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唐代文化东传的情况 甲 引言 唐代武功显赫，对外交通亦十分发达，中外文化得以广泛发展和交流，影响所及以朝鲜和日本最甚，现述唐代文化东传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乙 唐代与朝鲜的交通 一交往 a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都受唐代文化的影响。唐高宗时，曾支持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故此其汉化最深。 b新罗经常派遣贡使、留学生来华，有些人甚至留下来当官。 二影响 1政治制度方面：新罗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学生留学中国最多达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罗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据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 2科举文学方面：朝鲜的科举考试，以中国古籍<<左传>>、<<礼记>>等为主科，可见其受唐文化的影响；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更在新罗广为流行。 3文字历法方面：朝鲜本无文字，唐时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朝鲜词汇，新罗文字实亦由中国字音转化而成；此外新罗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历而成的。 4宗教医学方面：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等也在朝鲜流行，新罗亦以<<本草经>>、<<素问>>等中国医书为教材，并把中国医学传入朝鲜。 丙 唐代与日本的交通 一交往 1 日本自东汉时已遣使来华，唐代时更经常派「遣唐使」来华。随行的还有留学生及学问僧，除一些人学成归国外，有的长期逗留，甚至出任官职。 2 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不但把佛教律宗传到日本，同时把唐代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技术传过去，贡献甚大。 二唐代文化东传对日本之影响 1政制方面：日本派往留唐的学生及遣唐使将中国的文化及典章制度传回日本，日本孝德天皇对中国文化大表仰慕，遂模仿唐代之政制，推行「大化革新」，确定其官制、田制、刑法等。 2文字方面：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书偏旁而造「片假名」；学问僧空海取汉字草书偏旁而造「平假名」，为日本现行文字之始。 3宗教方面：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留居当地十多年，不仅将佛教律宗传入，还把有关建筑、绘画及草药知识传入日本。日本学问僧来华学习佛法，并将佛教传回日本，使佛教渐流行于日本社会。 4文化方面：中国的天文历法、教育、文学、艺术、生产技术、服饰、娱乐、坐卧习惯亦陆续在唐朝传入日本；中国节令风俗如中秋、除夕等亦传至日本；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也是仿唐代长安而建。 5遣使来华：日本不断派「遣唐使」组成使节团来华，二百多年间共成行十九次，包括大使官员、学生、医生等，他们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作出深入学习，回国后多以传播。 II 唐代与西域之文化交流 甲 引言 唐代对外交通十分发达，中国文化广泛外传，外国事物也相继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外交化的交流，现述唐代文化西传的情况及西方文化对唐代的影响： 乙 唐代文化西传的情况 1丝织品之西传：唐代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中西丝绸贸易繁盛。中国的丝织技术，如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由是发展起来。 2造纸术之西传：唐玄宗天宝十年，唐与大食爆发怛罗斯之役，唐军为大食所败，大批士兵被掳，其中不少为造纸工匠，造纸技术遂传入大食，再辗转传至欧洲，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起极大作用。 3学术知识西传：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摹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梾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 4工艺技术西传：中国的绘画及纺织法西传，盛行于 。印度人亦效法中国的铸铁及凿井术。唐代的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也输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家，并通过波斯转销到西方各地。 5设立外贸机构：中外贸易发展迅速，唐 于是在重要港口广州设立「市舶司」，并于武威、张掖等陆路要冲置「互市监」，分别管理对外贸易，长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来华学习，使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丙 西方文化对唐代的影响 1物产方面：由于波斯、回纥及 商人的贩运，西域的香料、药物、珊瑚、宝石、良马等输入中国，丰富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 2工艺方面：唐代吸收了西域的琉璃制造术，使陶瓷的制作更精湛，研究成「唐三彩」。至于唐代的丝织品，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往往编有佛经故事的画像，或织上波斯的花纹图案。 3艺术方面：唐代的绘画和雕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可见一斑。此外，唐代流行跳胡腾舞、胡旋舞，弹琵琶、奏高昌乐曲、天竺乐曲，足以反映西域文化对唐代艺术的影响。 4宗教方面：唐代中国僧人玄奘、义净等，前往天竺游学取经，使佛教在中国更为流行。此外，西域各国的宗教，如景教、袄教、摩尼教、 教等，均于此时传入中国。 5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唐代小说传奇、变文等在内容上因而更形丰富；韵文方面也因音乐的盛行及佛经中梵文的翻译而对切韵法有所改良，影响到近体诗对格律的追求。 III 玄奘西行求法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 甲 引言 唐代中西交通发达，中外文化交流日盛，僧人往印度求法者甚众，其中最重要者及玄奘之西行，现述玄奘西行求法的经过及影响： 乙 经过 1玄奘本姓陈名祎，隋末出家，他感到佛经翻译多缺漏错乱，遂决心效法法显往天竺求取佛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沙州，出玉门关，越过沙漠，再经伊吾、高昌，翻过大雪山，历尽险阻而至天竺。 2到达天竺后，学习佛经，瞻仰佛迹，到中天竺摩揭陀国，入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佛法，并代其师讲经。后来参加了戒日王主持的曲女城辩论会。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携回佛经回长安。 3玄奘回国后，先后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的译经工作，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多卷，玄奘更口述其往天竺求法的经过，由弟子著成<<大唐西域记>>。 丙 影响 1 促进中外交通：玄奘沿着天山北路西行取经，回程时行走天山南路，足迹遍及印度，对中西交通的发展贡献很大。 1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自玄奘后，往天竺求法的人甚多，加速两地文化交流。如雕刻、绘画、建筑、医学、天文、音乐由印度传来，中国的《道德经》也被译成梵文。 2介绍西域及南亚文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介绍了西域及南亚一带的社会文化风俗，成为了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有助后世对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亦使国人对该地之见闻大增。 3促进佛教在华的传播：玄奘携回六百多部经书归国，及后大量翻译经书，又创立了「法相宗」，中国遂成为佛教的传播中心。 4促使佛教传播中亚：玄奘回国后从事译经工作，引起外国高僧注意，大量来华学习佛法，使中国成为佛教经典中心，再由中国将佛教传至朝鲜、日本，中国俨然成了佛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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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对外的开放性

