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栽培生姜，从考古遗存来看，湖北江陵战国墓葬中有完整的出土姜块，表明战国时代已用姜作为陪葬品，说明2560年以前生姜就已经广泛栽培了。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葬（西汉初期）中，也有出土的姜，均表明姜的栽培历史较早，另从古籍史料来看，《论语》中有“不撤姜食”之句。《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有“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的记载，贽为古时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修，锻脯加姜、桂曰修。《左传》是与孔子同时代（春秋末期）的作品，可见在春秋时代，姜不仅作调味品供食用，而且还作为馈赠佳品，赠送尊长。

战国以后，有关姜的记载就更多了，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传》有“江南出柟、梓、姜、桂……”以及“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的记载，这一方面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姜已有较大面积的种植，另一方面，也记述了当时姜的经济价值，若某人种一千畦姜，该人就可相当于一个具有千户农民为其交租的侯爵，可见西汉时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了。此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姜的整地、播种、遮荫及收获等栽培技术，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提出“中国土不宜姜，仅可存活，势不滋息”的见解，认为在中原地区不宜种姜，如种姜则生长不好，仅能存活而已。实际上中原地区并非不宜种姜，只要根据姜的生物学特性，因地制宜，科学管理，也是易于栽培并获得成功的。明代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中记有“玄扈先生曰：今北土种之甚滋息，奚云不宜也。”意即在北方种姜，不仅可以存活，而且生长甚好，用事实反驳了贾思勰“风土不宜”的见解。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南宋时，杭州设有“姜行”，出售生姜、姜芽、新姜，表明南宋时已出现专门销售生姜产品的商行，生姜的销售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据元朝《王祯农书》记载“姜宜耕熟肥地，三月种之，以蚕沙或腐草灰粪覆盖，每垅阔三尺，便于浇水，待发芽后又揠去老姜。上作矮棚蔽日，八月收取，九、十月宜作深窖，以糠秕合埋暖处，免至冻损，以为来年之种……”对姜的土壤选择、栽培季节、技术措施以及贮藏方法和留种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表明到元朝时，姜的种植水平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

在我国，从姜的栽培历史和分布情况来看，自古盛产南方。据古籍文献记载，秦《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记有“和之美者，蜀郡杨朴之姜。”（杨朴为四川地名）。表明杨朴姜在当时就已成为美味佳蔬了。《史记·货殖传》中有“江南出姜桂”、“蜀亦沃野，地饶姜”。西汉《别录》说“姜生犍为（四川）山谷及荆州、扬州”。上述地区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到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认为黄河流域不宜种姜，可见姜仍主要产于南方。北宋苏颂曰“姜以汉、温、池州者为佳”。（汉州即四川成都，温州在浙江，池州即今皖南贵池）。此处所举的产姜闻名之州，都是南方地区。到了元朝，《王祯农书》说，“姜可以槽食，可以代蔬，也可以作药，今北方用之颇广”。由此反映出北方种姜已稍有发展，但种植尚不普遍。至明代时，各府州县地方志中，仅有少数物产卷中有姜的记载，说明明代后期，姜才开始向北方扩大栽培。清代北方则普遍开始种植生姜，如乾隆年间安徽霍山县曾种过姜。山东兖州府宁阳县原来所需生姜，主要贩自南方，道光末年有人开始引种试种。到了光绪年间，其所产生姜产品，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可以供应邻近各县。同时兖州府峄县农民，此时也已种姜，其产品与大白菜一起运销江淮，不仅进行生姜产品的异地交流，更为主要的在于获取颇丰利润。另据山东省《莱芜县志》记载，清朝宣统纪元已把姜作为课税对象，可见当时姜的栽培已相当发达。

陈树平认为，姜的种植自南方向北方发展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有关。自古以来，姜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直到近代仍有“姜千畦，藕千陂，利亦比万金之家”的比喻，说明种姜是有很好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只要种姜能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又能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就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1）段成式，唐朝人，所著《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1000年之前，其中有“又有一种，形如番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的描述。

（2）贾铭（1279—1368），元朝人，在《饮食须知》中有“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的记述。《饮食须知》中的内容均来自诸家本草，成书年代应在14世纪中期，而所摘引材料的来源则应更早于成书年代。

