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哪几种名纸?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5浏览：1收藏

中国古代有哪几种名纸?,第1张

1、黄麻纸

一种用黄蘗汁染制麻纸而成的古代名纸，由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发明。纸质粗厚，耐久防蛀，常用于抄写经文。

黄麻纸曾经风行于晋、唐，尤其是寺庙、衙门等处，使用者众多。黄麻纸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第一张染色加工纸，在中国造纸技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发明者是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黄麻纸是他的“业余”发明。

2、宣纸

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具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之特色，享有“千年寿纸”的美誉，被誉为“国宝”。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骨气兼蓄，气势溢秀，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其字其画，跃然纸上，神采飞扬，飞目生辉。

宣纸润墨性好，耐久耐老化强，不易变色。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字、作画一笔落成，深浅浓淡，纹理可见，墨韵清晰，层次分明。少虫蛀，寿命长。宣纸自古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

3、硬黄纸

硬黄纸，唐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较名贵的艺术加工纸。用以写经和摹写古帖。唐代人在前代染黄纸的基础上，又在纸上均匀涂蜡，使纸具有光泽莹润，艳美的优点，人称硬黄纸。纸质半透明可用于书画作品摹本的制作。北宋董卣《广川书跋，卷六》“今人不考其实得硬黄纸便谓古人遗墨。

4、水纹纸

古纸名。又名“砑花纸”。这种纸迎光看时能显出除帘纹以外的发亮的线纹或图案。目的在于增添纸的潜在的美。

制法有二：一为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发亮而呈现于纸上。其二为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的模子，用强力压在纸面上。现在各国通用的证券纸、货币纸和信纸等水纹纸，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

水纹纸为我国所发明，起源可上溯至唐代，早期水纹纸多用作信纸、诗笺、法帖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五代末、北宋初李建中的“同年帖”，为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水纹纸。由大小二纸联成，小纸呈现透亮的水波纹图案。北宋画家米芾的“韩马帖”，呈现云中楼阁图案，是更为复杂的水纹纸。

5、竹纸

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材料造的纸，是古代中国人的发明，同时造纸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人用竹子造纸书写文章，代替竹简。中国福建宁化县、长汀县、四川省夹江县和浙江省富阳市为竹纸的重要产地。

参考资料：

-纸

　　历史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吴越文化

　　分布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而在吴文化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历史

　　吴越文化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吴越文化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的标志。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华夏化，形成了吴文化。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

　　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传承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吴越文化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历史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吴越文化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近代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编辑本段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聪慧机敏、灵动睿智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编辑本段重要时期

　　唐帝国灭亡后，东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亚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被北方帝国殖民统治数百年后，吴越民族重获独立。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从西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而杭州，这个唐帝国统治时期的三等小城，也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十余万人家的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西元10世纪初，唐帝国气数已尽，各地盗匪猖獗，兵变频繁，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乱世之中，英雄迭出，西元852年一个男婴在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出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男婴在吴越成就了一番霸业，建立了当时东亚最为富庶安定的吴越国。杭州，唐帝国时期的一个边缘支郡，城墙单薄，战略地位险恶。在杭州刚刚站稳脚跟的钱镠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修筑城墙，扩展版图，修建堤坝，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安全，稳定、繁荣昌盛的基础。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在吴越民间建有许多钱王庙、海神庙，直到今天仍是香火不断，钱王被作为神灵供奉于庙堂，这位人间的吴越国国王在吴越百姓的信仰中，替代了能呼风唤雨的海龙王。越州，浙东的中心，粮食的重要产地。然而由于鉴湖无人管理，堤坝破败，百姓常年受水患之苦。钱镠在位期间重兴水利，发动民工修治鉴湖，在吴越国境内到处回响着兴修水利的劳动号子。 1996年的一天，一位杭州的农民为烧砖来到山脚下取土，就是这无心的举措使得一座钱氏古墓重见天日了。古墓中布满华丽的彩绘，生动的浮雕，精妙的天文图象，考古者也发现了秘色青瓷，琳琅美玉。康陵古墓的发掘仿佛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一时教人心驰神往，一千年前的吴越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东亚佛教在晚唐帝国时期曾遭受致命性的打击。唐武宗会昌灭佛，使得佛教在北方几近铲除。然而至今我们都能在吴越地区看到大量同一时期的佛像、佛塔。钱氏家族的尊佛重教使得佛教南下，并终于在吴越国境内重新兴盛起来。也使吴越成为著名的“东南佛国”。西元975年，宋与吴越联军攻破南唐首都金陵，南唐灭亡，宋帝国的征服之矛直指吴越。钱俶，吴越的末代国王，他内心矛盾痛苦来到先王陵庙，跪拜以泣，然而为了百姓免遭战争之苦，他没有选择抵抗，一个安定富饶的吴越国再次被北方帝国吞并，繁重的赋税和残酷的掠夺随之降临在吴越百姓的头上。钱俶没有再回来，但吴越民族却生生不息，从未消亡，他们将永远生活在东海之滨的这片沃土上。