唐代的对外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采取种种措施，以引诱外籍人来唐有效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在这一方面，唐代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提供优惠政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唐代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较当地居民为轻

从唐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知，当时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要比当地居民的负担轻，体现了唐政府在这一方面对外籍人的优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来唐境内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税，甚至还可以免除一切，这较当时本地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丁税要轻得多。同年的“赋役之法”还规定，当地土著居民“每丁岁入租粟二石”[2]。我们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得知，所谓来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居赀殖产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积蓄资产亿万计者[4]，在唐代不足为奇，由他们每年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可谓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们中有的人还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唐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给予的这种优惠待遇，实际上是对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一种奖励。

（二）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名义或随同使节一同来唐，以获得更多的优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中外交流一样，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帝国面子的需要，往往将贸易中双方买与卖的关系，说成是“进贡”与“赏赐”的关系。这是因为唐政府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考虑而注重同外国的关系，而不是主要侧重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统治阶层需求的高级奢侈品）。正由于此，当“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时，唐玄宗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杨范臣则认为市舶使“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这终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谕而罢之”[5]。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时我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工商业者前来华者接踵而至。为了迎合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着进贡者的旗号，或随同本国使节一同前来，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既满足了唐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又成为外商掠取财富的一种捷径，各得其满足。历史上对于外籍工商业者“啖之以利，劝令入朝”[6]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不管是哪一国的“使节”来唐，他们都要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优待；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唐太宗贞观（727－649年）年间，西域诸国争先恐后遣使向唐朝进贡。大臣魏征却向太宗进言道：“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将其与外籍商人的前来直接联想起来，真可谓一语破的。因为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帐而非经济帐，这必是劳民伤财之举。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8]，这除反映了唐代的国势强盛以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影响外，还似乎成为当时劳动人民的一种繁重负担。唐玄宗时，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见，玄宗诗兴大发，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照。[9]

字里行间，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王化远昭照”，正是唐朝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乱所致，客居在长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达4000户，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定居已长达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从事商业等活动，但他们仍然被冠以“外国朝贡使者”，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这无疑成为唐代国都长安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这些“外国朝贡使者”“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10]。唐代不算给以使节名义的外商的优厚赏赐，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三）唐政府为外籍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外商活动所受限制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经下诏说，诸国船舶到达时，应委托当地长吏“依数交付价值”，即用合理的价钱换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剩余部分才允许在民间自由买卖[12]。“依数交付价值”收购，是一种人为制订的“官价”，它一般受市场供需行情的影响比较小，这对于外商来说，避免了因市场竞争剧烈而带来的风险，是唐政府保护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时足额给外商付资以进行合理贸易，是有唐一代对外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的情况，还表现在唐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敛外籍商人的关税进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经有诏曰：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为率税。[13]

