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神话也是历史。

神话里是颛顼隔绝神人，断绝神和人的直接联系。

从历史来讲，是颛顼破除了政教合一，从此华夏就政教分离了。

颛顼是一个部落或者说氏族首领的称号，在部落联盟时期，曾经担任过华夏部落联盟的总首领，因此为五帝之一。

但是绝地天通的那位颛顼，却是商朝的。

商朝盘庚时期，作为颛顼氏族的首领，旧势力的代表，是反盘庚的。

在盘庚迁徙的过程中，颛顼部袭击了迁徙队伍，将商朝的国家档案全部摧毁。

以至于盘庚迁徙到殷后，不得不重新建立国家档案和祭祀仪轨。

由于前期档案的缺失，使得仪轨不全。渐渐地，商朝的政教合一政体就慢慢崩溃了。

换句话说，颛顼绝地天通是个意外，不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颛顼氏族的袭击行为，颛顼部成了当时华夏的公敌，不得不迁往南方，与蛮族共处。

历经六代，于第七代，参与周武革命，建立楚国，才重新回到华夏集团。

具体如下。

“绝地天通和绝天地通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两种拳法。绝地天通,由少林寺开山祖师美髯公所创,是少林最重要的拳法之一,以迅猛的攻击性作为其特点,有苇叶打虎的口头说法。绝天地通,是少林寺的第七十二绝技之一,由当年少林寺火锤子宗师张三丰所创,是少林拳与剑术的结合,以内劲奥妙、外柔内刚作为其特点。少林七十二绝技中,还有神行百变、梯云纵等传统武功,以及会意、灵蛇拳、星宿指功等外家拳法,混合拳术旨在以相互补充、融会贯通,以达到对敌有制有据。”

绝地天通，中国上古神话典故，意思为：天上天下、神与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绝天地通》是网站好123小说连载的一部小说，作者是空明阁主。

在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极其重大的事件，天、地隔绝，人、神分离，谓之“绝地天通”。“绝地天通”从来都是被作为正面事件、圣人的丰功伟绩来歌颂的。例如《尚书孔氏传》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1] 这就是说，“绝地天通”的关键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一种有序化、制度化。按照传统的说法，“绝地天通”乃是尧舜的伟大业绩，人心得以矫正，礼制得以确立。如蔡沈说：

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无所控诉，相与听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杂揉渎乱，此妖诞之所以兴，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当务之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后祭天地，诸侯然后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2]

对“绝地天通”实质意义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持的是哪一种历史哲学观念。这里，我想表达的乃是“生活儒学”的观念。[i][3] 根据这种观念，礼制作为制度建构，属于“形而下学”的规范构造；这种制度安排所根据的，是某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建构；[ii][4] 而形而上学的观念，又导源于本源的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都是“有分别相”，即是对存在者、物的区分把握；而生活感悟本身却是“无分别智”，即是“无物”的、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感悟。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我们观念上的这种层级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观念层级的最初生成，却曾经是历史性的，亦即具有观念史的性质。这就是说，我们曾经并没有形而下的“文明”的礼制，因为我们曾经并没有形而上的哲学；但是我们一向生活着，我们总有着自己的生活感悟。在这种生活感悟的大本大源上，我们才建构起了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在原创时期（西周、春秋、战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iii][5] 而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建构上的落实，便是礼乐制度的确立。

而“绝地天通”所标志的，正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在原创时期的初步建构。所以，以生活儒学的观点看，这样的形而上学及其“绝地天通”的先行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iv] 这种破解的目的，乃是从后来“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原来“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情境的回归，[v] 由此说明中国原创时期以后的那种“人神异业”、亦即秦汉以后的思想观念的世俗化走向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历史性的回归同时就是生活论的回归，将把我们带向我们当下生活的本源情境。[vi]

二

“绝地天通”这个说法，最初见于《今文尚书·周书·吕刑》所载的西周前期周穆王所追溯的帝舜事迹；而对此的最早的解释，则见于春秋晚期楚昭王的大夫观射父的一番陈说，《国语·楚语下》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6]

