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六年，为营救被太平军围困于南昌的胞兄曾国藩，贡生出身的曾国荃招募乡勇3000，救下曾国藩的同时，一战成名。其所招募乡勇，被曾国藩编入湘军，因这支部队最早于吉安发起战事，故称“吉字营”。被曾国藩视为嫡系部队而予以特殊照顾的吉字营，在曾国荃的带领下，作战勇猛、屡克城池，逐渐成长为湘军战斗力最为强劲的主力部队。

据史料记载，曾国荃的统军之道非常简单，**《投名状》对此有过较为形象的演绎还原，那就是每攻下一城，曾国荃都会命令纵兵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无恶不作。在晚清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荃的特殊“恩赐”，无疑会点燃湘军将士攻城拔寨的积极性和嗜血性，毕竟在城墙后面就是金银细软，就是美色如云。

安庆一战，曾国荃落得“剃头匠”恶名咸丰十年，按照曾国藩围困天京的整体规划，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包围安庆城，为实现天京合围做好绝对准备。

安庆一战中，曾国荃采取了惯用的“铁桶”

战法，在借用炮火优势将太平军逼出城池与湘军决战。此战持续二十天时间，其惨烈程度远超以往所有战事，据史料记载，仅湘军追杀刘琳所部就被“马队、步队围杀，逼下河者极多，解散者不少，杀毙者亦实有二千余人”。除了在战场之上被斩杀的一万两千余太平军将士外，曾国荃还下令将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杀情形之惨烈，就连蛮狠、凶残之曾国荃也“汗泪交下，手足瘫软”。

于城外大获全胜并完成了对安庆城的围困后，曾国荃派水师封锁江路，使得颗粒粮草不能入城，城内太平军粮尽援绝，将士饥困不能举刀枪。等到城内完全断粮后，曾国荃炸毁安庆北门城墙，城中太平守军只得举城投降。攻克安庆城后，曾国荃受俘16000余太平军，也正是这些俘虏让曾国荃落得了“剃头匠”的恶名。

据《能静居士日记》记载，曾国荃下令将所俘太平军分“百人一伍”，以“等次领取遣散之资”为由，分批次骗入大屋绑缚，并从后门引出砍杀，整个屠杀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攻破天京，曾国荃犯下滔天之罪安庆一战，让曾国荃被朝廷赞赏为“智勇兼施”的同时，还被赏赐了布政使官衔并赏穿黄马褂，一跃成为从二品的省部级副职。此战以后，曾国荃又克雨花台，直扑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同治二年夏，李臣典炸开天京城墙，湘军攻入城内，遂克天京城。破城以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展开。对于湘军屠城的惨烈状况，谭嗣同曾经在《北游访学记》中曾经有过笼统的记载：

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但谭嗣同毕竟不是亲身经历之人，所记当时情形也只是口口相传之言，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然而，时任曾国藩幕僚，当时就在曾国荃身边的赵烈文在其所著《能静居士日记》则明确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破城之日，全军掠夺且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窑可控者，尽遭杀死；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杀以为戏，匍匐道上；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除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外，按照曾国荃的命令，湘军还在天京城内大发兽性，肆意蹂躏城中女性。在诸多史料中，诸如

“搜曵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勇利其妻财，掳其妇女”、“但有貌清秀者，强夺之归”

的记载，屡见不鲜，足以证明湘军破城以后的野兽行为。

眼见于此，赵烈文向曾国荃上呈建议四条：1、止杀；2、安顿妇女；3、设善后局；4、禁止粮草出城。可是，嗜杀成性的曾国荃竟然直接拒绝了第一条建议，只答应将后三条布告全军。但此时早已经陷于疯狂的湘军面对“煌煌告示”，却都不以为然，而“惟知掠夺，绝不奉行”。

安庆一战，曾国荃落得“剃头匠”

恶名；天京之围，曾国荃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坐实了自己恶名的名副其实。古往今来，屠城虽然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的普遍现象，但曾国荃性格暴烈乃至报复心理引发的屠城行为，较之军事策略上的震慑用途，已经偏离人性。

导读：清光绪元年至光绪四年，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极为罕见了特大旱灾饥荒，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后果之严重都是历史罕见。光绪三年的《申报》，曾经用较大篇幅记载了这次灾荒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扒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路旁倒毙，无日无之。

美国学者沃尔特所成《饥荒的中国》更是直接给出了这场灾荒导致的人类死亡及迁徙情况：从1876年自1879年间，“丁戊奇荒”导致900万——1300万人死亡，另有2000万灾民逃荒至外地。

可就在这场灾荒中，受灾程度几乎居于首位的山西省，却被《清史稿》予以了“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的积极评价，在饥饿生死线上徘徊的六百万饥民得以成活，造成了一项注定不会被历史淹没的奇迹。

“丁戊奇荒”到底有多严重？《清史稿·灾异志》如此记载：

光绪元年，青县夏、秋旱。二年春，望都、蠡县、滦州、临榆旱。五月，肥城旱。八月，藁城旱。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八月，京山旱。

