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2、简介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3、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大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日本在十四世纪处于南北朝时代，武士们相互征战，纷争不休，日本武士的制度将每一个武士归属于固定的大名藩国之下，一旦某藩大名战败，除藩，其属下的武士只会有少部分会被其他藩收编，有很大一部分中下武士将成为浪人，即无主武士，这些浪人失去固定收入，就不得不集结在一起在海上走私，劫掠，在十三世纪前，因为科技的原因，日本海船不能每次准确的到达中国海岸，导航及行船技术不够，可到了十三世纪之后，航运技术逐渐提高，两国之间的航道以无技术阻碍，于是这些浪人就开始了劫掠中国海线物资的生活，元代仅仅是个开始，以袭扰高丽为主，到了明就形成气候，肆无忌惮的抢劫我沿海各县，明代抗倭出现了许多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杨文等等，由于倭寇的袭扰，也导致了明代海禁，明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找到了对付倭寇的战术，几次大仗下来，倭寇基本上平息了；

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当时处于石器时代。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邪马台国，就不得不说说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邪马台国出现在日本九州北部，其领土约以博多湾为中心的100公里之内，是当时日本岛上的众多国家之一。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

大化改新效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这次改革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其为日本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LZ如果有时间希望你能找一本名叫《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来看看，里面对日本奈良时代以及之前的中日交流史有很详尽的介绍。

只能说有部分日本人的先祖是古代的中国人。并不是全体日本人都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利用DNA技术和其他考古及人类学手段对此展开了研究，现代日本人构成分为三部分：

本土土著，这一部分并非是指现代日本的阿伊努少数民族。而是远古时代从今阿尔泰山，蒙古和西伯利亚通古斯河谷等地渡海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登陆的，这一部分日本人血型以AB型为主，且阴性AB型高达40%，从DNA排序上和中国的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满洲地区少数民族相似度为89%。从到达日本的时间上，这部分是最早到达的，最早可推至2万前。

南方海洋移民，这一部分和东南亚等海岛地区的马来和爪哇民族相似度仅为32%，但是出乎意料地和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则高达92%。主要集中区域是日本四国岛，本州岛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可以认定是在距今1万年前从太平洋中部泛海而来。

大陆及半岛移民，这一部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和今日朝鲜半岛民族契合度达90%，可以认定为是古代朝鲜半岛居民渡海迁移到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西部。时间最早可到七千年前。另一部分和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居民吻合度为87%，最早抵达的时间大致为距今2500年前，大致为中国战国至秦汉前期。

上述三部分从构成来分，本土和大陆移民各占约40%，海洋移民约占20%。从时间来看，本土土著最早，其次是海洋移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移民到达最晚。

扩展资料：

日本人基本信息：

东亚日本的基本居民。主体为大和族。另在北海道有2万5千多阿伊努族人。属蒙古人种 东亚类型。使用日语，语言系属未定，多数学者认为属独立的日本语系。受汉语影响极大。以东京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广。信仰比较普遍，流行多种宗教 。

大乘佛教自6世纪经朝鲜传入后，迅速普及全国。固有的神道教也很普遍，明治维新以后曾被定为国教，全国城乡皆有神社。同时受到明朝儒教、阳明学的深刻影响。很多人都有神、佛并重的双重信仰，或同时兼信几种宗教。一般在生育、婚姻、节庆等现实生活方面遵照神道教仪式；对丧葬、祭祀、法事等方面则遵照佛教信仰。民间多流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基督教于16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信徒约占全国人口1%。此外还有新兴宗教二、三百种。

民族由来的其他传言：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来源，尚无定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山海经》中有着若干记载。《山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理文献典籍之一，它记录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地形地貌、物产和民族分布，以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涉及的年代包括周朝、商朝、夏朝直至先夏时期（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其中周朝文献《海内北经》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

参考资料：

日本人——

1945年8月，全国各地的广播都在轮番播放，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抗战多年，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等来了这个喜讯。一时之间，举国沸腾，人们笑着、哭着、语无伦次地和亲朋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就在他们激动不已的时候，有一些人却神色慌张，埋着头，提着东西匆忙逃窜。 这些人，就是战后还未来得及撤离中国的日本人。据统计，他们的人数高达32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为撤离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