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决策者特别关注，意味着海上交通成为外籍商人前来唐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辉煌已经过去。按唐文宗诏令的规定，外商在唐版图内可以自由从事商贸活动，这种贸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护，当地官吏不能对其肆意盘剥。唐最高统治者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14]”，这正是其对于地方官吏严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实际上加强了官府同市场尤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这样一来，政府只有设置专门机构，才能适应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唐代通过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下设的诸互市，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按当时规定，诸互市的具体职掌是“监掌诸蕃交易”[15]。即由诸互市专门负责同外籍商人的贸易。正因为少府监具有如此的特殊职能，所以当外国船舶到达时，唐政府规定先由当地政府将货物包买下来，“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6]。诸互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职能的加强，而这种职能的加强在当时是以限制民间贸易的发展（或保护官商的存在）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这也适应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对外籍工商者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内从事的经营活动，是一种较为安全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

唐代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贸易途径。陆路贸易历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与边境地区以及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以唐代的国都长安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辐射进行的。限于篇幅，对于陆路丝绸之路的盛况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海上国际贸易，则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设置了市舶使，专门执掌对外籍商人抽税等事宜[1]。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兴隆，市舶之利便成为唐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项比较可观的内容。广州因是海外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于是政府便在这里设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员“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稳妥解决这些矛盾并化解冲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最后，唐政府创造性地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类似今日的治外法权。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条例，凡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为判断曲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当事人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时，按上述规定又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唐代法律为判断的依据，即“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也使外籍工商业者在唐代境内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护。正由于此，当外籍人触犯唐代法律时，唐政府一般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慎重的态度。下面的故事颇具典型性：

贞观（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吏，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学者研究的“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的趋势[6]，以至于就连当时的人也难能从服装上区别族别、国别，捉拿坊市肇事者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过问京师所有坊市内外籍人实属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满与骚动，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来唐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只是将搜捕范围严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唐政府的如此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这些为数众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时，唐政府一反视工商业者身份卑贱的传统观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高于本地工商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籍工商业者“入官买官、纳银求职”[7]者有之；一蹴即为举国羡慕的进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结权贵，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见于史乘[9]。外籍工商业者所受如此优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们在唐版图内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权及官学对外开放

随着大量外籍人的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长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这些外籍人中，有的对功名利禄十分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或政权的首领），则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学学习。对此，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或政权）国王（或酋长），都先后派遣子弟留学于唐代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10]。我们知道，国子监在唐代并非一般官员及百姓子弟所能问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国子监就读[11]。可见，像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对外国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另外，一些外籍人还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崔致远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学府和科举考试，对于外籍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是，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在当时的人数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曾经担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先于国子监就读，后考取进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经先后担任过司经局校书、左补阙、左散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唐代名将骆元光，以勇健多谋著称，他曾任宫廷侍卫，后领兵驻守潼关，因军功擢升为镇国军节度使，而这位战功显赫的战将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曾经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新罗人崔致远18岁时便考中进士，并担任过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等显赫职务。这些是外籍人来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显赫地位，对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的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优惠政策，在实际中确实达到了鼓励外籍工商业者来唐统治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对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这正是唐代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百度地图

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古籍向公众开放，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推进。

1、古籍数字化简介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

2、古籍保护的类型

古籍保护主要有两种：一是原生性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不改变原件载体情况下，对古籍进行修复、加固及改善藏书环境；再生性保护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将古籍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以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有效利用之目的。

3、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按数字图书馆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组织；建立古籍整理的自动完成集成系统；检索系统和支持系统研究将成为重点；国家对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国际性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一、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

古籍档案数字化可以将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籍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数字化可以减少原始文献的使用和磨损，从而降低文献的损坏和丢失的风险，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方便公众获取和使用

通过数字化，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发布，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并使用文献和书籍。数字化形式也提供了更好的搜索和索引功能，让读者可以更快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三、促进学术研究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等方面。同时，数字化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来存储和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推动文化交流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途径。数字化可以消除时空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精髓，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发展。

1、研究历史可以资治。

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最典型的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周烈王五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记录了1362年的历史。

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在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其实，从《春秋》到“二十四史”都具有资治功能。资治也不限于大部头著作，一篇论文、几句铭文都能起到资治作用。