　　编辑本段文化影响

　　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在古代，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是“百越”的分支。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越绝书》记载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知化》亦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文身断发”，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有“文身断发，批草莱而邑焉”的记载。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二、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百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吴越两地，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一是地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在历史发展中，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太伯、仲雍来到吴地，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使吴人耳目一新。东汉桓帝时的吴郡太守麋豹在《泰伯墓碑记》中肯定了中原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而当时的越文化，同吴文化相比，就相对保守。《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徴、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越绝书》（卷八）记载：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这说明越国更注重本土文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差异和区别。二是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典雅、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野和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这些，无疑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是相互争霸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三、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时期，还是部族封邦建国的时代，当时居于中原的是华夏族，华夏族是由夏族、商族、周族经过相互融合而成的民族，居于四周的有蛮、夷、戎、狄以及江南、岭南的百越等族。在周代，汉民族还未形成，中国还未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还未确立，所以当时的吴越文化以及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都是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源。华夏族融合了蛮、夷、戎、狄、百越等各族后，到秦汉时形成汉族。汉族得名于汉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也在汉代形成。汉文化既有统一性和共同性，但也有各地区的不同特色。所以吴文化和越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有兼收并蓄的一面，又有个性独特的一面，有此而为中华大文化不断增光添色。四、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吴越文化

　　中华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标识。长江文化主要由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组成。按照地域来说，吴越文化就是长江中下游文化。由此可见，吴越文化就是长三角文化。研究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发展就特别有意义。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的吴越文化，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精神：一是具有内在自觉的心态，促进了经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使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具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创造性地发展，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三是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创办经济实业，还是发展社会事业，都十分重视人的自身创造力，在生产实践中特别重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四是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不断出现，使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该地区各类人才辈出，各门类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1：吴语，以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等最为典型 2：昆曲，世界文化遗产，600年历史，百戏之祖， 3：越剧：现今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以爱情为主题，以婉转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为主要亮点 4：苏州园林，世界文化遗产 5：梁祝传说吴越文化

　　6：白蛇传说 7：师爷文化：绍兴 8：杭州西湖 9：宁波天一阁藏书文化 10：佛教禅宗天台宗 11：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12：西塘，堪称"活着的千年古镇 13：乌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 14：河姆渡遗址 15：唐诗之路 16：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名人

　　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周文宾，徐祯卿扬州八怪，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年轻时参加明末反宦官斗争，为“复社”首领。后聚兵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间，致力著述，写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海》等，开明代以来我国民主思想之先河。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严光（公元前37-？）字子陵。朱之瑜（1602-1682）号舜水，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孙武——春秋吴国军事思想家；陆逊——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军事家；张旭——中国唐代书法家；张籍——中国唐代诗人；范仲淹——北宋政治家；范成大——南宋诗人；蒯祥——明代杰出的建筑大师；沈周——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文徵明——明代杰出画家；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唐寅——画家、文学家；祝允明——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徐祯卿——明代文学家；柳亚子——中国近代诗人陆游，徐渭余秋雨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鲁迅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计成，字无否，江苏苏州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他不仅能以画意造园，而且也能诗善画，他主持建造了三处当时著名的园林—常州吴玄的东帝园、仪征汪士衡的嘉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著《园冶》。

历史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

《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

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

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

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

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

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

这说明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吴越文化

分布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

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

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

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

而在吴文化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

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历史

吴越文化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

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

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

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

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

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

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

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

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

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吴越文化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

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

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

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

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的标志。

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

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

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

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

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华夏化，形成了吴文化。

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

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

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

（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

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

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

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传承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

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

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吴越文化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