（3）蓝茂（1397—1476），明朝人，所著《滇南本草》中有关于花生的记载，其成书年代约在15世纪中期。

（4）《常熟县志》（1503年）中有花生条目称“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亦生子土中，故名，露后食之，其味才美”。

（5）《上海县志》（1504年）、《姑苏县志》（1506年）均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6）赵学敏，清朝人，1765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7）檀萃，清朝人，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有“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棉花、番瓜、番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宋、元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花生栽培，而且是与甘薯等作物同时从南洋诸岛国得来的。客观上，我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与农业有关的著述并完整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明朝后期李时珍作著《本草纲目》（1578）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1628）均未见关于花生的记述，其原因可能是到明朝末年在中国花生还不是一种广泛种植利用的农作物。唐朝《酉阳杂俎》对花生的描述是现存最早而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该书若干不同版本中又没有关于花生的文字表述，因此该书关于花生的记述是否出自唐朝原始版本尚有待考证。更早的文献如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中有关于“千岁子”的描述，性状均与花生相同，清朝广东编撰的《大埔县志》中则称千岁子即是花生，而千岁子这一植物名称最早见于汉朝文献《三辅黄图》。从上述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暂且不考虑若干不确定的部分，也可以说明在14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已有花生的栽培和文字资料。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欧洲文献中直到1535年才有关于花生的记述。

《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 该书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盖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虽属农书，但内容“起自耕农，终于醋酸”。农耕是手段，最终把农产品制造成食品才是目的，方可以使平民获得“资生”之术。八十万卷楼国学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收录、 共十卷。

贾思勰，北魏农学家，生卒年不详，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人。曾任北魏高阳郡太守，具有深厚的农学知识。南北朝期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作者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求富国安民，由此，写成了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专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 各1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

《齐民要术》 内容广泛，包括谷物种植法、菜蔬瓜果种植法、种树法、养家畜家禽及养鱼法、酿造法、做菜法等，正如贾思德在自序中所说：“起自耕农， 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 还记载了有关农作物的异闻以及中原以外的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齐民要术》不但集《汜胜之书》以来北方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而且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价值很大。

贾思勰是一个极为博学的人，他的著作中所征引的古书，有名可考的即达百余种，有些重要古书，如《汜胜之书》、《四民月令》 等，主要由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都分流传下来。但贾思勰并不局服于此。他作《齐民要术》时“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把丰富的书本知识同农民的生产经验以及自己的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更增加了《齐民要术》的科学价值。

中国是种植水稻最早的地方。

中国水稻栽培历史悠久，在《管子》、《陆贾新语》等古籍中，均有约在公元前27世纪的神农时代播种"五谷"的记载，稻被列为五谷之一。《史记·夏本纪》关于"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表明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人民就已经开始和自然作斗争，疏治"九河"，利用"卑湿"地带发展水稻。距今约4200余年前，水稻栽培已从长江中下游推进到黄河中游。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犁的应用，开始走向精耕细作，同时为发展水稻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如河北漳水渠(公元前445～前396年)、四川都江堰(公元前256年)、陕西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等。西汉时四川首先出现了梯田。6世纪30年代，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专述了水、旱稻栽培技术。晋《广志》中并有在稻田发展绿肥，增加有机肥源，培肥地力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种稻技术已有一定水平。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唐宋六百多年间，江南成为全国水稻生产中心地区，太湖流域为稻米生产基地，京能军民所需大米全靠江南漕运。当时由于重视水利兴建、江湖海涂围垦造田、农具改进、土壤培肥、稻麦两熟和品种更新等，江南稻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拼作栽培体系。中国稻种资源丰富，到明末清初《直省志书》中所录16个省223个府州县的水稻品种数达3400多个。另外在育秧、水肥管理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进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继承和发展过去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使稻作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至1984年全国水稻栽插面积达3317．8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为5370．0千克，稻谷总产量达到17825．5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加约29％、170％和266％。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而食物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就拿主食来说，南方人吃稻，北方人吃麦则是最明显的区别。

