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后一般都要下葬，这是非常自然也很科学的处理后事方式。不过古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大多非常重视，这也就出现了达官显赫之人很喜欢用厚葬的方式来处理后事的现象。公元前770年，我国步入了东周春秋时代，而厚葬风气也在这时得以兴起。

当时不少有权势的人会把金银珠宝拿来坟墓里陪葬，这也造成了偷墓的行为产生。从古至今，不少人以偷别人坟墓的宝贝为业。其实不光只有民间的小偷墓贼存在，还有官方的大规模偷墓团队存在，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数曹操老板与孙殿英了。

194—196年期间，曹操就曾组团挖了“汉摸金校尉”的坟墓，并从中发掘出了大量金银珠宝，这样才解决了军费问题。无独有偶，1928年，民国军阀孙殿英竟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直接盗了东陵，并把里面的珍贵文物洗劫一空。这2个事件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官方组团”偷墓的案例。

此外，像董卓、党玉琨、汤玉麟等大佬也都是“偷墓专业户”，同时也在“作业”的过程里毁掉了不少的珍贵文物。有些人看到了厚葬容易遭来盗贼光顾的弊端，所以他们也采取了薄葬的方式。据《汉书》上所载，土豪杨王孙在临死前就特地嘱咐儿子要采取薄葬的方法来处理后事。

而曹操虽成了魏王也一样让后人薄葬于他。后来曹操墓被发现了，其中果然十分朴素。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偷取古墓里的宝物。山东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同时也是古墓文物的盛产之地，结果也成了不法之徒的目标。

2007年起，山东曲阜就突然出现了一伙偷墓贼，他们通过研究一本《曲阜县志》估计，竟真的找到了1座汉古墓。这群人先后2次对汉鲁珠王墓进行**，并从中拉出了很多的金银、玉器，但卖给文物贩子只得了400万块赃款。

他们被警察抓获后，专家气得大发雷霆：这些家伙把珍贵文物卖出了白菜价，真有眼无珠。据了解，这些人的头头叫李老大。他就靠着反复阅读《曲阜县志》就从中推测出了汉鲁珠王墓的具体位置，这也算是个“人才”了，可惜他没用于正道。

而那些卖给文物贩子的古董大部分都被其转给了他人，还有的已到了外国人的手里。文物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同时也见证了古文明的辉煌。按道理说，这些文物本应留在博物馆来展示，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灿烂，同时也才能使它们得以保存。因此，我们要好好保护国家文物，绝不能让其流落他人之手。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