俗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达斡尔族民俗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在此，根据我们并不翔实的调查材料，对于达斡尔族民俗在现代的承传和变化作粗浅的论述。

　　一、达斡尔族民俗的承传变化的状况

　　（一）生产习俗及经济发展情况

　　据我们在莫旗、扎兰屯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方调查，达斡尔族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多种经营的经济特点，形成了以农为主的经济。在此以莫旗腾克乡特莫胡珠村、莫旗西瓦尔图镇双龙堡村、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为例。

　　特莫胡珠村地处偏僻，是很典型的山区之村。1997年村里有103户，475人口，其中达斡尔族90户、鄂温克族4户、蒙古族3户、汉族6户。在三四十年代，村里达斡尔族从事多种经营，种地、狩猎、放排、制作大轱辘车到呼伦贝尔草原上换马。而我们所了解到的，这里不放排有30年了，不制大轱辘车有20年了，不用大轱辘车有10多年了。

　　1982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这里已经以农为主，发展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向。1982年全村有耕地面积4000亩，生产队有2台拖拉机、150来头匹牲畜。到1997年，村里地多的人家一户就有一百多垧（1000多亩）耕地，是过去一个生产队耕地的数量。全村有耕地面积4万亩、大牲畜300头匹、山羊一百多只，有95%的人家有奶牛，半数以上的人家养马，主要用于骑乘。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是黄豆，占耕种面积的80%多，其他有小麦、玉米、谷子。全村有大型拖拉机16台、小四轮拖拉机40多台，有播种机等配套机械。70%至80%的耕地用播种机，翻地也有机械，只有趟地时使用牲畜。大多数人家不用牲畜种地有十来年了。过去生产队时，粮食不够吃，好的年头每人能分上360斤粮食，多数年头是吃返销粮。现在家家卖粮。人均收入达到一千五六百元。

　　这里仍然保持着园田种植蔬菜、玉米的传统，但种植烟叶的人家明显减少。原因是很少有人收购烟叶，中青年人吸烟卷的多。种植烟叶的人家也是一次种植够用两三年的烟叶，隔年种植，或买别人家的烟叶。

　　双龙堡村伪满时建村，当时就以农为主，同时有牧业、放排业。1997年有58户、264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1户、汉族7户。有耕地9470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989年的135亩，增加到1997年的近36亩。在六七十年代，仍然种植荞麦、稷子等传统农作物。到1982年以种谷子、玉米、小麦显主，少量种植稷子、荞麦、燕麦。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开始转向主要播种黄豆。1997年全村黄豆种植面积占耕种总面积的90%。有小四轮拖拉机32台、大型拖拉机1台，种地基本上是机械化作业。该村从1984年开始使用除草剂，1990年已经普遍使用。1986年以后很少用牛马耕地了。该村1983年售糖20万斤，1996年售粮近200万斤。

　　1989年该村有120多头大牧率。1997年有47头牲畜，其中7匹马，其余是牛，其中奶牛80多头，基本上每户都养猪，平均每户两头猎。过去家家种黄烟，每家出售几百斤黄烟。由于销路变窄，从980年代以来已基本不出售黄烟了，黄烟种植逐渐减少，1997年全村只有五六家种植。1996年、1997年，村里有两三户人家开始种菇娘（植物名称），亩产可达120多斤，效益比较可观。

　　巴图村是40年代初由齐齐哈尔地区迁移来的达斡尔人建立的。当时就以农为主，同时从事狩猎、制造大轱辘车。1997年全村有278户、1167人口，其中达斡尔族57户、210人口。全村耕地9866亩，黄豆播种面积占70%，玉米占10%，葵花占5%，还有白瓜、甜菜等。80年代，黄烟曾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每户平均种植一亩黄烟，单产达六七百斤。自1990年以来，黄烟销路减少，现只有少数人家种植。全村有310头牛，其中146头奶牛，还有221匹马、770只羊。牲畜还较多地用于耕地、拉车。全村有40户人家有小四轮施拉机，有配套的播种机、自动犁，占总户数的14%。

　　以上三个村生产的基本情况，反映了大兴安岭东麓达斡尔族的生产现状及生产民俗的变化状况。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达斡尔族经济已经由传统的农牧渔猎多种经营经济，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

　　2．达斡尔族农业经济本身也在实现历史性转变。首先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其次是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大。

　　3．在以农为主条件下牧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相应发展。各地养畜头数都有增加，出现了养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的大户。养畜业的发展具有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农牧结合的优势，应当成为达斡尔族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经济作物更是有利于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所不可缺少的。

