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创造文字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从历史实物遗迹来看，在新石器的中、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文字，但其数量极其有限，当时的文字结构也较为复杂，笔划较多且难以书写。到了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殷王朝时期，又出现了甲骨文字。所谓甲骨文字，就是殷人在占卜的过程中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由于龟甲或兽骨的材质叫硬，不难理解，甲骨文的刻写速度应该是很低的。由于每块龟甲或兽骨上所能刻的字数非常有限，如果一篇文章的字数较多，则需使用大量的龟甲或兽骨，并令相关人员付出极大的劳动量和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刻字工作，这必然导致创作与口语相对应的文章的造价极高。此外，用龟甲或兽骨作为载体的长篇文章翻阅起来也极不方便。因此，从当时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和书写效率上来看，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殷王朝时期显然不具备创作产生与口语相对应的白话文的物质基础。

在殷王朝的后期，又出现了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到了东周时期，进一步又出现了刻在石材上的石鼓文，但金文、石鼓文与甲骨文一样，也存在着文章的刻写速度慢、制作成本高等问题，上述各种技术难题导致当时的文章通常都是言简意赅的关键词或短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语法基础。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文字的结构逐渐开始规范简化，文字的数量也开始丰富起来，再加上毛笔和笔墨的发明和书写材料帛书、简书的广泛使用，文字的书写速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较为低下，帛在当时还是较为昂贵的书写材料，一般的人们是舍不得用帛来写文章的。而竹木简牍的造价虽相对较低，但用简牍编纂成的书体积较大，翻阅、存放都不太方便，如果采用与口语相仿的白话文写文章，则一部书的的造价不仅非常昂贵，也不便于读者翻阅和保存。据史料记载，秦始皇规定自己一天要看奏章一百二十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不看完不休息。由此可见，在古代翻阅简牍也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而精简、干练的文言文，自然较白话文更为实用，更受那个时代的读者欢迎。

简牍作为一种书写材料，一直到了东汉中期才开始逐渐被纸张替代，此时，文言文作为汉语的文体，已经有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积淀，许多不朽的文言文名著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史记》等已经广泛传播开来，而文化所具有的传承性使得文言文直到今天依然是被人们广泛阅读的主要文体之一。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的其它文明之中，由于文字书写困难，不得不尽可能的用简化的文字来书写，同样也出现在书面语口头语的区别。

“用古文（文言文）写成的书就是古籍吗？”这个表述不准确。所谓古籍，通俗地说，就是古代书籍，即古书。从版本学的角度说，凡产生于1911年之前且具有传统装帧形式的著作就是古籍版本。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成书于1911年之前由古人写成的书籍就是古籍。现当代印刷的古籍，大多以以前的版本为蓝本。

在语言风格上，文言文是古代的正统文体，但古籍用语除了文言文外，还有白话文、半文半白等语言风格。自唐宋以来，白话文广泛运用于通俗文学作品中，例如《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古籍，就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见过古代书籍和古代书法作品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书籍与书法作品上面的汉字都是竖写且从右至左排布，而现代的书籍和现代人所写作内容都是横写从左至右排布？

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

时至今日，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书法家或者书法爱好者们他们在书写毛笔字的时候也往往会效仿古人，按照从上至下，从右到左写的方式去书写，或许书法群体和台湾同胞们，已然是中国最后一批还在坚持竖写汉字的人。

 现代横向排版的书籍

在讲述汉字竖写变成横写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必须要从汉字为何要竖写？和汉字何时开始竖写？这两个问题入手。在清末民初甲骨文尚未发现之前，汉字竖写的年代只能上溯到，商晚期至西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主要是被刻在了用作“礼器”的青铜器皿上，这种被刻在青铜器皿上竖写的文字被称之为“金文”或者“铭文”。后来，清末金石大家王懿荣在生病时，在其所服用药材中的一味被称之为“龙骨”的药材上，他发现了一些竖刻的神秘符号。这些神秘符号的发现使得原本就爱好金石的王懿荣感到振奋，于是他去了药铺仔细询问了这些“龙骨”的来历，随着他的探索和后期北洋政府的考古发掘，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逐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它就是“殷墟甲骨文”。而甲骨文的出现则又将汉字的历史推前了数百年。

