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两千年的齐论语,后来在哪座古墓中找到?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很有学习价值。不过,《论语》的另一个版本——齐论语,它失传了两千年,竟被专家在这座古墓中找到,上面写着现代《论语》中见不到的“佚失”内容。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编这就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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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突然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工作人员立刻启程,来到观西村,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工作人员赶到被盗挖的墓葬,他们也被这座古代墓葬的规模震惊了,工作人员连续挖掘了一个月也没找出墓葬边际,面对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墓穴,工作人员赶快和上级报备,这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在省市和国家文物部门的配合之下,他们在这里耗费了5年多,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找到了数不尽的珍贵文物。其中,“刘贺”字样的私印、头箱、部分玉件、敷面等表层文物,还有尸体口中发现玉琀,都确认了墓主的身份——海昏侯刘贺。从墓中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都是汉代考古的文物珍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昂贵的金银珠宝,而是失踪了两千年的古籍——《齐论语》。在出土的大量竹简中,专家经过整理,整理出《齐论语》的大部分内容,着实令人惊讶。什么是齐论语?为什么它可以引起真么多人的关注?其实《论语》分三种,在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其中,《齐论》相比其他版本,更加重要,因为它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所以《齐论语》的失踪也更加令人心痛。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篇首简,正面写有着:“智道”,背面书写着“孔子智道”等24字,这种书写格式,正是《论语》各篇的命名规则。
当专家整理完《齐论语》后,也把上面的内容公布了出来。只见《论语·知道》篇首章简文,一共24个字,上面的内容是:“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翻译过来也就是,孔子认为“道”很宽广光明,可以说好几天,孔子说,道的美,无法阻挡。
这个“道”是什么?其实了解孔子、老子的人都知道,在孔子和老子心目中,道都是至高的原则或真理。而孔子认为,“崇仁尚义”就是道。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仔细理解起来可以引申出很多意思,“道”并不是简单的做个“善人”或做个“好人”,而是了解万事万物的根本,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自然,再尊重包容其中的根本。所以孔子说,“道”的美就在其中。这篇文章其实还有很多种翻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孔子用仅仅24个字,就讲出了如此深奥的人生意义,真是令人钦佩。
问王篇写的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曰:“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翻译过来就是,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有仁心的人。”子张又问:“请问是哪五种?”孔子回答:“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这篇文章的内容很实在,也很实用,自古以来,做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得不说,孔子真是人生导师。
当然了,找到了《齐论语》,这是件大好事。齐论语不仅丰富文化的宝库,而且还让论语的宝库,得到了完善,它为我们后人提供了更多价值。
真心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可以进行的更加完善,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像《齐论语》一样重要的古书,带给我们更多的学习机会。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于自西汉至南北朝的三、四百年期间。《算数书》成书于西汉初年,是传世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它是1984年由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竹简中发现的。《周髀算经》编纂于西汉末年,它虽然是一本关于“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但是包括两项数学成就——(1)勾股定理的特例或普遍形式(“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句,日高为股,句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2)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
《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经过许多人整理而成,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现在中学讲授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九章算术》介绍的方法大体相同。注重实际应用是《九章算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的一些知识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远至欧洲。
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
中国古代数学在三国及两晋时期侧重于理论研究,其中以赵爽与刘徽为主要代表人物。
赵爽学术成就体现于对《周髀算经》的阐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他还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其实这已经体现“割补原理”的方法。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也是赵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贡献。三国时期魏人刘徽则注释了《九章算术》,其著作《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其发明的“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为圆周率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徽还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3927/1250(31416)”。他设计的“牟合方盖”的几何模型为后人寻求球体积公式打下重要基础。在研究多面体体积过程中,刘徽运用极限方法证明了“阳马术”。另外,《海岛算经》也是刘徽编撰的一部数学论著。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计有《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算学著作问世。
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已失传)取得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31415926<π<31415927,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16世纪德国人鄂图(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②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公式,并提出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定理;欧洲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Cavalieri)才提出同一定理……祖氏父子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一定贡献。
隋唐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中国数学教育制度,这大概主要与国子监设立算学馆及科举制度有关。在当时的算学馆《算经十书》成为专用教材对学生讲授。《算经十书》收集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10部数学著作。所以当时的数学教育制度对继承古代数学经典是有积极意义的。
公元600年,隋代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唐代僧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将其发展为不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
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
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同样的方法至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遗憾的是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书稿已佚。 秦九韶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
李冶于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在此书的序言中,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
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
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于是自此中国古代数学便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