有上述所载地区名称来看，这场因大旱而带来的灾荒遍及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几乎整个华北地区，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对于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绝对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为赈济灾荒，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争取了21万石漕粮的同时，不惜挪用团练军饷36万两、北洋海防军费8万两，更是破天荒的首次接受外国援助的善款。可就算如此，直隶一省的饥民饿死人数，依然让人难以接受，由此足以证明这场灾荒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

01 山西灾荒，到底有多严重

清光绪二年，时任河道总督的元湘军将领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这位曾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因为嗜杀成性而落得“剃头匠”恶名的一代悍将，刚到山西就迎上了荒政处理的巨大考验。

山西的受灾程度有多严重？曾国荃在其朝廷上呈的奏折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这场被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让山西民众一度到了“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泥。饥饿至此，何以成活”的悲惨地步，再加上当时山西通省种植鸦片、吏治败坏又让灾情更为严重。根据《曾忠襄公奏议》记载，当时的山西“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二三千里目观惨况，残喘呼救，枯骸塞途”。曾国荃在此危难之际出任山西最高行政长官，不得不将赈灾之事视为自己的头等要务。

02 曾国荃的具体赈灾措施

《清史稿·列传二百》大致记载了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积极应对山西灾荒的具体所行：

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赈期久暂，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

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曾国荃的赈济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措施：

1、减免赋税

清朝时期，一旦有灾荒发生，减少或者减免赋税往往是最为常见的荒政措施之一。尤其对于

“差徭之重倍于赋”

的山西而言，税赋的减免就显得尤为必要。

另外，旱灾盛行的同时，如果税赋依然不改，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乃至暴乱。按照当时查办赈务的大臣所说“山陕百姓差徭过重，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荒，几成大变”，赋税的减免已经成为曾国荃不得不进行的赈灾手段。

为缓解灾情和最大程度降低社会动荡可能，曾国荃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减免、缓交军饷、京饷及各项钱粮。据《曾国荃全集》中的资料统计，曾国荃自上任至离职，先后上疏达 24 次之多，大大减轻 了灾民的负担。仅差徭一项，“较之旧章，或减去十之五六 ，或减去十之七八”。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命令地方官员按户稽查，将有丁之粮归之于地，无丁之粮核实酌减，属于逃亡之户，一并减免丁粮，而各州县的地丁银也随之一并得到蠲免，全部摊入地粮征收，将“摊丁入亩”的制度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

2、广设粥棚

为迅速有效地救助贫困饥民，曾国荃下令在所有宏观赈济手段之外，采取最为直接的救济饥民的办法——于山西各地分设粥厂煮粥。据史料记载，仅曾国荃直接参与的粥棚搭建就有四家，分别为“太原设三家，分别设在大南门外的骆驼厂 ，北门外十方院，新甫门外郝庄，运城也设有一家”。粥棚的规模之大，每日每家大致能够保证一万饥民得到照顾。

在设立粥棚的同时，曾国荃还专门就民间向官府借贷粮食一事，向朝廷上呈了一道申请减免的奏疏：

民力拮据，若令照例征还，不特民力未逮，即原借之户大半流亡，率 皆无著 ，诚恐奸骨盆役藉官扰民，以桃代李 ，或累及邻族，或苛派里社 ，甲倒累甲，户倒累户，流弊无穷。

如此举措在尽可能保证饥民得以存活的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收拢了民心，保证了以后赈灾措施的顺利施行。

3、筹粮集款

大灾之下，钱粮的绝对供应才是硬道理，可是根据《曾忠襄公奏议》的记载，当时的山西财政几乎惨不忍睹：

晋省库项之入款，历年以来，朝收而夕解，酉入而辰出，向无涓滴之存，久付山岳之债。迩年库空如洗，室罄长悬。

啥意思？

省财政已经空空如也，无力赈济一省数百万灾民。可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身后毕竟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源，既然自省财政匮乏根本无力实施自救，曾国荃就开始转向社会各方面筹款筹粮。借助曾国藩和自己昔日的巨大影响力，曾国荃积极联系当时诸如李鸿章等大人物，为山西赈灾呼吁朝野，并筹集到较其它受灾省份更多的朝廷拨款和赈粮。

据《曾国荃全集》记叙，自咸丰二年到咸丰四年的两年多时间内，曾国荃经过多方努力，共筹得“捐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 一千五百石”，为山西灾民带来了生之希望。

除了官赈，曾国荃还奏请朝廷准许，重开捐纳以供灾荒赈济。在“丁戊奇荒”中，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达千万余两。与此同时，曾国荃还“告贷各省，劝民助捐”。在李鸿章等大吏帮助下，在晋及京、沪等地绅商和香港及南洋各埠华商中募捐，筹得了巨额赈灾救荒款项。