　　（二）服饰习俗

　　达斡尔族有着穿长袍、皮服的习俗，传统服饰在用料、式样、装饰上都有自己民族的风格。直到20世纪50年代，达斡尔族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传统服饰。到70年代，老人们仍然穿长袍，人们穿狍子腿皮做的“其卡米”（靴子）。当时达斡尔族妇女做的“其卡米”很有销路。而到90年代，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平常时已经没有人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了。据我们了解，在达斡尔人中，还保留着给已故老人穿民族服装作为寿衣的习俗。除此以外，传统民族服装已经成为存放于箱柜中的“文物”。

　　随着这些年来民族文化活动受到重视，达斡尔族服装也在继承中得到了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在各级文艺演出中，只要是表演达斡尔族歌舞，演员都穿上达斡尔族式服装。舞台服装经过专业人员设计，在服装的式样、风格、色彩、装饰方面，都更加突出民族特色和审美艺术性，增强时代气息，此传统服装有了改进、发展。二是体育服装。以莫旗的达斡尔族等民族青年组成的共棍球队，在参加比赛和表演时，穿颇具特色的运动服装。三是礼仪服装。参加各级人大、政协等重要会议的达斡尔族代表、委员等，在会议期间总要穿上民族服装。在莫旗等达斡尔族聚居地方，在一些礼仪活动中，经常有主持人员和服务人员穿民族装。四是群众文娱活动服装。在群众民族舞蹈表演、娱乐活动中，参加者们穿民族服装。在莫旗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式表演、敖包会表演中，参加者们穿的达斡尔族服装式样、色彩之多，达到一个高峰。上述这些表明，达斡尔族服装已人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转向主要应用于民族文化和民族风采的展示。这种展示蕴涵了人们对于民族服装标识作用的理解和民族文化的回归。

　　（三）饮食习俗

　　达斡尔族传统饮食中的主食有稷子米、荞面和燕麦米等，以肉、牛奶、蔬菜和采集的野菜为副食，品味多样、很有民族特色。20世纪以后，白面、小米、玉米进入了达斡尔族的饮食生活。这些主食与传统饮食相汇的饮食习俗基本上保持到70年代。

　　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20年来，达斡尔人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变化。白面、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大于小米、玉米等，已构成主食内容的转变。在农村，有相当数量的达斡尔族人家出售自家生产的黄豆，然后购买白面、大米，成为主食来源的转变。在发生上述两个转变的同时，传统饮食习俗也在得到承传达室，以其特有的风味受到人们的流连和喜爱。传统的用鲜、酸牛奶泡饭、做“托古列”（牛奶煮面片）、做“昆比勒”（柳蒿芽）等野菜，吃传统的烩菜、“音得森·努瓦”（菜末）、“瓦日勒·拉里”（初乳粥）等都仍然保留着。在农村里仍有一些达斡尔人少量种植稷子、荞麦、苏子（紫苏）。

　　在烹任设施方面有了改变。虽然很多人家还保留着大锅做饭的习惯，但新建住房都设多灶、小灶，用小锅、炒勺做饭、做菜。在夏季，个别人家也像城里人那样用液化气做饭，用电冰箱贮存食物。在特莫胡珠村，1997年已有十几家有电冰箱、冰柜。

　　（四）居住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80年代初，大多数达斡尔族农牧民的住房基本上保持了传统习俗。这期间建的住房沿承了土木结构、传统样式。有所改普怕是房子的南墙用砖垒成，或用瓦盖屋顶，在窗子上安装玻璃。实行改革开放20年以来，达斡尔族的村落、院落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了原有格局和面貌。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达斡尔人的居住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住房的建筑上，一是改变传统住房的内部结构。一些人家拆掉原住房的北炕或南炕。拆了北炕后，摆上组合家具，仍以南炕为尊。拆了南炕的人家，则摆上写字台、电视柜。有些人家在室内搭建火墙，改变了冬季单靠火炕、火盆取暖的办法。由于不采用炕干的方法加工稷子米、荞麦，原来基本上家家都有的“额勒乌”（池式炕）已很难见到了。二是新建的住房已不再是传统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由过去通行的基本一致的结构转变为多样化结构。90年代以来新建住房大多数为砖瓦结构，房门开在正面、侧面和后面的都有，在侧面、后面开门的，都在门口外建门厅。室内间壁结构多种多样，多在北屋设厨房、物品库、浴室，南面是起居间、客厅。虽然室内仍为长者搭火炕，但年轻人已在使用木床、铁床，采用火墙或土暖气取暖。在双龙堡村，58户中有14家为砖瓦结构住房，5家为一面砖住房，均不是三面大炕的结构。在巴图村57户达斡尔族中住旧式三面炕住房的只有四五户。

