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作为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在中国，玄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300多年前，他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大唐西域记》一书就是他西行途中的见闻实录。如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有着世界级的知名度，这足以令他的家乡人引以为傲。玄奘不愿还俗，但愿为朝廷出力，同时满足太宗想要了解西域的愿望，他口授了西行见闻，由弟子辨机写出，就是《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共12卷10多万字，记载了玄奘在西域亲历的110个国家和听说的28个国家。其中卷1所述为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2至卷11分述了印度各国概况；卷12则为返途所经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此书虽名为“记”，却并非单纯的游记，涵盖了这些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气候物产等，内容丰富，相当于当时西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如卷1写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县)：“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并注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资料详尽，超过了以往其他文献的记述。卷2之首为印度总述，寥寥数语，道出了其疆土形状及气候特征：“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分区，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随后，书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印度各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在玄奘之前，印度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现代，印度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如王舍城、那烂陀寺等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的。因此，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奘也从此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九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激励着很多后来者，鲁迅赞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也称他为“千古一人”。“《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有记述，国内外不少人利用它进行局部课题研究，如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研究戒日王时期中印关系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认为，玄奘留下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大唐西域记》一书现存版本较多，其早期版本主要有敦煌唐写本残卷、北宋福州刻本残卷、金赵城藏本残卷、南宋资福寺藏本残卷等。明洪武年间刻有南藏本，为其善本。“这些版本均为国家重宝，深藏国家级图书馆，民间藏家基本无缘得见。白河书斋所藏，只有一套清代刻本《大唐西域记》12卷。”玄奘归国后，一直想回家乡洛阳，潜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可唐太宗让他留在京师长安。直到公元664年圆寂，玄奘只回过两次洛阳，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不过，他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争取国家对译经事业的支持。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武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武亿祖籍并不在偃师。“先世居山东聊城县，有远祖名恂者，以指挥使驻怀庆，遂为河南人。”(山东聊城即今山东聊城，怀庆即今河南沁阳）高祖讳懋德，在他的带领下于顺治年间“由怀庆军籍迁偃师”。曾祖讳维翰又讳於翰，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祖父讳朝龙，赠文林郎东流县知县晋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三世以笃义尚行载于县志。其父武绍周，字梦卜，少有异志，博学通古，雍正癸卯中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位干练清廉的循吏，深受时人赞美，对武亿影响也最大。

武亿1745年出生于京邸，幼承家教，从小就酷爱读书，行为不同于同龄人。“亿生于京邸，少有异表，不苟嬉戏。八九岁，朱墨点定明代名人制度，第其高下，父惊爱之”，年十二，就能“遍览九经、诸子，为文下笔千言”，塾师教他经史，能“举疑义以相质难”。

不幸的是，武亿未及弱冠，父母相继谢世，使他“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由于“亿父故清宦，官中外卅余年，家无儋石储”，武亿又不问生计，衣食几乎不能自给，父母故去，生活贫困，又“值洛、伊暴溢，宅舍尽圮，亿就高架木为小屋，读书其中”，条件恶劣，仍力读不辍。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亿年二十一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入县学，为附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乡试，获第六名，中举人。但由于“乡居讲学，力求博通，鲜所师承”，学问一直未能精进，此后三次应会试皆不中，仕途遭挫，直到遇到朱筠。朱筠博学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武亿对他推崇备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武亿第三次参加会试，是年二月武亿经曹锡宝的介绍留北京馆朱筠邸。在朱门下“就日下书肆购异书，所得金石古文，皆为考证，学日益进”，朱筠负海内文望，门下士多一时贤俊阔达不羁之才，武亿与之交游开阔了视野，学问大进，“通贯经籍，讲学依据汉儒师哲，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奠定了深厚的汉学根基。同时，科举上也取得突破，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亿第四次参加会试得中三甲第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归班用”。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走上仕途，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淄博博山区）知县。他以读书用世为志，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具体而言，其政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爱民如子，革除币政。在博山，武亿“问土俗利弊，免琉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决辞无留狱，祈雨即沛”，“有奸民与商贾杂居寺观，为诸不法事，君严惩之，俗遂革”。可以说，武亿在轻徭薄赋，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二，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武亿初到博山就立誓清廉为官，绝不贪腐。“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其三，重教风化，学风敦厚。他痛诋道释二氏，汰裁佛寺，勒令僧尼蓄发还俗。到远僻邨落，亲讲乡约，因加教谕，以敦厚风俗。并捐钱在城东范文正祠旁创建范泉书院，“亲临讲课，口授指画，示以训诂文字，通经术，树风节之要，士皆勤奋”。从而使博山“舆情大洽”。其四，嫉恶如仇，惩恶扬善。自明代起发展为手工业商贸重镇，车马辐辏，市井繁华，博山“街帘卷鼓，奋裙吹唇；睥睨公卿，喧秽杂沓。非嗜利之牙侩，则欢博之酒徒”，社会阶层分化，居民关系复杂，官僚富豪以强凌弱现象时有发生，武亿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为人称颂。这其中痛仗和珅番役最为人称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内部和珅专权并领步军统领事。他听信别人妄言，认为山东长清王伦起义被扑灭后，王伦并没有死，只是下落不明，便秘派番役四处寻找其踪迹。番役曹君锡、杜城德以缉捕为名，招结无赖十一人，横行州县。“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恣肆，历数县，莫敢何问。”来到博山后，他们更是在市肆中手持铁尺，肆意饮博，无人敢问。武亿听说这件事后，把这一帮人拘捕到县衙。先是杜城德恃强倔强，后又拿出提督发的牌照进行威胁。武亿质问道：“既是牌照命令你们与地方官府合力捕盗，为何来三日不报？而且牌照上只差遣二人，为何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杜城德等一行哑口无言。武亿下令依法一一杖之，民皆称快。山东巡抚吉庆知道此事后，担心“将累上官”，以“任性行杖”劾革武亿职。武亿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博山城乡男女老少千余人来到山东巡抚衙门前“乞留我好官”，未得到满意答复，“则日为（武亿）运至薪米，门如市焉”，吉庆深为感动，亲到京师力图挽回局面，终因和珅把持朝政，执掌吏部，未能如愿。