另外，为了解决因为灾荒而使得人力、畜力运输变得异常困难之山西与外省各地运输问题，曾国荃动用各种关系，倾其所能，建立了一套通达的运粮路网，使筹到的赈粮得以运回山西，赈恤饥民。

在整个筹粮集款的过程中，曾国荃较之其他受灾省份之督抚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有着强大的人脉资源、朝中势力做自己作为坚实的后盾，但其当时毕竟是山西巡抚，毕竟有着造福一方的职能范围限制。况且，能够使得山西通省“活饥民六百万”已属不易。

4、以工代赈

在曾国荃所施荒政政策中，被其认为“既可安抚丁壮灾民，又可保存畜力，以备农耕，实为赈灾权益之策”

的以工代赈之法，不得不提。在上述道路运输的恢复性运粮路网建设中，曾国荃采取的就是以运代赈的办法，“以彼地之民，以运彼地之粮”。除此之外，他还组织灾民修整河道，为灾荒之后的生产恢复奠定了绝对基础。

在曾国荃的多方努力下，山西全省得以成活六百万饥民，被《清史稿》评价为“民德之，为立生祠”，将其之前嗜杀成性的负面形象一举改变。

03 与荒政配套的雷霆手段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山西一省的灾荒之所以如此严重，和当时山西官场的吏治败坏、通省种植鸦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除了赈济灾荒外，曾国荃在整顿吏治、清理鸦片种植方面拿出了雷霆手段。

1、吏治整顿

刚刚调任山西之际，曾国荃就对山西官场的吏治腐败情形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一点在其书信中，曾经有过具体说明：

查晋中吏治之坏，非一 日矣。胥吏之追乎 ，迫之已久，小民日受流离转徙之苦。而为牧令者，方且肆无忌惮，不顾斯 民之肥瘠，但求私囊之丰盈 ；不恤下民之怨咨，但伺长官之喜怒。

天灾之外，再加人祸，会给山西饥民带有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要想实现荒政的顺利推行，就必须现行对吏治予以雷霆手段的整治。我们以几个具体例子予以说明：

光绪三年，曾国荃上疏，参吉州知府段鼎耀、荣和县知县王性存、阿东解粮委员、试用县丞郭学海漠视民生、扣留侵吞赈银、中饱私囊，请求查办。

光绪四年，曾国荃发现阳曲县仓书李林儒、孙毓树利用职便盗米五十石，审明案情，就地正法。

光绪四年，又参稷山县知县王懋庚于大灾之年无视民生，“私派捐输，修理衙署”，奏请革职查办。

光绪五年，上疏朝廷，指永济县知县洪贞颐在征收光绪三年上忙钱中征多报少、克留备用，请旨查办。

向来认为“事以得人为本，以察吏为先”

的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再现了自己以往心狠手辣的弑杀本性，除了拥有正规行政级别的在编官员外，那些鱼肉百姓、贪污受贿的“小苍蝇”们，曾国荃甚至一度不再请奏朝廷就予以就地正法的处置。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仅仅因为在灾荒之中犯下过错的官员，被曾国荃上疏参劾并予以处置的就有四十余人。曾国荃整饬吏治、严惩赈灾中的舞弊行为，有助于胶为切实地赈恤灾民，缓和官民对立，刺激相关官吏秉公任事，促进赈灾成效的提高。

2、禁烟

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种植得以迅速发展，自道光年间便开始种植鸦片的山西省，到曾国荃到任的光绪二年，几乎达到了通省种植、遍及各地的疯狂地步。据史料记载，当时山西的耕地中，有多大九分之一的土地种植了鸦片，绝对程度上减少了粮食产量，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

曾国荃到任后，通过对山西境内耕地种植情况的详细了解，甚至给出了“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的荒灾性质认定。《曾忠襄公奏议》记载了曾国荃就鸦片种植带给山西灾民的严重伤害：

除此之外，曾国荃还号召乡约里社互相监督，同时委派政府专员前往各地督查，确保禁烟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作为曾国藩所创湘军旗下吉字营的统帅，曾国荃在统兵期间以破城后纵兵杀抢而落得“剃头匠”之恶名，尤其在攻破天京城后，纵容湘军屠杀太平军将士，固然有着泯灭人性、为人诟病的所在。但在执政地方，尤其是在“丁戊奇荒”的危难之际，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山西巡抚以后，通过采用多种赈济政策、大力整顿山西吏治、雷霆清理鸦片种植等手段，使得“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活饥民六百万”又绝对不失为功德一件。

曾国荃送给曾国藩的战利品是一部欧阳文忠公文集对。曾国荃打下吉安后，把城里姓欧阳的人抓到帅府，只为完成曾国藩交待的一件事：打下吉安后，留意收集欧阳修的遗墨。曾国荃完成了大哥交待之事。便兴冲冲从吉安来到大哥曾国藩的总督府，交给曾国藩一部书。这是一部南宋庆元年间刻印的最早的一版《欧阳文忠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