2、研究历史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提起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国人都会很自豪。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五千年连续不断文化传统的只有中国一家。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研究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古籍浩如烟海，所记内容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都是中华各族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

例如，儒家以民为本的伦理文化和仁政文化，不仅对中国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文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文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文化等，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素质。

历史研究可以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代替的。

3、研究历史可以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多半是就事论事，不重视或不太重视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学家才重视研究历史发展规律。

只有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承担的使命。

中国历史学家除了探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探寻中国人民在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事实上就是在探讨历史规律问题。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探讨会增强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扩展资料：

历史作为反映过去事实的工具，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从而为人类整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奠定基础。因此，合情合理的历史应具有以下特点：

1、有一定的史籍史料为依据。人们了解古代的历史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内容翔实的古书大大提高了历史的透析性，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有古物或遗址可以做比较。从古墓中发掘的古物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使人们了解古物所属年代的风土人情。而对于遗址（如三星堆遗址）而言，科学家通过化学元素分析法（如C14检测法），或对地质层进行研究，就可以对历史有一段明晰的了解。

3、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即使是神话传说，也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经过长期的生产过程中，被广大劳动人们一直接受的故事。而对于童话而言，是人全凭自己的思想编造的故事，并非历史。

人民网-人民日报大家手笔：历史研究的使命

-历史

唐朝民族政策的意义在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活动猖獗,西方对中国的"分化"和"西化"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借鉴历史经验,确保我党民族政策的科学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更深入地加以研究——这是马敏 , 钱晓芳 <<社科纵横 >>2006年04期 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想必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这是清乾隆年间，青海乐都诗人钱茂才笔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与吐蕃王国间往来的官道，全长3000余公里，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 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经此道。它不仅把青藏高原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成为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联系的桥梁。然而，在漫漫历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诸多谜团，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说。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大约70公里的日月山，在广阔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两个小山包，但这里的海拔其实已经达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朝东望是农区，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开去的无边草原。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处的要道，因为有着文成公主途经此地铜镜坠地化为日月的传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记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达这里时，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和风煦日，但一阵云起，气温就迅速降到了穿着大衣也不嫌热的地步。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岭的所在。在当地随处可以买到的各种旅游书籍上，此种说法也随处可见。考察团成员在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据史书记载，唐与吐蕃划界立碑之处，就在赤岭。这是不是就能证明赤岭就是日月山？对此考察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而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今日月山即唐赤岭的说法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认为，唐赤岭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卓尼县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处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首见于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泰安之说，石说出现于1952年。但据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说，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与唐蕃分界有关的说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见于北魏宋云的行纪。但结合宋云的记载和今天的实地考察，会发现如果将赤岭假定为今日月山的话，在行程和时间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将赤岭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带，则可较好地解说。

确定赤岭的位置，也是为了给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书的记载，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对于石堡城的争夺，是唐与吐蕃之间最惨烈的交锋之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t攻陷石堡城，但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颇费筹划，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随即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节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屡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见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难。决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换将，贬王为汉阳太守，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最终在天宝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战役唐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史载，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且均为边军劲卒，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的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大诗人李白后来有嘲讽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换紫袍之句，并非随意而言。

李宗俊认为，从唐军的攻击遇到巨大困难可以推断，三面险绝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今卓尼县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相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遗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谈险绝似乎过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其战略意义。这个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是交通和战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时所称的黄河九曲地区。睿宗年间，吐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获取了本属唐境的九曲之地，从此整个陇右南部地区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唐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直到石堡城被收复并稳固占领，才得到了弥补。不过对于李宗俊的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唐蕃古道的众多谜团，还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实物的证据。

网上好象没相关信息，以下是个人理解：

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更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说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是因为：没有文献上的历史记载，古籍的整理用什么做依据，最基本的按朝代、按地区分类就不可能做到，没有历史依据的整理只可能是破坏，不可能达到保护性目的；一些古籍可能有缺损、残缺，要修补、整理就要有相关知识，知道缺失了什么才能知道该补什么，又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可以补上的信息，这时候，文献就是很好的查阅资料，没有文献，就好比航海中的船只没有罗盘，它是指引古籍整理的必要工具。

做同样一项工作，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区分出好坏，古籍整理也是这样，要整理好古籍，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做后盾，在碰到问题时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古籍信息，因此文献知识又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