　　在村落成员构成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土匪强盗侵扰，为生计投靠亲友等原因，传统的以“哈拉”、“莫昆”（氏族组织）成员单一结构的村落中，正迁入其他“哈拉”、“莫昆”成员。到目前，虽然原建村居民的后代仍较多地留在其村落居住，但是大多数达斡尔族村落已经成为有多数“哈拉”、“莫昆”成员共居的村落。村落为某个“哈拉”、“莫昆”所属的观念正在淡化。同时，其他民族成员在达斡尔族村落中落户，以及达斡尔族居民在其他民族村落中安家的情况也较多。如特莫胡珠村原是鄂嫩哈拉建立的村落，现在已增加有莫日登（孟）、敖拉（敖）、苏都热（苏）、郭博勒（郭）等哈拉的成员，并有鄂温克族、蒙古族和汉族居民。双龙堡村51户达斡尔族中，约有一半是建材的莫日登哈拉居民，其他是别的哈拉的居民。

　　（五）交通习俗

　　达斡尔族的传统水上交通工具有木槽船、木板船，在江河浅水、缓流处设渡口、在小河上架桥。陆路交通工具有爬犁、滑雪板、骑马、大轱辘车、单轮推车等。其中大轱辘车最为常用。它曾经是山区、草原上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的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农村牧区生产队里有了汽包车、拖拉机，但大轱辘车仍是使用最多的车辆。到80年代中期，在莫旗已很少有人使用大轱辘车，个人家运输以小四轮拖拉机为主。改变了单靠畜力运输的状况，开始以机动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1997年，特莫胡珠村已有16台大型拖拉机、40网台小四轮拖拉机、4辆吉普车、8辆摩拖车。莫旗腾克乡提古拉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全村只有两台大型拖拉机，47头牛。1997年全村58户人家已有22台大型拖拉机、56台小四轮拖拉机、8辆吉普车、2辆东风汽车。双龙堡村58户人家有32台小四轮拖拉机、7台摩托车。该村从1995年到1997年三年投资15万元修建了通过村外的5公里公路。村里一户达斡尔人家自买面包车搞客运，往返于双垄堡村至莫旗政府所在地尼尔基之间。莫旗西瓦尔图镇小库莫村71户人家有小四轮施拉机32台、大型拖拉机9台、吉普车2辆，有一户达斡尔人家搞客运，往返于卓洛尼村至尼尔基之间。

　　（六）文化生活习俗

　　达斡尔族民间有着举办歌舞晚会、讲故事会、古典文学译说会、开展体育、游艺等活动的传统，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比较丰富。直到六十七年代，在一些达斡尔族村中仍有人讲民间故事、举办传统歌舞晚会，少年儿童进行传统的玩“哈尼卡”（纸偶）、剪纸车马、打曲棍球、山上放爬犁、下围棋等活动。随着一些民间艺人的过世，人们现代文化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目前达斡尔族文化生活的格局已经有了变化。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也有新的文化生活内容的增加。

　　1．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

　　在农村牧区开展讲民间故事活动大致延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近年来达斡尔族村中已没有讲民间故事的活动，也没有人译讲满文的古典文学了。个别会满文的老人也读满文书籍，但只是个人的文化兴趣了。我们在西瓦尔图镇的双龙堡村、小库莫尔村了解到，现在村里在春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等节日时，人们仍组织相聚在宽绰的人家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主办者还准备瓜子、糖块、饮料。有时，邻近村屯的达斡尔人也互相邀请到自己村举办舞会。1992年我们在调查中，正逢并观看了莫旗库如奇乡举行建党71周年文艺汇演，其中有几个节目是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和民歌演唱。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还开展了达斡尔民间舞蹈培训活动。他们在节假日举办歌舞晚会，不仅有本乡的牧民参加，附近巴彦托海镇的达斡尔族群众也赶来参加。