青铜器铭文拓片

正是因为有甲骨文的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汉字从殷商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它的书写方式都是由上而下，从右往左的。所以汉字竖写的方式，是从殷商时期老祖宗刻写甲骨文时，流传下来的有好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规范。

顺着裂纹刻划书写的甲骨文

在殷商时期，先民们以兽骨为媒介，进行占卜记事。而兽骨上那些由上而下，从右往左刻画的符号就是对占卜结果的注释。至于为什么先民会采用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刻划方式，那是因为那些被用作占卜媒介的兽骨经火烧过以后就会形成从上而下的裂纹，基于这些竖着分布的裂纹的限制和先民们右手刻画的习惯，于是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的书写传统。

顺着裂纹刻划书写的甲骨文

到后来，因为文化的繁荣，古人对书写材料数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而那些可供刻划和书写的兽骨的数量，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古人书写的需求，于是古人就开发出了木牍和竹简，而要想在这些呈长条片状的竹简和木牍上书写一些连贯的内容就必须采用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书写方式，并且这些成卷状的木牍和竹简，它们的使用方式为两手左右展开而非上下展开，基于这两点，这种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书写传统又一次被固定了。

甘肃出土的的汉代mudu

到了汉代，虽然此时已经出现了经过蔡伦改造而制造出的纸，但因为当时造纸技术的不成熟，所以制造出的纸，不仅质地粗糙，还因为耗时耗资的缘故纸的价格比较昂贵。因此当时的书籍依旧以木牍、竹简甚至布帛为主要材料，木牍和竹简在汉朝长时间地使用这使得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书写方式被固定了下来。直至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和宋代的活字印刷，也没有改变这一书写传统分毫。蒙元与满清替代汉代政权，但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汉字的竖写方式和活字印刷版式，反倒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书写方式也变成了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方式，有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书写方式直至今日依旧采用的是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方式。

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

虽然竖写的传统与规范，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但是到了清末，它便被认为是阻碍文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被革新。在清末民初，有一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认为我国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书写方式没有西方从左至右书写方式好。为此，清人刘世恩还写了一本名为《音韵记号》的书，用于推广西式的书写方式。

道光年间竖写的摩崖石刻

据史载，我国历史上提出汉字竖写改横写的第一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钱玄同曾在在《新青年》刊出了一封致陈独秀的公开信，信中钱玄同首次提出了汉字“竖改横”的见解。

钱玄同先生

钱玄同“竖改横”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说：“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竖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字、西文，一笔一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写右行，其法实拙。 若从西方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

清末杨大中书草书圣教序

基于钱玄同有理有据的改革分析和钱玄同本人积极的倡导，再加之民国时期狂热的革新风潮，所以汉字书写“竖改横”的见解很快得到了陈独秀、陈望道等学者的赞许和认同。后来，经过这些民国革新导师们的推广和《新青年》的倡导，汉字横写逐渐推广开来。

毋庸置疑，钱玄同“改竖为横”的观点是合理的，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竖写的书法题款

汉字横写的书写方式除过钱玄同所提出的好处外，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应该人人都有体会。经常书写的人肯定知道不论是用钢笔还是毛笔，从右往左写总是容易蹭到袖子，还要用纸垫上，很是麻烦，而从左往右就避免了这一问题。

比甲骨文还早数百年的“gukewen”

当然，汉字竖写肯定有它独到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竖写更加贴和汉字的造字结构，并且竖写的汉字它的视觉效果更好，竖写能够使情感融进汉字的每个笔画里，能够给人以行云流水一般地表达。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书法家群体一直坚持用运竖写的方式创作书法作品的缘故吧！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

　　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

　　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

　　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

　　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

　　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

　　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

　　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

　　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

　　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

　　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

　　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

　　2、原因分析

　　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

　　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

　　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

　　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

　　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

　　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

　　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

　　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

　　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

　　（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

　　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

　　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

　　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

　　《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成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2、原因探析

　　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

　　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

　　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

　　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

　　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

　　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

　　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

　　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