而 这些日本人在离开中国之前，经历了严格的排查，其中有三样东西被严禁带离。

那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320万人向中国投降。其中，有很多人是日本侨民。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侨民？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组织，即日本开拓团。

日本开拓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日本派到中国。此后，这个组织一直安排日本人移民东北。

而这，跟日本的一项计划有关。

早在抗战胜利的几十年前，日本关东军就看上了富饶辽阔的东北土地，他们妄图灭绝当地中国人，将东北占领作为日本的延伸国土。

为此，日本先后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等。还在1936年5月制订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

通过这个计划，他们开始向中国东北输送大量的日本贫民，希望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同时，他们通过文化、物力等因素，大肆侵略剥削原住民，妄图反客为主，彻底将东北变为他们的领土。

从1937年开始，日本计划在接下来20年内移民东北500万人。因涉及人口众多，这个计划被分批次执行。在他们的设想中，这20年被平均分为4份，一份为5年。

但移民的人数并不是平均的，而是逐年递增。例如第一期移民的人数为10万户，第二期是20万户，然后是30万、40万户。

其实，日本早在1905年前就已经开始试点移民。

1913年，日本移民了17人。1914年到1917年间，他们又陆续移民了一些在乡军人。在移民这些军人的时候，日本专门为其配发武器，并以军队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因此，人们称之为“武装移民”。

此后，日本觉得之前的移民试点反响较好，开始肆意向东北输送日本人。为了招收足够的移民对象，他们在日本境内大肆宣传移民的好处，诱惑大量日本贫民加入移民队伍。

就这样，当时中国的土地上生活了百万计的日本人。

接着，日本开始进一步实现他们的计划。日本曾经拿“维持治安”当借口，强行驱逐了当地大量农民，为日本移民夺取充足的生活空间和土地。直到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掠夺了将近396亿亩的土地，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37倍。

由于土地被抢走，当地的很多农民失去了生活来源，饿死的不在少数。

而日本在抢走土地之后，又开始大量奴役中国农民。没了土地之后，很多农民为了糊口被迫被日本人剥削，充当他们的廉价劳动力。

当时，东北每年可产粮食2000万吨左右，但要上供日本1000万吨，剩下的则是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而中国农民的食物，则是日本提供的和动物饲料类似的复合食物。

在中国土地上，中国农民种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却因为日本人的剥削整日食不果腹，连吃米都成了一种犯罪行为。

除了种地，日本还会驱使大量中国农民去开矿。仅在1941年，珠河县的600名农民就被赶到矿井当苦力，很多人因此丧命。

因日本政府态度极其明确，很多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受其影响自觉高人一等，他们肆意欺压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为非作歹。在他们的欺凌下，中国人民苦不堪言。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们在东北的殖民事业和组织当即崩塌。而这，也让大量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侨民惊恐万分。之前他们能够横着走，靠的就是日本的势力，但如今局势逆转，昔日为他们带来舒适生活和特权的因素，转瞬间变成了挥向他们利刃。

为此，战败，让日本人开始惶惶不安。

而念及之前对当地百姓的欺凌，他们更是胆战心惊，生怕受到报复。

在巨大的恐慌下，他们开始满大街乱窜，慌不择路地逃跑。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这些日本人会给自己乔装打扮。无论男女，他们都在服装上尽量贴近中国人。走在人群中时，他们依旧战战兢兢，生怕被人认出来。

在众多日本人当中，也有一批人没有逃命。他们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洗脑，思想比较极端，很多人选择剖腹自杀。

但其实，他们这样做，也和他们对待别国侨民和战俘的方式有关。

日军战败前，在上海有一个专门关押同盟国在华侨民和战俘的集中营，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这个地方建于1943年，到了1944年，那里就已经关押了大约620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8岁，最小的仅有6个月。

说是生活所，其实就是集中营。在集中营周围，铁丝隔绝外界，岗亭监视门口的动态，内部则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至少点名两次，甚至午夜十分也会突然点名。如果发现有人逃跑，就会用连坐制度让全队受罚，遭受惨无人道的殴打。

就算不逃跑，被关押的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要从事各种诸如洗菜、打扫厕所、养家禽的工作。在此之前，他们几乎都是大商人和前英国官员。之前他们生活优渥，而被关押之后，不仅要从事多种劳动，还常常食不果腹，甚至连饮用水都得不到保障。