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历史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

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

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

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

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

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

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

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吴越文化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

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

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

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近代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

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

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

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

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

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编辑本段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

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

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

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

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聪慧机敏、灵动睿智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

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

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

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

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

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编辑本段重要时期

唐帝国灭亡后，东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从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亚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被北方帝国殖民统治数百年后，吴越民族重获独立。

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

从西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

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

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

而杭州，这个唐帝国统治时期的三等小城，也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十余万人家的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

西元10世纪初，唐帝国气数已尽，各地盗匪猖獗，兵变频繁，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

乱世之中，英雄迭出，西元852年一个男婴在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出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男婴在吴越成就了一番霸业，建立了当时东亚最为富庶安定的吴越国。

杭州，唐帝国时期的一个边缘支郡，城墙单薄，战略地位险恶。

在杭州刚刚站稳脚跟的钱镠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修筑城墙，扩展版图，修建堤坝，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安全，稳定、繁荣昌盛的基础。

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

在吴越民间建有许多钱王庙、海神庙，直到今天仍是香火不断，钱王被作为神灵供奉于庙堂，这位人间的吴越国国王在吴越百姓的信仰中，替代了能呼风唤雨的海龙王。

越州，浙东的中心，粮食的重要产地。

然而由于鉴湖无人管理，堤坝破败，百姓常年受水患之苦。

钱镠在位期间重兴水利，发动民工修治鉴湖，在吴越国境内到处回响着兴修水利的劳动号子。

1996年的一天，一位杭州的农民为烧砖来到山脚下取土，就是这无心的举措使得一座钱氏古墓重见天日了。

古墓中布满华丽的彩绘，生动的浮雕，精妙的天文图象，考古者也发现了秘色青瓷，琳琅美玉。

康陵古墓的发掘仿佛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一时教人心驰神往，一千年前的吴越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东亚佛教在晚唐帝国时期曾遭受致命性的打击。

唐武宗会昌灭佛，使得佛教在北方几近铲除。

然而至今我们都能在吴越地区看到大量同一时期的佛像、佛塔。

钱氏家族的尊佛重教使得佛教南下，并终于在吴越国境内重新兴盛起来。

也使吴越成为著名的“东南佛国”。

西元975年，宋与吴越联军攻破南唐首都金陵，南唐灭亡，宋帝国的征服之矛直指吴越。

钱俶，吴越的末代国王，他内心矛盾痛苦来到先王陵庙，跪拜以泣，然而为了百姓免遭战争之苦，他没有选择抵抗，一个安定富饶的吴越国再次被北方帝国吞并，繁重的赋税和残酷的掠夺随之降临在吴越百姓的头上。

钱俶没有再回来，但吴越民族却生生不息，从未消亡，他们将永远生活在东海之滨的这片沃土上。

编辑本段文化影响

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

在古代，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是“百越”的分支。

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吕氏春秋·恃君篇》高诱注云：“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

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

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

《越绝书》记载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吕氏春秋·知化》亦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

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

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

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

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文身断发”，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有“文身断发，批草莱而邑焉”的记载。

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

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百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

但是，吴越两地，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一是地域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

太伯、仲雍来到吴地，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使吴人耳目一新。

东汉桓帝时的吴郡太守麋豹在《泰伯墓碑记》中肯定了中原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

而当时的越文化，同吴文化相比，就相对保守。

《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徴、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

《越绝书》（卷八）记载：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

这说明越国更注重本土文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差异和区别。

二是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典雅、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野和阳刚。

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

这些，无疑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相互争霸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

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三、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夏、商、周时期，还是部族封邦建国的时代，当时居于中原的是华夏族，华夏族是由夏族、商族、周族经过相互融合而成的民族，居于四周的有蛮、夷、戎、狄以及江南、岭南的百越等族。

在周代，汉民族还未形成，中国还未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还未确立，所以当时的吴越文化以及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都是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源。

华夏族融合了蛮、夷、戎、狄、百越等各族后，到秦汉时形成汉族。

汉族得名于汉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也在汉代形成。

汉文化既有统一性和共同性，但也有各地区的不同特色。

所以吴文化和越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有兼收并蓄的一面，又有个性独特的一面，有此而为中华大文化不断增光添色。