　　打曲棍球是达斡尔族的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乡村青少年中仍广泛开展，90年代以来大为减少。1974年，莫旗成立了业余男子曲棍球队，1976年转为正式队。经国家体育部门的重视，达斡尔族古老的曲棍球运动成为我国的一项正式体育项目，填补了空白。达斡尔族地区成为我国现代曲棍球运动的发源地。从1978年到1997年，该队代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队在参加30次全国比赛中，夺得22次冠军、8次亚军、6次精神文明运动队，并多次代表国家队、包括队员参加国家队，参加国际曲棍球比赛和访问比赛。1982年，由该队10名运动员参加的国家队在第一届亚洲杯比赛中夺得第三名，国际曲坛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该队的老动动员退役后，分别被几个省、市体委聘请为教练员，为国内曲棍球运动的发展再立新功。1980年，莫旗成立了以达斡尔族姑娘为主的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为我国女子曲棍球事业的兴起，起到了开创作用。

　　目前，在各地达斡尔族举办的敖包会等节庆活动中，都有打曲棍球的项目，也举行摔跤、赛马、拉棍、比颈力、下围鹿棋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表演。

　　2．文化站活动情况

　　在调查中，我们走访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他们在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达斡尔族农牧民文化生活的发展趋向，即从民间自发组织向专门机构组织转变，由几种活动内容向具有丰富内容转变，由传统方式向现代趣味转变。

　　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文化站成立于1981年。1984年建有土木结构的站室。1987年建起了250平方米砖瓦结构的站室。该文化站由上级拨包干经费，1991年为1万元，1992年15万元，1997年25万元，设活动室、阅览室、播音室。活动器材有手风琴、电子琴、二胡、吉他、架子鼓、扩音器、高音喇叭、照像机、音箱、台球、乒乓球台、五百多册图书、报刊等。该文化站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其内容有：举办舞会，跳交际舞和达斡尔族民间舞。办小学生绘画班和绘画展。1991年的小学生绘画展有58幅作品参展。举办业余歌手大赛，基本上是每年一届。1992年的第三届业余歌手大赛有15人参赛。1997年的歌手大赛有20人参加。举办展览。举办了香港回归、纪念毛泽东、邓小平的展、少数民族风俗展等。举办传统交通工具马拉爬犁比赛，赛程为10里地。举办畜牧业科技培训班。1997年培训的内容是草场改良、牛羊饲养与管理，听课牧民五六十人。1996年、1997年举办了两届文化节。在1997年的文化节期间举办了歌手比赛、达斡尔族民间舞蹈比赛、少儿歌手比赛、少儿绘画比赛、下围鹿棋比赛、曲棍球比赛。文化站还搜集民族歌曲，请乡里著名民间艺人那音太来唱达斡尔族歌曲，录了几盘盒式磁带。文化站活动的开展，继承发扬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牧民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推动全乡两个文明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在此以莫旗为例，可以大致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脉络。在莫旗，1954年设立收音站。1955年成立有线广播站。1956年广播站的喇叭延伸到各乡镇。1958年开始有达斡尔语、汉语播音的自办节目。1982年设无线广播。1984年建立电视台。1993年建有线电视台。1998年全旗已有电视差转台17座，有线电视台136座。广播曾在六七十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全旗15个乡镇通广播，入户喇叭9500只，有些村中有高音喇叭。80年代以来，广播的作用减弱，声像俱备的电视更为人们所接受。通过电视在偏僻的达斡尔族乡村也同样可以迅捷地了解天下大事，获得生产、科技、文化多方面的信息，享受现代文化生活。据我们调查，在腾克乡1995年开通有线电视，全乡电视普及率达到85%左右。特莫胡珠村103户人家只有几户没有电视机，多数人家是彩色电视机。双龙堡村1989年42户中有电视机28台，1997年全村58户已是家家有电视机，其中彩电占60%。

　　（七）民间信仰习俗

　　历史上达斡尔族民间信仰萨满教。萨满教以其神职人员被称为“萨满”而得名。它是以万物有灵思想为基础，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多神信仰为内容，以一定的祭祀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群众中影响很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对于达斡尔族的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萨满教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已经大为削弱。但是，在农村牧区达斡尔族群众中，供神、请雅得根（即萨满）或巴格其（雅得根助手）跳神、求寸祭祀、祭敖包等不同形式的民间信仰活动仍然存在。