在这里，观射父为我们勾画出了这样几个时代：

① 治世：民神不杂——古者

② 乱世：民神杂糅——蚩尤、九黎

③ 治世：绝地天通——颛顼

④ 乱世：民神再杂——三苗

⑤ 治世：天地复绝——帝尧、帝舜、夏、商

对于这样一种勾画，我们始终要牢牢记住的是：陈述者观射父，是春秋晚期人（约于老子、孔子同时），亦即处在中国原创时期（西周、春秋、战国）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说，他所陈述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他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春秋时期的思想观念。我以为，这应该是研究观念史的一条基本原则：当一个历史人物在叙述传说中的远古历史的时候，他的叙述所说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历史本身，而是他自己所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历史从来不是现成的对象实在，而是当下的生活感悟。就观射父而言，这种时代观念的核心是治乱、亦即秩序问题，而其要害是：“民神不杂”、天地人神各归其位的“有分别相”是有序，是为“治”；“民神杂糅”、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无分别相”是无序，是为“乱”。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治世秩序呢？其实就是在原创时期里逐步建构起来的礼乐制度。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得更加清楚：“绝地天通”观念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而这是与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相一致的。

这种有序的制度在观念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建构。这种观念建构的核心，正是所谓“绝地天通”。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礼制秩序的建立是从天地的分离开始的。这就正如《易传》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系辞上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而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7] 天地之别，正是夫妇之别，“男女构精，万物化生”[7]（《系辞下传》），这就正如李贽所言：“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8]（《夫妇论》）由此而来，才有那种中国特色的“生育论”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为一系列的分别：男女、阴阳、乾坤、天地……而其典型表达之一，正是“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分离。

然而事实上，以生活儒学的历史性眼光来看，观射父所勾画的第一个时代，“民神异业”、“民神不杂”，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建构而已；这就犹如所谓“大同”世界一样，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社会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建构的价值标准，就是礼制秩序。其实，在远古时代乃至于原创时期之前，并无所谓“民神不杂”的时代；恰恰相反，“民神杂糅”正是前原创期的观念世界的基本事实：那是在生活感悟中显示出来的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那时，天地人神交融共处，不分彼此。而观射父所谓“民神不杂”、“绝地天通”，作为原创时期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却正是对这种本源的生活情境的打破。

这就难怪“绝地天通”之说不早于西周，最初见于西周前期的周穆王之说：此时，中国已经跨入了原创时期的门槛。《今文尚书·周书·吕刑》记载：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1]

表面看来，这里所追溯的是帝舜时代，三苗作乱，帝舜于是命重（实指“羲”，相传为重、少昊氏之后）司天、而治神，命黎（实指“和”，相传为黎、高阳氏之后）司地、而治人，以使天地相隔，人神相分。而实际上，这是西周时期的观念。我们过去所忽视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事实是：这是周穆王的追溯，它实际反映的乃是原创时期的思想观念。说到底，神的存在并非物质世界的事实，而是观念世界的事实；这种观念事实不是历史上作为实事存在过的“客观实在”，而是历史陈述者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生活样式的解释。从观念史的角度看，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乃是这样三个观念时代：

① 前原创期：人神杂糅——形而上学之前的时代（西周以前）

② 原创时期：绝地天通——形而上学的建构时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③ 后原创期：人神异业——形而上学统治的时代（汉代以来）

这就是说，观射父所说的那种“人神不杂”的第一时期，他称之为“巫觋”时代，实属子虚乌有；“巫觋”时代正是我们这里所说“人神杂糅”的第一时期、亦即前原创期的情景。对此，李零先生指出：

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vii] 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9]

这就是说，所谓“绝地天通”就是从巫觋时代的“人神杂糅”到卜史时代的“人神不杂”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观念实质就是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裂”的蜕变。

三

前原创期的那种本源的“天人合一”—— 或者更确切地说，“天人同一”—— 的生活情境，本是一个“民神杂糅”的世界，其中，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乃是“共同生活”的生活样式。[viii] 这种本源情境就是作为“事情本身”的生活本身，也就是存在本身，[ix] 在其中，天、地、人、神都不是某种现成的存在者，它们尚未对象化、疏离化。以生活儒学的历史性观点看，人神共生并不是一个“事实”；然而作为本源的生活领悟，这恰恰是“事情本身”。这是一种“亲缘”关系，表现为人神之间的“血缘”关系：众所周知，人神之间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此乃是西周之前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事实。

