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语

焉耆的佛教

唐贞观元年（627年）著名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在《大唐西域记》对于焉耆国的佛教有详细的叙述：

“伽蓝十馀所，僧徒二千馀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

“荒城北四十馀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斋诚为勤励东。照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 馀。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馀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馀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赞舆 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後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敝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

焉耆文的佛教文献有《弥勒会见记》等。

阿耆尼、乌夷

东晋《法显传》：“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所译《高僧法显传》中考证“乌夷国”就是焉耆。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出高昌近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法国汉学家儒莲最早指出“阿耆尼”是梵文Agni的对音。伯希和指出，以Agni称呼焉耆见于566年的梵文典籍，那是在焉耆国受印度影响而崇信佛教之后，因此国名梵语化，而并非早已存在；早已存在的是土名“焉耆”。

焉耆回民的由来

回族大批迁来焉耆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结果。清政府为了分化、统治回民,它挑拨了民族关系导致了民族仇杀。迫使回民举起义旗反抗清廷,光绪三年 (一八七七年) ,陕西渭南回民起义领袖之一白彦虎在清军追击下, 进行殊死战斗,终于失败。清政府把流落在新疆各地起义回民万余人,截来安抚在喀拉沙(焉耆)。

公元1894年 (光绪二十年)青海回民马骥等人率领数万群众反对清政府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繁重的苛捐杂税而举行起义。但不久起义失败,义军走敦煌西北进昌马儿山，受尽饥寒之苦死去不少人。辗转到罗布卓尔附近。义军首领被俘，群众数千人被安抚，先安置在尉犁、蒲昌一带,后转至铁干里克。 公元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焉耆知府刘嘉德把这些回民迁到府城外开都河南岸、官办马草场一带，被命名为 抚回庄”，人口达到四千七百多人，垦荒数万亩。随后关内来焉耆谋生回民也陆续来此落户。 民国以来随马仲英入疆的回民士兵也部分留在焉耆。目前，回民居住比较集中的是焉耆镇、永宁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共同居住在焉耆地区的有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长期以来并犁而耕。放牧、经商亲如一家，彼此协助，取长补短，对本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灭亡高昌之后，在其故地设置西州，又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以此作为唐朝向西域发展的前进基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又继续西进，讨伐焉耆，进一步向西域发展。本文对唐军的这次作战进行简单整理。

　　一、焉耆臣属西突厥

　　焉耆，地处西域，“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新唐书》列传146）。焉耆的具体位置，可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陇右道西部”图。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灭亡后，西突厥开始拉拢焉耆。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其年（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另据《旧唐书》列传33记载，“焉耆王寻叛归欲谷可汗”。据此来看，在西突厥的拉拢下，焉耆开始与唐朝疏远，臣服于西突厥。

　　二、唐军出兵讨伐焉耆

　　当时，太宗非常关注西域的动态，命令安西都护郭孝恪时刻注意焉耆，相机征讨，“令孝恪伺其机便”（《旧唐书》列传33）。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恪请求出兵讨伐焉耆，“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击之，太宗许焉”（《旧唐书》列传148），“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资治通鉴》）。

　　下面对此战进行简单分析。

　　1、行军时间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九月，“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据此看，郭孝恪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十一日，从西州出发，前去进攻焉耆，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到达焉耆，数日之内击破焉耆，九月辛卯（二十一日）奏报抵达长安。

2、两军将领

　　唐军主将是郭孝恪，时任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旧唐书》列传33）。关于郭孝恪所担任的行军总管的名称，《资治通鉴》、《新唐书》本纪二太宗本纪、列传36以及列传146均记为“西州道行军总管”，但是，《册府元龟》卷985和《旧唐书》列传33记为“安西道行军总管”。

　　此外，焉耆王之弟栗婆准，作为唐军向导，也参与了此战。据《资治通鉴》记载，“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

　　焉耆方面的主将应是焉耆王突骑支，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

　　3、参战兵力

　　唐军兵力很明确，“步骑三千”（《资治通鉴》）。

　　焉耆方面，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焉耆“户四千，胜兵二千”，则其可以出动的军队约为二千人。

　　4、行军路线

　　诸书记载的唐军行军路线均为银山道。

　　据《新唐书》志30西州交河郡记载，“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郭孝恪唐军很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路。