明代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1592年程大位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但是有人认为,珠算的普及是抑制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数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自16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数学家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而且他们还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1607年完成)。徐光启应用西方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中国的勾股测望术,因此而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篇著作。邓玉函编译的《大测》〔2卷〕、《割圆八线表》〔6卷〕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10卷〕是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
此外在数学方面鲜有较大成就取得,中国古代数学自此便衰落了。
数学知识的原始积累
数学知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起源,并率先在几个文明古国开始了漫长的原始积累过程,人类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最著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纸草书和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古埃及数学和巴比的水平,它们被视为人类早期数学知识积累的代表。
古埃及纸草书,是用尼罗河流域沼泽地水生植物的茎皮压制、粘连成纸草卷,用天然涂料液书写而成的。有两份纸草书直接书写着数学内容。一份叫做“莫斯科纸草”,大约出自公元前1850年左右,它包括25个数学问题。这份纸草书于1893年被俄国人戈兰尼采夫买得,也称之为“戈兰尼采夫纸草”,现藏莫斯科美术博物馆。另一份叫做“莱因特纸草”,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开头写有:“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的字样,接着是作者阿默士从更早的文献中抄下来的85个数学问题。这份纸草书于1858年被格兰人莱因特购得,后为博物馆收藏。这两份草书是我们研究古埃及数学的重要资料,其内容丰富,记述了古埃及的记数法、整数四则运算、单位分数的独特用法、试位法、求几何图形的面积、体积问题,以及数学在生产、生活初中中的应用问题。
古巴比伦泥板书,是用截面呈三角形的利器作笔,在将干未干的胶泥板上刻写而成的,由于字体为楔形笔划,故称之为楔形文字泥板,从19世纪前期至今,相继出土了这种泥板有50万块之多。它们分别属于公元前2100年苏美尔文化末期,公元前179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汉莫拉比时代和公元前600年至公元300年间新巴比伦帝国及随后的波斯、塞流西得时代。其中,大约有300至400块是数学泥板,数学泥板中又以数表居多,据信这些数学表是用来运算和解题的。这些古老的泥板,现在散藏于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并且被一一编号,成为我们研究巴比伦数学最可靠的资料。巴比伦数学从整体上讲比古埃及数学高明,古巴比伦人采用60进位制记数法,并计算出倒数表、平方表、立方表、平方根表和立方根表,其中2的平方根近似为1414213。巴比伦的代数有相当水平,他们用语言文字叙述方程问题及其解法,常用特殊的“长”、“宽”、“面积”等字眼表示未知量,除求解二次、三次方程的问题之外,也有一些数论性质的问题。巴比伦的几何似乎没有古埃及的几何那么重要,只是收罗了一些计算简单图形的面积、体积的法则,也许他们只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才搞点几何。此外,巴比伦数学中有很明显的商业、农业和天文的应用背景。
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早期数学知识积累过程中,由于计数物件的需要,产生了自然数,随着记数法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算,导致算术的产生;由于计量实物的需要,产生了简单的几何,随着农业、建筑业、手工业及天文观测的发展,逐渐积累了有关这些的基本性质和相互关系的经验知识,于是几何学萌芽了;由于商业计算、工程计算、天文的需要,在算术计算技巧的基础上,逐渐积累起代数学基本知识。但是,在这个阶段上,直到公元前6世纪,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们今天所谓的“理性的数学”,而只是一种初级的“经验的数学”。
表示一个多位数字时,采用十进位值制,各位值的数目从左到右排列,纵横相间〔法则是: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并以空位表示零。算筹为加、减、乘、除等运算建立起良好的条件。
在几何学方面《史记.夏本记》中说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并早已发现「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理〔西方称毕氏定理〕的特例。战国时期,齐国人著的《考工记》汇总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规范,包含了一些测量的内容,并涉及到一些几何知识,例如角的概念。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一些学派还总结和概括出与数学有关的许多抽象概念。著名的有《墨经》中关於某些几何名词的定义和命题,例如:「圆,一中同长也」、「平,同高也」等等。墨家还给出有穷和无穷的定义。《庄子》记载了惠施等人的名家学说和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提出的论题,强调抽象的数学思想,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这些许多几何概念的定义、极限思想和其他数学命题是相当可贵的数学思想,但这种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讲述阴阳八卦,预言吉凶的《易经》已有了组合数学的萌芽,并反映出二进制的思想。
汉唐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从秦汉到隋唐1000多年间的数学发展,所经历的朝代依次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秦汉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为使不断丰富的数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数学方面的专书陆续出现。
西汉末年〔公元前一世纪〕编纂的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在数学方面主要有两项成就:(1)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及普遍形式;(2)测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为后来重差术的先驱。此外,还有较复杂的开方问题和分数运算等。
《九章算术》是一部经几代人整理、删补和修订而成的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约成书於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编写,共收集了246个问题及其解法,分属於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於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方程》章中所引入的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是最早的记载;书中关於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现在中学讲授的方法基本相同。就《九章算术》的特点来说,它注重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对中国古算影响深远。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这些国家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中国数学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赵爽和刘徽的工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开端。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对《周髀算经》做了详尽的注释。刘徽注释《九章算术》,不仅对原书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且在论述过程中多有创新,更撰写《海岛算经》,应用重差术解决有关测量的问题。刘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创立割圆术,为圆周率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
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长期处於战争和分裂状态,但数学的发展依然蓬勃。《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孙子算经》给出「物不知数」问题,导致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引出三个未知数的不定方程组问题。 祖冲之、祖日桓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在《九章算术》刘徽注的基础上,将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重视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的典范。他们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其著作《缀术》已失传,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在数学上主要有三项成就:(1)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31415926 <π< 31415927,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2)得到祖 日桓定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并得到球体积公式;(3)发展了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
唐朝在数学教育方面有长足的发展。656年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由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编纂注释《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缀术》〕,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对保存古代数学经典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元全盛时期