在那样的环境下，有些侨民练就了用两小杯水清洗全部餐具的能力。

这还算是好的，虽然痛苦，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但等到了冬天，严寒天气，让人几次濒临死亡……也正因此，很多日本士兵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被变本加厉地报复回来。

颇具戏剧意味的是，日本战败后，那个集中营就变成了关押日本战俘的地方。

日本在东北投降时，归苏联受降。当地的170万日军，有60万被苏联送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做苦工。因为寒冷，且人口大量聚集，还没开始工作，就已经有很多人死亡。至于日本的一些工厂资产，也被苏联带走充公。

即使当时中国已经承诺会安排日侨撤离，但因为苏联军队在东北，他们并不想额外的付出精力财力和物力，所以并不理会那些投降的日侨。而且，苏联也不让别人来负责日本人的撤退。

这就导致外部负责撤离日侨的中国人进不来，东北的日侨出不去。当时的交通路线很多都已经断了， 为了谋求一条生路，很多日侨开始沿着东北路线逃亡，期待苏联能网开一面，或者中方内地可以安排他们遣返。

在最开始，为了方便逃生，他们大多数人都选择轻装上阵。但寒潮来袭，饥寒交迫，人口混杂，开始有人接连死亡，鼠疫也开始四处横行。恶劣的环境，亲友相继离世，很多日侨觉得求生无望，甚至组团自杀。

据悉，光在黑龙江的鸡西地区，就有500户侨民选择自杀来逃离这场苦难。那年冬天，因寒冷和疾病死亡的日侨超过8万人。

随着时间流逝，绝望的情绪在剩余的日侨心中不断蔓延，但好在转机还是出现了。

1946年4月，在中国和国际多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苏联愿意将军队撤离东北，而那些东北的日侨也得以被安排撤离。

说着很简单，事实上安排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撤离，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他们人数众多，不可能全部撤离。那剩下超过百万的人的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考虑。

故而，从当时中国的陆军司令总部，到下方接受投降的地区，都格外重视这三百多万日本人遣返的工作。为此，中国还特地成立了相关的战俘管理组织。

但即使如此， 安排日本人撤离的相关工作仍然是十分繁琐，且相当费时费力的。

为了彰显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当时提倡以德报怨，十分优待日本人。对于那些战俘，当时经组织讨论决定，他们和中国正规军有着相同的待遇。

而这，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沉重的金钱负担和难以想象的压力。就算先把日侨放一边，日军战俘就有200多万人。这么多人，要损耗的资金是十分庞大的。据当时的《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 “ 日俘副食金额为每人月支：华北区3600元，华南华东2400元，华中3000元。 ”

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国内经济也是岌岌可危，想要拿出这笔钱来十分艰难。虽说战争胜利后，成功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物资和存款。但那和要付出的钱来比，连零头都比不上。

在计划中，这些资金先是由各地政府先行垫付，等日本人撤离之后，再向日本方面讨要。但事实上，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危机，出于人道主义考量，中方一直未要求赔偿，就这样不了了之。

其实，日本人不只是在撤离前得到了中方妥善的照顾。在撤离的时候，他们同样被中方优待。

当时，中方为了保障日本人在回国初期也能够安然生活，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军官和士兵每日能免费拿到五百元和两百元，侨民每日一千元。

除此之外，中方还给日本人发放了新衣服、用品。即便当时的中国也处在饥荒时期，但仍给他们发放了一些粮食。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人在离开之前，有三样东西禁止带走。

其一，就是违禁品，例如枪支、弹药等。 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制造伤亡，给日本人撤离工作，以及中方形象带来麻烦。

其二，就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奢侈品，例如金条、珠宝等 。 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们的非法所得，故而不准被带走。

其三，就是文字类的资料，例如古籍、书画等。 但对中国人来讲，这是祖先留下来的无价之宝。中国将那些侵略者遣返，已经足够客气，自然不会让他们带走中国的宝藏。

小结

日本人被陆续遣返后，日本负责海外侨民撤离工作的大久保川藏，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被其他国家遣返的日本人都是身无长物，刚回国时，就连维持日常生活都十分困难。但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人，被褥、粮食、金钱等一应俱全，很好地帮助那些日本人度过了最初回国时手忙脚乱的生活。

而那些回国后的日侨，见到从别的国家回来的日本人，更是格外感慨，纷纷庆幸自己当时去的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