　　在特莫胡珠村，我们访问了一位从事民间萨满活动的人，他六十多岁。他说，在他幼年时村里有五六个雅得根，有男的也有女的。现在没有了。他自己不是雅得根，可以是位巴格其，时常被本村和外村的人请去进行祭祀活动。说是在村的西北山上建有神房，供奉“牛马王”，认为祭祀它对于村里的牲畜有益，并保风调雨顺。在该村，我们看到有的人家的园田里建有供神的小木房，在人们家里也能看到西墙上设置的神位。1997年7月19日，我们在特莫胡珠村赶上了村里祭敖包求雨。当时已有一个多月没雨，旱情严重。祭祀者们先到村南河边祭祀，而后到村西山顶祭祀，最后到村西北山后坡的敖包处，杀鸡献酒。祭祀之后大家用盆、桶从敖包旁的泉水中取水互相泼水。第二天上午11点，开始下起了大雨。

　　这种求雨祭祀活动在一些村中都有，人们认为即使是经求雨没很快下雨，也对避免雹、虫灾起到了作用。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是131992人。

达斡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辽宁省等地。

达斡尔族居住地最早记载为讨浯儿河（今洮儿河），明初迁往黑龙江以北；17世纪中叶因中俄边疆战事，清政府为巩固后方，达斡尔族最初迁往嫩江流域，少部分仍留在今外贝加尔一带。后因清政府征调青壮年驻防东北和新疆边境城镇，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分布的状况。

发展：

1952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龙江县达斡尔族聚居的卧牛吐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区。

1956年9月，齐齐哈尔市政府决定，将原龙江县虎尔虎拉区、达呼店区、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以及榆树屯等4个农村区合并，成立县一级的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中国现有的五个城市民族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达斡尔民族区。

斡 拼音wò guǎn 。

知识扩展：达斡尔族的介绍

1达斡尔族的起源与历史：

达斡尔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起源可追溯到元代。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他们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北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并逐渐迁徙到今天的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在清朝时期，斡尔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色。

2达斡尔族的居住地与分布：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尔古纳市、满洲里市等地，以及黑龙江省的呼玛县、漠河县等地。这些地区多为森林和湿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3达斡尔族的经济生活：

达斡尔族的传统经济活动主要有狩猎、渔猎和农耕。由于居住地的特殊环境，狩猎和渔猎一直是斡尔族重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们也种植粟、玉米等农作物，以及饲养牛、羊等家畜。近年来，一部分斡尔族人也从事农牧民和旅游服务等行业。

4达斡尔族的文化特色：

达斡尔族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他们以斡耳朵石碑、斡耳朵冰雪乐园等为标志的节日和活动展示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斡尔族的音乐、舞蹈、服饰以及传统手工艺品等都体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5达斡尔族的宗教信仰：

达斡尔族主要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崇拜自然和祖先灵魂。他们相信万物有灵，通过祭祀、巫术和预言等方式与神灵沟通，以祈求保佑和祝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斡尔族人也信仰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6斡尔族的语言和文字：

达斡尔族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属于满洲-通古斯语系的鄂温克-斡尔族语族。然而，由于现代化的影响和汉族的融入，使用斡尔语的人口逐渐减少。目前，大部分斡尔族人也能够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达翰尔族

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是清乾隆年间在塔城戌边的达斡尔族将士的后代。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就有达斡尔族官兵换防进驻塔城。同治初年，伊犁爆发农民反清起义，部分驻防伊犁的达斡尔族官兵突围后绕道俄国，抵达塔城。光绪九年（1883），塔城达斡尔族被改编为两营。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新城的达斡尔族人有300多户。光绪十七年（1891），达斡尔族编为六旗驻守塔城。民国初年裁军，1917年，达斡尔族迁居今塔城市阿西尔一带屯耕。新中国成立后，塔城县设“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1990年，全地区有达斡尔族4474人，聚居在塔城市的有4324人。

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一部分人兼通汉、哈萨克、维吾尔等族语言，有“天然翻译”之称，现普遍使用汉字。达斡尔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刺绣、剪纸至今相传不衰。达斡尔族历史上曾信仰萨满教和喇嘛教。多祭“腾格尔”（天）、祭“鄂博”（即在山顶上用土或石垒成圆堆），每年农历五月祈求风调、人畜平安。新中国成立后，信教人数极少。从事农业生产的达斡尔族居住土木或砖木结构的平房，屋内砌有保暖御寒的火炕。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达斡尔族住单位统建的楼房或家属。