四、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吴越文化

中华文化主要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标识。

长江文化主要由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组成。

按照地域来说，吴越文化就是长江中下游文化。

由此可见，吴越文化就是长三角文化。

研究吴越文化与长三角经济发展就特别有意义。

在长三角这块土地上滋生和发展的吴越文化，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精神：一是具有内在自觉的心态，促进了经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使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二是具有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既超越地域的局限，又超越自身观念的局限，创造性地发展，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三是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创办经济实业，还是发展社会事业，都十分重视人的自身创造力，在生产实践中特别重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四是具有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大约在东汉以后，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文化和艺术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读书风气盛行，优秀人才、优秀作品不断出现，使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该地区各类人才辈出，各门类的能工巧匠俯首皆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6：白蛇传说 7：师爷文化：绍兴 8：杭州西湖 9：宁波天一阁藏书文化 10：佛教禅宗天台宗 11：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12：西塘，堪称"活着的千年古镇 13：乌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 14：河姆渡遗址 15：唐诗之路 16：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

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

编辑本段吴越文化名人

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周文宾，徐祯卿扬州八怪，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

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

年轻时参加明末反宦官斗争，为“复社”首领。

后聚兵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间，致力著述，写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文海》等，开明代以来我国民主思想之先河。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创立“心学”，提出了“致良知”学说，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

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严光（公元前37-？）字子陵。

朱之瑜（1602-1682）号舜水，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

孙武——春秋吴国军事思想家；陆逊——中国三国时期吴国军事家；张旭——中国唐代书法家；张籍——中国唐代诗人；范仲淹——北宋政治家；范成大——南宋诗人；蒯祥——明代杰出的建筑大师；沈周——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文徵明——明代杰出画家；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唐寅——画家、文学家；祝允明——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徐祯卿——明代文学家；柳亚子——中国近代诗人陆游，徐渭余秋雨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

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

浙江海宁人。

鲁迅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

计成，字无否，江苏苏州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

他不仅能以画意造园，而且也能诗善画，他主持建造了三处当时著名的园林—常州吴玄的东帝园、仪征汪士衡的嘉园和扬州郑元勋的影园。

著《园冶》。

　　如果只是成都市区的话,可以乘坐901或902路公交车,几乎包含失去内所有的景点,并且价格便宜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郊，占地56亩，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也是成都市主要的旅游参观点。武侯祠建于唐，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有诗写到它：“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现在的武侯祠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它同先主庙、刘备墓相毗连。武侯祠主体建筑分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亮殿五重，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

　　一进大门，浓荫丛中，矗立着六通石碑，其中最大的一通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被称为“三绝碑”。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刻字。都很精湛，因此被称为三绝碑。碑文对诸葛亮短暂而悲壮的一生，作了重点褒评；竭力赞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并以此激励唐代的执政者。碑文特别褒奖诸葛亮的法治思想，马谡因失街亭被诸葛亮依法处斩，临刑，马谡哭着表示自己死而无怨。李严与廖立，两人都是被诸葛亮削职流放的罪人，但他们也自甘服罪。当他们得知诸葛亮病逝，“闻之痛之，或泣或绝”。这些均属史实，裴度据史褒评，令人信服碑文通篇辞句甚切，文笔酣畅，使人百读不厌。诸葛亮之所以为后人所敬仰，还因为他有着高尚的思想和作风，不利用职权谋私。他死后葬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他在遗嘱里要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了，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

　　步入二门，一座气势雄伟、宽敞的刘备殿呈现眼前。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谌。为什么儿子刘禅在这里没有位置？据说，由于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各十四尊。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便到了诸葛亮殿。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出诸葛亮殿往西可到刘备墓，史称“惠陵”。出“惠陵”是“武侯祠文物陈列室”，由郭沫若书题。陈列有出土的蜀汉文物复制品和三国历史。武侯祠的字画、对联甚多，其中以宋代爱国名将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隆中对》最引人注目。

　　望江公园位于成都市九眼桥锦江南岸。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明清两代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崇丽阁、濯锦楼、浣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和泉香榭等建筑。民国时辟为望江公园，成为市内著名的风景点。

　　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涛一生爱竹，后人便在园中遍植各类佳竹，其中有不少为名品，如人面竹、弥勒竹、方竹、观音竹、鸡爪竹等，是成都观竹最佳处。