而这正是前原创期的一个极为要紧的观念，因为它在进入周代之后就被便立即被删除了：周公正式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血缘纽带，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蔡仲之命》）但是，例如，商人本来却自以为是与神有血亲关系的，这在《诗经·商颂·玄鸟》里有具体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10] 诗中“帝”即“天”，他之所以授命于商，是因为商人乃是他自己的血亲嫡系：“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简狄，祈于郊禖。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世遂为有殷氏，以有天下。”[11]（《商颂·玄鸟》）此玄鸟之卵，即象征天帝之精，授于简狄，而生商之祖契。这本来是商人对其“天命”的本源的领悟，却是基于当时普遍的人神共在观念的：在前原创期的远古观念中，人神之间不是异在的关系，而是共在的关系。人、神、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不分彼此、融洽和谐地共同生活着。而在进入原创时期以后，人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神关系疏离了（estranged）、异化了（alienated）。唯因人、神之间的这种疏离、异化，才需要“亨”——沟通人神。表达这种人神需要沟通的观念的《周易》形成于周初，这绝非偶然：此时中国进入了原创时期、亦即“绝地天通”的时代。

“绝地天通”观念所象征的不仅是人与神的隔绝，它实质上是人与人的隔绝。这种隔绝表现为“别”：天地有别，人神有别，男女有别，夫妇有别，父子有别，君臣有别，上下有别，等等。这一系列的“别”，也就是“礼”，即所谓“礼以别异”。它首先是天地之别：“礼者，天地之序也。”[12]（《乐记》）而最终则是人与人之别：“礼者，……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13]（《解老》）人们将“制礼作乐”归之于周公，这也不是偶然的：礼制的建构，正是进入原创时期的西周的事情。“礼以别异”表明这种“别”的前提是“异”，亦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alienation）：不仅神、而且人本身，已经蜕变为人的异己者、陌生者、他者。这种异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天、地、人、神都被存在者化、对象化、器物化了。我们从原创时期以来的祭祀、卜筮中不难看出，人与神已互为利用的工具：人所供奉的牺牲，与神所赐予的福祐相交换。这种对象化的工具性的利用关系，在我们今天的“宗教”活动中比比皆是。

总之，“绝地天通”是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的打破，是天地人神交融关系的蜕变，是本源的生活领悟的遮蔽，是中国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也是后来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最初根据。

-----选自中国儒学网

说到政教合一，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又称为黑暗时代。那是一个宗教至上的时期，教权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皇权与教权长期处于矛盾与斗争之中。

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到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其实，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也有政教合一时期。在颛顼(zhuān xū)之前的上古时期也是政教合一，人神共居。

那是一个普遍崇善鬼神的社会，到处流行占卜、巫祝，反而农业生产被放置一边不被重视。

而鬼神也和人类一样，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其中也不乏臭味相投者，狼狈为奸。

颛顼(zhuān xū)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且是一位英勇神武、体恤民情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自然不会放任这种风气蔓延。

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颛顼(zhuān xū)决定断绝人神往来。命自己的两个孙子重与黎，一个把天奋力向上举，一个把地用力向下压，最后人神的通道都断裂了，只剩下昆仑山上的一个通道。这就是绝地天通。

昆仑山的通道则亲自把关，严格审核。

通俗点说，就是把祭祀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并与皇权紧密挂钩。从而阻断了民间祭祀乱象以及人神之间的种种不正当往来，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

《尚书·吕刑》中：“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从中国历朝历代不难看出，皇权掌握着祭祀大权，或者说是宗教极力为皇权服务。

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不仅标志着一个文明进入到了更科学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也促进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较少受到各种鬼神等的影响。

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

后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zhuān xū）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

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

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

颛顼要绝地天通的原因是为了巩固统治。

上古时代先民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告别迁徙生活，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而颛顼作为部落的统治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实行了绝地天通的手段。当然这也是当时所有部落统治者在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造成了当时其神系混乱的主要原因。

绝地天通，简单含义为：天上天下、神与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想统治牢固，除了自身实力强大之外还要有“天命”，天命即是神权。借助于信仰来巩固其统治，统治者宣称他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人民应无条件地服从他，形成他的绝对的统治。

颛顼的一生

据《史记》记载，颛顼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据《水经注》记载，黄帝次子昌意，因才德低下，不足以继承帝位，被降职到若水做诸侯（此德劣被降为诸侯乃郦道元一家之言，且黄帝嫡长子乃玄嚣）。

颛顼生于若水，因辅佐少昊有功，封于高阳。少昊死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夺帝位，颛顼打败共工，继少昊主政，号“高阳氏”。

据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活到九十八岁逝世，葬于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颛顼生子穷蝉，是舜的高祖。而春秋战国时的楚王为其后裔，屈原在《离骚》中自称为帝颛顼之后，屈原与楚王为同族引。聪明敏慧，有智谋，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以上内容参考-颛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