达斡尔族有在“哈拉”（部落）内部通婚的习俗，但不限制同其他民族通婚。男女缔结婚姻，经订婚、过礼、迎娶三步。婚礼俭朴，气氛活跃。

丧事施行棺殓土葬。达斡尔族人很重服孝，一般祖父、祖母、父、母亡，服孝3个月；伯父、伯母、叔、婶亡，戴孝2个月，5代以内的侄孙也要戴1个月孝；舅父、舅母亡，无子女戴孝时，由外甥服孝；丈夫死，妻给丈夫戴孝3年。服孝期内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出远门。新中国成立后，服孝礼节已大为简化。

达斡尔族传统服饰近似蒙古族。女子旗袍和罩褂的领口、袖口和襟摆上，贴绣各种花纹的镶边，男女皮袍的襟摆沿边配上各种图案的装饰。新中国成立后，男性多着制服、西服达斡尔族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和奶制食品，普遍食用蔬菜。达斡尔族最大的节日是春节。腊月三十要祭祖、扫墓。除夕，欢乐通宵。一，晚辈一起向长辈拜年请安，然后男女老少，逐户互拜，一直热闹到初正月十五。清明、端午、中秋节和十月初十的千灯节亦是达斡尔族的传统节日。

1、蒙古族

蒙古族服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用植物的叶子将自己修饰一番，后来又取用打猎的兽皮做衣服。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上，已经看出蒙古高原的古人类在腰间围着一条短短的兽皮裙，头上插着长长的羽毛，有的臀部还有尾饰。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粗拙的石环、骨饰等物品，说明在很早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就有审美意向和审美追求了。据考古资料证明，蒙古族的服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是一脉相承。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食畜肉”、穿“皮毡裘”的匈奴妇女的头饰与察哈尔妇女的头饰非常相似，而匈奴的服饰文化，又传给了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然也传给了蒙古族。而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应高原气候而产生。

蒙古族的服饰具有自己的审美特征，蒙古族特别地偏爱鲜艳、光亮的颜色，这些色彩都使人感到色调明朗、身心欢娱。蒙古族又崇尚白色、天蓝色这样一些纯净、明快的色彩。蓝天白云，绿草红衣，一种天然的和谐。

另外，从蒙古民族服饰的款式看，褒衣博带，即能体现人体的曲线美，又能体现蒙古牧人宽厚大度、粗犷坦荡的性格。

蒙古族居住于蒙古高原， 气候寒冷又加之以游牧为主，马上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其服饰必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又便于骑乘，长袍、坎肩、皮帽皮靴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服饰。

《黑鞑事略》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

这种服式，后稍经改革，沿用至今，牧区男女均穿用。分夹、棉、皮3种。冬以羊裘为里,多用绸、缎、布作面，夏穿布、绸、缎、绢等料。一般用红、黄、紫、深蓝色。袖长窄，下摆不开叉，衣襟及下摆多用绒布镶边，边宽约6～9厘米。穿着时稍向上提，以红、紫等色绸缎带紧束腰部，两端飘挂腰间。

从上古到蒙古汗国，从元、明、清至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蒙古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服饰之精华，逐步完善和丰富自己传统服饰的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服饰，为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2、满族服饰

明朝，南迁到辽东地区的满族人，他们的服装是布、皮兼用。迨至努尔哈赤率部起兵后，他们的服饰杂乱无章，出现“上下同服”的现象。直到皇太极时代，冠服始有定制。入关之后，从皇帝到兵丁之衣冠，寒暑更换，皆有定制，不可逾越。

至于闲散旗人，男皆袍服，以绸缎或布制做，外套马褂，直到辛亥革命，率以为常。满族妇女的旗袍，多有发展，喜用绸缎制做。在北京等地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为有清一代的时装。

辛亥革命后，旗袍的样式由肥变瘦，并有长、短袖之分。经过不断改进，一般样式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推行八旗制度以后，满族人均在旗，故他们所穿的袍服便称为“旗装”、“旗服”。

3、藏族服饰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

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妥妥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

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

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

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圆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

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

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

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

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

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

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珰（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

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圆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

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

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

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

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代，西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西藏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

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顶围穗蒙古帽）等等。

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西藏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裀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

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西藏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西藏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西藏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

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西藏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西藏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4、壮族服饰

在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壮人穿的衣服，都是自纺、自织、自缝制的。当时，女子的服装与男子相比显得多彩些。她们上身穿的是大襟蓝干衣，领窝至右腋下的衣襟、两袖，均绣大花边，衣领矮，露颈部。

下身穿的是长至脚踝的长折裙，或镶有花边的宽裤子，裙子外面，正两腿心处，各绣一条垂直对称的大花边，在臀部处打几个折，臀部下的裙脚卷起一寸左右，两边以几针缝住，形成后裙脚弓形翘起，从前面看是桶裙，背后看是折裙，上下衣裙贴身，线条分外明朗，十分雅观。

