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 诉讼法、 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 纺织史、 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

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 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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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