　　这条道路的地势从“天山西南入谷”开始变得险要起来。据《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引用的《西域图志》记载，该山谷“两崖壁立，人行其间，如一线天，为古车师（亦即唐朝的西州）西境关隘”。太宗在“赐郭孝恪玺书”（《全唐文》卷7）中也说，“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

5、唐军击破焉耆都城

　　据《册府元龟》卷358记载，“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其甲，不虞於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潜遣将士浮水而渡，及明，一时攀堞，鼓角齐震，城中大扰，孝恪纵兵击之，虏其王突骑支，斩首虏七千级”。

　　焉耆都城地势极为险要，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对此也有描述，“城极大，在海水之北（今博斯腾海），大河（今海都河）东岸，众流交杂，群山外绕，极为险固”。博斯腾海，亦即博斯腾湖，海都河，亦即开都河，博斯腾湖和开都河的具体位置，可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陇右道西部地图。

　　由于焉耆都城地势险要，焉耆守军守备松懈，郭孝恪所部倍道兼行，大约在八月二十日的晚上抵达焉耆都城，郭孝恪命将士趁夜渡水，待天明时，突然出击，登上城墙，鼓角齐鸣，焉耆城内大为慌乱，唐军趁机出击，击败焉耆守军，俘获焉耆王突骑支。

　　至于唐军杀获敌军的具体数量，诸书记载不尽一致：

　　《资治通鉴》记载：获首虏七千级；

　　《册府元龟》卷358记载：斩首虏七千级；

　　《旧唐书》列传148记载：首虏千余级；

　　《新唐书》列传146记载：斩千馀级；

　　结合焉耆“户四千，胜兵二千”的记载，斩七千级的战果似乎有些太大。当然，关于焉耆可出兵人数的记载，诸史书也不尽一致：

　　《汉书》焉耆传记载：焉耆国，……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

　　《北史》列传85记载：隋大业中，……其国（即焉耆国）胜兵千余人而已；

　　《隋书》列传48记载：（焉耆）国内有九城，胜兵千余人；

　　《新唐书》列传146记载：户四千，胜兵二千；

　　诸书对比来看，《汉书》与《新唐书》关于焉耆户数的记载是相同的，而《北史》、《隋书》与《新唐书》关于焉耆胜兵人数的记载则相对接近。由于隋唐在时间上相近，因此，笔者认为，焉耆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能够出动的军队，可能也就二千人，据此看，斩千余级的战果相对可信。

　　唐军击破焉耆都城后，并未在焉耆留兵镇守，而是“以栗婆准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旧唐书》列传148）。

6、唐军击败西突厥援军

　　面对唐军对焉耆的进攻，龟兹和西突厥均对焉耆进行了援助。

　　先看龟兹，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郭孝恪伐焉耆，（龟兹）乃遣兵与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贡”。不过，龟兹对焉耆的援助力度并不大，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未与唐军郭孝恪所部发生全面交战。

　　再看西突厥，上文说过，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与焉耆关系密切，因此，西突厥派出了援军，“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资治通鉴》）。以此来看，西突厥援军到达焉耆的时候，唐军已经撤走三天了，西突厥屈利啜就囚禁了留摄国事的栗婆准。

　　西突厥囚禁栗婆准后，继续追击唐军，在银山与唐军交战，被唐军击败，“时屈利啜将兵来援焉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於银山之下，孝恪逆击破之，追奔数十里而还”（《册府元龟》卷358）。

　　至此，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讨伐焉耆之战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月，“郭孝恪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资治通鉴》）。

　　当时，太宗已于十月甲寅去了洛阳，因此，郭孝恪是将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送往洛阳。太宗赦免了突骑支。

　　对于郭孝恪的战功，太宗也降玺书褒奖，《全唐文》卷7和《旧唐书》列传33均收录了这篇“赐郭孝恪玺书”，全文如下：

　　卿破焉耆，虏其伪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卿望崇位重，报效情深，远涉沙场，躬行罚罪。取其坚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无遗寇。缅思竭力，必大艰辛，超险成功，深足嘉尚。

三、战后的焉耆乱局

　　唐军撤走之后，焉耆出现了混乱局面。在西突厥屈利啜被唐军击败后，西突厥的另一位部落首领处那啜，趁乱派出手下的一名吐屯摄焉耆国政，但是，该吐屯在遣使到唐朝朝贡之时，被太宗斥责，吐屯惧怕唐朝，返回了西突厥，“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资治通鉴》）。