脚登圆口绣花鞋。壮族男子穿的上衣，是黑布对襟衣，圆领阔袖，两襟扣子7—9个，扣子用黑布织成，穿时，将两襟的扣子扣起来。

男子穿的下衣即裤子也是黑布，裤口宽大，一般为1—12尺寸。成年尤其是老人，头包长约4—5尺的黑巾，或用一块黑长方形的布合缝，上端打折，顶开圆孔，戴于头上。平时，一般打赤脚，只有过年过节，喜庆日子，走访亲友，才穿上土布鞋或龙凤鞋。

清末民国以后这一时期女子改穿宽阔的唐装衣裤，腰间正面扎齐脚踝的半边围裙。围裙上头以两条印花布带系结于背后，并以两端各约两尺作飘带。壮族男子改穿对襟唐装衣，宽裤子。脚穿土布鞋。男子读书则穿中山装，剪西式头。老年人头扎黑布巾。

1949年以后，壮族地区的城镇居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校学生等，他们的服装紧跟全国的变化，一般都穿中山装、干部服，与当地汉族人民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甚至可以在边远的山区看到壮族同胞西装革履，花裙花衣更不用说。传统的壮族服装也悄悄发生变化。

5、白族服饰

远古时代想必白族的祖先过着群居生活。以打猎、捕鱼为生。以树叶来避寒，遮羞。经考古发现距今三千年前，白彝先民已经掌握纺织技术。剑川海门口、大理挖色鹿鹅山、大理苍山、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分别出土了石质纺轮，骨质或角质针具，证明纺织物开始问世。

白族先民也开始有简单的服饰，当然服饰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的主要功能无疑是保暖、避寒。到了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丝纺织业已大量出现。“工文织”，含纹纳花的丝织品大增。

1974年云省、大理州有关单位到大理州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塔进行调查，在塔中发现了大理国时期的丝织品，且保存情况良好，经鉴定为白绢一幅，丝绸三块，这对于研究当时的丝织工艺确实是一份难得实物资料。

南诏时期，大凡华贵的衣服，都要用精丝织成的丝、锦、绢缝制而成。南诏王、清平宫的服饰皆用锦绣，外缀虎皮，异常灿烂。在唐代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对所描绘的王族和官员的服饰，作了详细的描述。《南诏德化碑》碑阴载用“二色绫袍”做功臣赏赐品。

《释名·采帛》：“绫，凌也，其纹望之如冰凌之，理也。”轻且薄，以精丝纺之。为了使服饰更加美丽，人们除了在衣服上制作刺绣图案，达到美化服饰的目的。公元800年，南诏向大唐朝廷献演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还以别的方式来表达，演员们穿南诏民族服饰，衣裙、鞋帽上彩画鸟兽草木花纹。

“八彩”艺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演进。所以说南诏时期白族织染刺绣、工艺美术方面的造型设计水平之高，在我国南方是少见的。它将织、染、绘、绣融为一体，是唐代白族地区纺织业和服饰艺术蓬勃向前发展的显著标志，对研究当时的白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上层服制、服式的基本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相应的百姓服饰质量也有所提高，出现了刺绣的服饰，绢类面料虽没官家华贵，仍不失质粗形美之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服饰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色调与装饰彩染和刺绣较普遍。

服饰的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社会习俗、文化情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构成白族的“服装文化”。这一文化对以后元、明、清的白族服饰的演变一直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白族的服饰相应也发生了变化。但白族服饰的形成总是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剪裁、编排。故南诏大理文化在现代白族服饰中遗制犹存，赁白族服饰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始终保持着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独特传统。 

扩展资料：

一、汉服

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的古传统民族服饰是汉服。相传为黄帝发明，西周起汉服已具基本性质，到了汉朝已经全面完善并普及。这一时段直到明末清初，汉族人着汉服到汉朝已有几千年历史。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二、汉服简介

古汉服又称为汉装、华服。既有交领右衽又有直领圆领，袖子分为广袖、小袖、胡垂袖等。汉服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执行“剃发易服”政策，禁止人民穿着汉服，蓄长发。从此古汉服渐渐从人民生活中消失。

由于清廷的“十从十不从”政策，古汉服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仍然能看到她的影子。例如道教、佛教的僧侣服饰就保留了下来。古汉服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都借鉴传承了古代各个时期汉服的特征。