我们本篇就来说说“麦”，不过该从哪说起呢，干脆就从《诗经》中的“麦”说起吧，毕竟在《诗经》中“麦”字出现了七次之多。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可以说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不少人提到《诗经》就会想到《关雎》这首诗，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是里面的一句诗一定听过，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本著作成书的年代已经没有确切记载了，不过其中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所以成书应该是在春秋中叶，它对于现在而言，已经不单单只是一本诗歌集，更是历史的写照，更是古人生活的写照。

就拿我们现在常见的麦子来说，在《诗经》中就出现了七次，这也就是说至少在春秋时期，麦子已经开始被人们种植了，我们就挑出其中两则比较有意思的记载：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诗经·硕鼠》

用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麦，多年来，我辛辛苦苦伺候你，你却这样对待我，我现在发誓定一定要摆脱你，去那充满欢乐的国度，那里才是我所向往的。

看到这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不理解，田地里吃麦的田鼠而已，有必要让作者这么感叹吗，其实这里的硕鼠是作者用来指代统治阶级的，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反对剥削，向往乐土的心理，而麦子在这里出现不仅指代食物，也更指代一种精神食粮。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经·载驰》

这首诗是《诗经》中为数不多的有确切作者记载的诗之一，这首诗的作者是许穆夫人，也是我国最早的有记载的女诗人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许穆夫人的祖国卫国被狄人占领之后，她星夜兼程赶到曹邑，吊唁祖国的危亡而写下的。

意思是说，我在田野中缓缓行驶，垄上的麦子密密麻麻，很多大臣想要去大国去陈诉心中的苦闷，但是没人能来救援，朝中的大夫君子们，不要对我生尤怨，你们在这考虑上百次，还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由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许穆夫人不仅有才，还心系国家危亡，是当之无愧的巾帼女诗人，而在这里密密麻麻的麦田虽是许穆夫人在赶路途中看到的景象，但亦代表了她紊乱和复杂的心情。

此外《诗经》中其它的关于“麦”的记载，我们也就不再一一列举，不过《诗经》出现的麦，究竟是不是北方人现在的主食原料小麦呢？

这点没有定论，不过从上面两首诗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人们对于麦的重视程度，还是播种面积，都和现在的小麦类似，由此可以推论，诗经中出现的麦其实指的应该就是小麦，因为在当时小麦已经成为了麦类的主要的粮食之一。

不过小麦并不是我国本土的粮食，而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小麦原产于两河流域，距今1万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栽培小麦了，而我国小麦的种植就很可能经历了从西亚经过中亚，然后再到我国西部地区的过程。

在我国小麦的种植上大体也经历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发展历程，而现今最早的麦作遗存都发现在西北地区，《诗经》之外的其它一些古籍中也记载了西部民族种麦食麦的情况，比如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中就记载了周穆王西游时，西部一些部落馈赠给周穆王的食品中就有麦。

麦子在我国的种植，丰富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土地开发利用和人口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小麦作为一种外来或是后来的主食作物，在中国的大范围推广，其实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最终凭借着人们的认可，使得自己在粮食供应中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小麦究竟什么时候才被大面积种植呢，应该是在汉朝。

小麦被大面积种植这事，由于相关文献的记载较少，所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实在唐代，即：

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学者的不断研究和考古的发现，这一说法逐渐无法站稳脚跟，而逐渐被人们认可的是在汉朝就已经开始被大面积种植了，这点在班固的《汉书》中也有佐证：

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汉书·食货志上》

这段话是董仲舒看到了汉朝对外战争不断，民众讲求功名利欲，各种劳役和费用一同兴起，而百姓却很多放弃了本业而导致汉朝矛盾重重，于是就上书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意思是说：《春秋》这本书不记载其它的谷物，但却记载了还没有成熟的麦子和稻子，由此可见，古人最重视的五谷就是麦子和稻子，不过现在关中民众不喜欢种麦子，这就损害了使百姓生活所需的物质器具，希望陛能够向大司农下令，使关中的百姓增加隔年熟的麦子的种植，让他们不要误了季节。