武亿虽因此受到革职处分，但收获了民心，也迫使和珅亦不敢使番役再出。后来，姚鼐盛赞武亿此举是“功固及天下矣”。 武亿罢官后，因为清贫，无资回乡，又“不欲以己事累博山父老”，故应东昌启文书院之聘，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后又主持偃师二程书院，讲学邓州春风书院等，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每到一处就以小学、经史、古文伦品教谕生徒。他的著述典质古奥，颇有崇古的倾向。他教育子孙：“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

武亿自幼酷爱金石之学，罢官后，潜心研究，成为清代著名的金石学者。主要金石学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钱谱》等。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又说：“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近）百斤，先生肩之以归。”乾隆甲寅年（1794），武亿曾应著名学者阮元之邀，参校《山左金石志》。

武亿更是有名的方志学大家。他先后纂修成《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县志》、《安阳县志》等，他还参与了知县汤毓倬、翰林院编修孙星衍主持的《偃师县志》的编纂事宜，负责金石部分。其中《安阳县志》影响巨大，被视为县志楷模。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字晓岚）为其作《序》说：“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意。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

武亿又精于经史、考据学，善诗文，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三礼义证》、《四书考异》、《授堂诗文集》等数十卷。 武亿是学问大家，对文学、经学及方志学都有很高造诣。在金石考据方面，他一生用功尤多。清代经学家江藩在《国学汉学师承记》中曾说，武亿“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

其实，武亿对金石的痴迷，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随父母回到偃师后，发现这一带古迹甚多，各种碑刻充斥其间，便常独自到废寺荒墟间徜徉，偶尔拾得古人一二石碣，则“抚摩终日，或至废食不归”。

有一次，他听说在离家十余里的偃师杏庄，有农家在挖井时发现了晋刘韬墓志，急急忙忙赶去买回。那墓志长二尺有余，重数十斤，武亿一介书生，硬是扛着这块石头走回来，累得半死。

武亿在金石上如此下功夫，不是为了别的，是看到碑铭墓志可以“与群史传记互为推稽”，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当然，以金石文字证经补史，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而武亿的收藏多为前人所未见，“证经史记载之讹，补经史记载之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后来，武亿依照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编成了《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其中录有先秦至元代的各类碑刻近800通。如“又龙门山老君堂一造像摩崖小碑，题为始平公者，文皆用阴字，此乃他碑所希见耳”这一类的记载，在他的金石著作中比比皆是。

此外，武亿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县志，《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宝丰金石志》《鲁山金石志》等，都是他在编纂县志时辑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赞他“学问渊博，尤嗜金石文字，其考据之文，可与钱大昕《金石文字跋尾》相伯仲”。 武亿字虚谷，又字授堂，号半石山人。他治学崇汉儒，注重经史考据，创立有授堂学派，在当时影响较大。武亿去世后，其长子武穆淳将其著作辑录付刻，就叫《授堂遗书》。

武穆淳“生而颖异，能守家学，多识贤士大夫”，也很不简单。武亿常教育儿子“读书当期有实用，而实用莫过于地志之学，谓山川地势关津要害，能了如指掌，庶胸中包罗有物”，武穆淳做学问，便走了和父亲一样的路子。

“武亿的著作很多，涉及金石学、经学、考据学及文学多个方面。嘉庆年间，武穆淳编《授堂遗书》，共收录了其中10部，包括《经读考异》8卷、补1卷，《句读叙述》2卷，《群经义证》8卷，《三礼义证》12卷，《金石一跋》4卷，《金石二跋》4卷，《金石三跋》2卷，《授堂金石文字续跋》14卷，《授堂文钞》8卷，《授堂诗钞》8卷。”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说。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武亿的孙子武耒重新刊刻了《授堂遗书》。“这个刻本目前存世最多。其中《授堂文钞》续补2卷，共计10卷，第9卷、第10卷又名《续集》。白河书斋收藏有《授堂遗书》68卷，就是道光年间这个刻本。”晁先生说，武亿是偃师名儒，学识过人、见解精辟，其著作对洛阳有重要意义。“我对武亿的著作特别重视，经过20年的努力，已收齐《授堂遗书》的全部版本，还有其在乾隆年间参与编纂的《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安阳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