　　处那啜手下的吐屯虽然退出了焉耆，但是为了能继续控制焉耆，处那啜采取了二项措施。

　　首先，除掉亲唐的栗婆准。这一点，新旧唐书记载不尽一致：

　　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处般啜乃执栗婆准送于龟兹，为所杀”，亦即栗婆准是被处般啜（处那啜）擒拿，并送往龟兹；

　　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焉耆立栗婆准，而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号瞎干，执栗婆准献龟兹，杀之”，亦即栗婆准是被薛婆阿那支擒拿，并送往龟兹。

　　不论如何，亲唐的栗婆准最终被杀掉了。

　　第二，扶持薛婆阿那支为王。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焉耆又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薛婆阿那支既得处般啜为援，遂有国”。

四、焉耆归附唐朝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的阿史那社尔率军讨伐龟兹，“阿那支大惧，遂奔龟兹，保其东城，以御官军。社尔击擒之，数其罪而斩焉”（《旧唐书》列传148）。

　　消灭了薛婆阿那支之后，唐朝对焉耆采取了二项措施。

　　第一，重新册立焉耆王。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唐朝重新册立焉耆王。

　　关于重新册立的焉耆王的名字，新旧唐书的记载不尽一致：

　　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求得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立为王，以修职贡；

　　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

　　《资治通鉴》对此也是莫衷一是，其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条下，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但是，在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条下，又采用了《新唐书》的说法，“焉耆王婆伽利卒”。

　　据此推测，先那准和婆伽利可能是同一个人。

　　后来，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夏，四月，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

　　突骑支归国后，一直臣服于唐朝，此后，焉耆遂成为唐朝的忠实臣属。

由于自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至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这段时间，焉耆王多次发生变化，笔者对其简单整理如下：

　　起止时间 焉耆王姓名

　　？——贞观十八年（644年） 突骑支

　　贞观十八年（644年） 栗婆准

　　贞观十八年（644年） 西突厥处那啜麾下的一名吐屯

　　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薛婆阿那支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永徽二年（651年） 先那准（婆伽利）

　　永徽二年（651年）——？ 突骑支

第二，在焉耆设置都督府。

　　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唐朝在焉耆设置了都督府。

　　关于焉耆都督府的设置时间，诸书的记载同样不尽一致：

　　据《新唐书》志33记载，“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灭焉耆置”。

　　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册立先那准（婆伽利）后，“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

　　据《旧唐书》志20记载，“上元中，置都督府处其部落”；

　　笔者认为，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击破焉耆后，并未留兵镇守，且唐朝留下的摄焉耆国政的栗婆准很快被推翻，因此，唐朝在这一时期设置焉耆都督府的可能性不大，即便设立了，也是羁縻色彩浓厚，而且非常短命。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破龟兹后，“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此时，安西四镇初步成形，唐军留兵镇守，因此，这时设置焉耆都督府是有可能的。

　　再看高宗上元年间，唐朝自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丢失安西四镇后，于上元年间开始逐步恢复其对安西地区的控制，据《资治通鉴》记载，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阗国为毘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为毘沙都督”。如果处于安西地区南部、与吐蕃相邻的于阗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新归附于唐朝，则处于安西地区东部、紧邻唐朝西州的焉耆，在这段时间应该也重新归附于唐朝。因此，唐朝在上元年间设置焉耆都督府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笔者认为，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设置焉耆都督府，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入寇安西，攻破四镇，唐朝撤销焉耆都督府，上元年间，唐朝恢复其在安西地区的影响，再次设置焉耆都督府。

　　以上推测，因史料不足，聊备一说。

综上所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郭孝恪所部击破焉耆，其后，唐朝在焉耆设置都督府，并将焉耆列为安西四镇之一，此举扩大了唐朝在西域的影响，是唐朝控制西域的重要步骤之一。

　　最后引用龟兹一位僧侣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

　　初，孝恪之击焉耆也，龟兹有浮屠善数，叹曰：“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亦亡。”

　　（全文完）

西域三十六国是对今玉门关名字始出以西的亚洲地区的总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 ，西域诸国自此受中央王朝管辖。

当时在现在新疆境的西域三十六国，经考证在如下地方:龟兹、焉耆、若羌、楼兰、精绝、且末、小宛、戎卢、弥、渠勒、皮山、西夜、蒲犁、依耐、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尉犁、姑墨、卑陆、乌贪訾、卑陆后国、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尉都国、车师后城国等国，除此之外还有乌孙、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乌弋山离等十几西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