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则信息：

1、在汉朝时期，麦子已经成“本”。董仲舒提出这一建议就是在不少农民放弃了本业的情况下提出的。

2、在汉朝时期，统治阶级已经十分重视麦子的种植，并且出现了隔年熟的“宿麦”。

3、在汉朝时期，麦子在粮食供应中，已经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然董仲舒也不可能直接上书皇帝，让皇帝直接向大司农下达命令，监督百姓种植麦子。

所以，从这些消息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小麦的种植相比较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而促使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麦子的品种有了变化，而是人们对于麦子的食用方法发生了变化。

说到这，我们就有必要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物品，即石磨，正是石磨的出现，才促使人们对小麦的食用方法从煮着吃向“深加工（磨成面）、再食用”的转变。

现在人食用的麦子，其实是经过了深加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面食，而面食的主要构成就是小麦磨成的面粉，不少北方人或许对“打面”一词十分熟悉，这两个字的背后，就代表了小麦到面粉的“进化”过程。

我还在记得小时候，跟随长辈打面去小作坊的场景，小麦倒进机器里，不一会就出来了面粉和麦麸，感觉还挺神奇，现在这些打面的小作坊也已经快成为了历史。

不过在古代人们并没有打面的机器，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过程的呢，这就用到了石磨，而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也是以石磨的推广使用为标志的。

石磨大概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而普及使用则是在汉代，当然这也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石磨，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出土的汉代石磨和陶磨大约在80件以上，涉及到了十余个省份，五十多个县区。

而这些石磨的出土，其实也正是小麦在汉代已经被大面积种植的最有力的佐证。

既然在汉代小麦的食用方法有了变化，那么面粉做成的食物又有哪些呢？

在石磨出现之前，人们对于小麦的食用是和大豆一样的，即用来煮着吃，现在大豆依然还有煮着吃的方法，但是煮着吃小麦，这对于现在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我小时候就吃过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麦，但是煮着吃小麦，还真没尝试过。

或许也正是因为小麦煮着吃真不好吃，所以石磨出现之前，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一直不靠前，石磨出现之后，小麦就可以用来磨成面粉，于是古人对于小麦的食用，就从粒食转变成了面食，这是我国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

时至如今，面食已经是大众所喜爱的食物，那么在汉代都有哪些面食呢？

细细数来有：饼、面条、馒头、包子、水饺等，这些面食中就流行程度而言，饼无疑是位居首位的。

在汉朝时期，饼的种类已经有很多了，烹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蒸、烤等等，做饼之前先将麦子磨成面，去掉麦皮，然后掺水捏成饼状。

蒸的话，就直接放入釜中蒸熟即可，《急就篇》中颜注曰：溲面而蒸熟，则为饼。

而这种制作饼的办法，依然被人们沿用，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面的发酵方法，所以这时候的饼多为“死面饼”，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吃到。

烤的饼又叫做“胡饼”，《太平御览》引《汉书》中云：灵帝始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可见胡饼在汉代还比较受欢迎，如果用现在的一种食物形容的话，其实就是烧饼。

其实这些用面粉做成的食物，我们现在大多依然还在食用，就拿包子来说，现在就是很多北方人首选的早餐，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惊叹。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汉代开始，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产量也提高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也上升了，并且逐渐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战备物资，而在汉朝及之后的战争史上，小麦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史书中。

就拿东汉末年的曹操来说，他就把盛产麦子的兖州作为大后方，而把对手的小麦产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后来曹操在攻打张鲁时，向百姓征调军粮就是麦子，后来因为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还专门下了“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军令。

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曹操还以身作则，割了自己的头发，代替死刑，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也表现了曹操对于麦子的重视。

而曹操只是重视麦子种植和生产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统治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统治者也越来越重视麦，时至如今，麦子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于喜欢面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麦作为外来作物，无疑是本土化最为成功的一种农作物，不过它毕竟是外来的主食作物，不可能完全取代我们原有的土生土长的作物，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

比如说在食麦的北方，虽然人们接受了小麦带来的饮食结构的变化，但并没有选择以面包作为主食，再比如说在食稻的南方，小麦自始至终都没能撼动稻子的地位。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汉书》、《诗经》、《春秋》、《穆天子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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