　　望江公园最宏丽的建筑是高39米的望江楼，又称崇丽阁，其名取义于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中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一句，因其直矗立在锦江岸边，民间称之为“望江楼”。共4层，上两层平面为八角形，下两层为四方形。每层的屋脊、雀替都饰有精美的禽兽泥塑和人物雕刻。吟诗楼是依据薛涛生前的吟诗楼修建的，三叠相连、四面敞轩的楼身掩映在江边柳荫竹影之中，波光云影相衬，显得格外秀丽飒爽，颇具画意诗情。五云仙馆、泉香榭、枇杷门巷、清婉室、浣笺亭等纪念性建筑群，布局精巧，题咏碑刻、匾联书画甚多。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

　　崇丽阁南面的薛清井，是明代蜀藩王仿制薛涛笺处，“薛涛井”三字，是清康熙六年，成都知府翼应熊手书。据说薛涛用这里一口古井的水制作了一种红色的小笺，其色彩绚丽且又精致，唐著名诗人韦庄还曾向她乞求呢。

　　薛涛塑像位于园中幽篁深处，1984年建成。塑像高3米，由汉白玉雕成，四周碧水环绕、地面绿草如茵。薛涛墓1994年10月恢复修建。由墓碑、墓体、墓基平台组成，墓碑上题有“唐女校书薛洪度墓”。墓四周由青砖砌成矮墙围护，配置有草坪、小桃花、翠竹。读竹苑1995年始建，为公园的品种竹区。苑内翠竹丛丛，叠石配景，汉白玉石碑上刻有薛涛和历史名人咏竹画竹的佳作，构成一幅幅的竹石图景，寓意深邃。

　　薛涛一生有竹，赞颂竹“虚心能自持”，“苍苍劲节奇”。为纪念薛涛，后人在园中遍种各类佳竹，荟萃了国内外一百五十余种竹子，其中不少品种是很名贵的。这些竹子姿态万千，各有妙趣。如粉箪竹，通身粉白，好似冰肌玉骨的婷婷少女；人面竹，在接近根部的竹干上重重叠叠地布满奇节，就像一张张人的面孔；佛肚竹的节间光滑凸出，犹如笑罗汉的便便大腹。还有质地坚韧的方竹，躯干高大的鸡爪竹，飘逸潇洒的凤尾竹，文雅娟秀的观音竹……它们各逞丰姿，而又和谐相处，或互抱成丛，或交织成廊，或夹成浓荫幽径……人们把这幽篁如海，情趣无穷的园林，誉为“竹的公园”，中外游客、诗人常来此寻幽访古，流连凭吊。

　　杜甫，字子美，公元712年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二十岁起，漫游吴越、齐赵。746年赴京应试，落第后旅居长安十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逃往风翔投奔肃宗拜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因得罪肃宗，被贬华州。759年弃官西行，经天水同谷入蜀，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前后住了四年，写诗两百四十余首，其中包括《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一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携家经水路出蜀，至夔州又滞留二年。出三峡后飘泊于荆、湘，以舟为家。770年病逝于湘江舟中，卒年59岁。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的人群中，使他真实而深刻地接触和认识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他忧国忧时，挥毫赋诗，直书情怀。留传至今的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歌，思想与艺术造诣极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世誉为“诗史”。他是我国诗坛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尊为“诗圣”。

　　成都杜甫草堂现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至宋代又重建，并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

　　草堂总面积有240多亩，其建筑为清代风格，园林是非常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草堂旧址内，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这座草堂象征着杜甫的茅屋，令人遐想，已成为成都市的著名景观。1997年2月，政府又拔出专款，借鉴川西民居的特点，重建了杜甫的茅屋。茅屋故居位于碑亭北面，占地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主体建筑5开间，4座配房，竹条夹墙，裹以黄泥，屋顶系茅草遮苫，再辅以竹篱、菜园、药圃，使整个建筑古朴中透露出浓浓的文化色彩。游人漫步其中，既可发思古之幽情，又可享受悦目清心的乐趣。

　　杜甫草堂景点：南大门大廨诗史堂柴门水槛花径工部祠少陵碑亭

　　茅屋景区草堂寺浣花祠梅园

　　杜甫诗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草堂联选：

　　成都杜甫草堂联（一）

　　高升之

　　十年幕府悲秦月，一卷唐诗补蜀风。

　　成都杜甫草堂联（二）

　　何绍基

　　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成都杜甫草堂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