汉服历史悠久，款式众多，历朝历代皆有自己的特点，但主要特征不变。而汉服又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加之以冠，以示成年。

三、汉服特点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

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汉族人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饰玉佩玉。

四、汉族各个时期的服饰：

1、上古时期

中国传统古籍的观点一般认为，华夏衣裳为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所制或黄帝时期所制。例如，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

考古发现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都发现骨针、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会纺布制衣。到了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大量发现纺轮，还在陶器上发现大量布纹的印痕。

同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苎麻、蚕茧。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用苎麻织成的麻布和饲蚕得到的丝纺来做衣服，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只是，此时期的服装实物，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

2、夏商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服装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特征，并且已有充分的实物可证实汉服的基本特征已在此时确定：交领、右衽、系带为最基本的典型特征，上衣下裳是最基本的式样。在甲骨文、金文的多种字形中，很常见的一种字形的“衣”字即为交领右衽上衣的形象。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亦穿着此种特点的服装，该玉人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最完整的服饰造型。与交领、右衽、系带的上衣相配的下装是“裳”。上衣下裳是汉服最基本的式样，至今汉语仍然用“衣裳”这两个字作为服装的统称。

3、秦汉时期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仍然以深衣为主，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秦汉时期曲裾深衣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由于汉代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

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襦裙的妇女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

汉朝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空前繁荣、强大，汉族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另外一个名字。此时期的服饰礼仪制度也极大完备，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成语“汉官威仪”来称颂汉朝的服饰制度。“汉服”的名称也间接由此而来。

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遗俗汉朝，但由于当时的风气汉服的风格变得潇洒飘逸。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款式参见《北齐校书图》。

或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男子在这一时代也开始流行上衣和裤装。绔、裤互称。由于南方的湿热气候，高齿木屐开始流行。袿衣（杂裾）是魏晋女服中的礼服。

魏晋时期衣冠承于东汉，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袿衣即是衣两侧有尖角的款式，魏晋时，人们将尖角家常，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一场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5、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汉服开始高端创新发展，但不脱离汉服基本特征。隋唐妇女的主要服式仍然是襦裙是裙、衫、帔的统一。女性当中十分流行齐胸襦裙，即把下裙提至胸上的裙子，搭配以披帛。

贵妇当中，也穿钿钗礼衣。汉服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颜色大胆。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唐代男子服饰，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

礼服的样式，多承袭前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五代时期服饰基本筵沿袭了唐朝服饰，无太大变化。

6、宋朝时期

由于宋代初年的政治风气，汉服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

宋朝汉族女服在沿袭上一代的基本制式的基础上，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宋代的褙子为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胯，即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宋代中后期国家富足，人们的服饰也开始奢华起来，人们大多穿起了丝绸。

7、元朝时期

元代虽然是蒙古人建立，但是蒙古人并没有推行类似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故此民间服饰仍然是汉服。元朝宫廷的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蒙古妇女也穿长袍。而中国妇女仍着汉服，其中襦裙较为流行。只是在风格上蒙古服装和汉服多多少少都受了对方的影响。

8、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 诏令天下“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服式恢复了汉服传统。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仍以襦裙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明制女袄、女衫较有特色也很流行，外衣多为收袖口的琵琶袖，袖口可有缘边领子加护领，下裙多配马面褶裙和普通褶裙。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宽大的直身，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

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也开始流行用金属扣和纽扣，但系带依旧存在。

9、清朝时期

1644年满清入关，推行了剃发易服政策，禁止穿着汉服，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

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汉服款式（十从十不从中：男从女不从），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

清代的农民起义，如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都大量穿着汉族风格的衣服。有些太平军将领拒绝混入满清元素的服装，有的宁愿穿直接着戏服作战。

10、民国

1910年（宣统二年），资政院议决剪辫易服案，中国各地各族人民开始群起剪辫。遭清政府禁制的汉、回、苗等各族服饰文化也有人主张恢复。

由于民国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当时中国人正式改穿西式服装，女人的衣服也有原来宽大的长袍加入西方剪裁变为旗袍，大部分汉人渐渐以为西洋剪裁融合的旗袍、马褂即是传统的满族服装。

11、现代

在今天，部分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而开始思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补与复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有志者加入了复兴汉文化的队伍当中，但社会依旧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各种各样的阻碍。

-蒙古族服饰

-满族服饰

-藏族服饰

-壮族服饰

-白族服饰

-民族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