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高次方程数值解法; 天元术与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的立法与解法,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
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现在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招差术和垛积术,即高次内插法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另外,其他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
西学输入时期
这一时期从十四世纪中叶明王朝建立到二十世纪清代结束共500多年。数学除珠算外出现全面衰弱的局面,当中涉及到中算的局限、十三世纪的考试制度中已删减数学内容、明代大兴八段考试制度等复杂的问题,不少中外数学史家仍探讨当中涉及的原因。十六世纪末,西方初等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了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后,近代高等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明代最大的成就是珠算的普及,出现了许多珠算读本,及至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1592〕问世,珠算理论已成系统,标志著从筹算到珠算转变的完成。但由於珠算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古代数学也逐渐失传,数学出现长期停滞。
隋及唐初,印度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曾传入中国,但影响较细。到了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到中国活动,和中国学者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专著。其中第一部且有重大影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1607〕,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译方法深受徐光启推崇。徐光启本人撰写的《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便应用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中国的勾股测望术。此外,《几何原本》课本中绝大部份的名词都是首创,且沿用至今。在输入的西方数学中仅次於几何的是三角学。在此之前,三角学只有零星的知识,而此后获得迅速发展。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邓玉函编译的《大测》〔2卷,1631〕、《割圆八线表》〔6卷〕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10卷,1631〕。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137卷,1629-1633〕中,介绍了有关圆椎曲线的数学知识。
入清以后,会通中西数学的杰出代表是梅文鼎,他坚信中国传统数学「必有精理」,对古代名著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能正确对待西方数学,使之在中国扎根,对清代中期数学研究的高潮是有积极影响的。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还有王锡阐和年希尧等人。
清康熙帝爱好科学研究,他「御定」的《数理精蕴》〔53卷,1723〕,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书,对当时的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在研究传统数学时,许多数学家还有发明创造,例如有「谈天三友」之称的焦循、汪莱及李锐作出不少重要的工作。李善兰在《垛积比类》〔约1859〕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现在称之为「李善兰恒等式」。这些工作较宋元时期的数学进了一步。阮元、李锐等人编写了一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传记《畴人传》46卷〔1795-1810〕,开数学史研究之先河。
1840年鸦战争后,闭关锁国政策被迫中止。同文馆内添设「算学」,上海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由此开始第二次翻译引进的高潮。主要译者和著作有: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1857〕,使中国有了完整的《几何原本》中译本;《代数学》13卷〔1859〕;《代微积拾级》18卷〔1859〕。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合译《圆锥曲线说》3卷,华蘅芳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代数术》25卷〔1872〕,《微积溯源》8卷〔1874〕,《决疑数学》10卷〔1880〕等。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仍在应用。
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并入。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西方式学校教育,使用的课本也与西方其他各国相仿。
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现代数学开始於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
但
赵爽是三国时期吴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最早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数学家之一,其学术成就体现于对《周髀算经》的阐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他还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其实这已经体现“割补原理”的方法。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也是赵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贡献。三国时期魏人刘徽则注释了《九章算术》,其著作《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其发明的“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为圆周率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徽还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3927/1250(31416)”。他设计的“牟合方盖”的几何模型为后人寻求球体积公式打下重要基础。在研究多面体体积过程中,刘徽运用极限方法证明了“阳马术”。另外,《海岛算经》也是刘徽编撰的一部数学论著
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已失传)取得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31415926<π<31415927,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16世纪德国人鄂图(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②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公式,并提出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定理;欧洲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Cavalieri)才提出同一定理……祖氏父子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一定贡献。
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
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同样的方法至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遗憾的是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书稿已佚。
秦九韶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
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明代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1592年程大位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但是有人认为,珠算的普及是抑制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数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以前重点中医古籍时间线
汉以后医道渐落,后学当先以汉古籍为宗,后参学后世之说。
汉代以前《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西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图
东汉:《伤寒论》《金匮要略》
晋代:《脉经》《针灸甲乙经》《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刘涓子鬼遗方》
隋唐:《黄帝内经太素》《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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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淳于意(太仓公)师承公乘阳庆,著“诊籍”(医案)第一人。
西汉(公元前207年——公元8年)《马王堆帛书》(大部分抄亍西汉初)与古代典籍的流传。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导引图》等。(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
前179年—前141年《涪水经脉木人》世界上最古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注:1993年2月,在四川省绵阳县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中发现)。
《针经》失传,涪翁著,伪托后汉书;
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分《素问》与《灵枢》二大部分。
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公元25年左右《难经》托名秦越人所作。
东汉三国时期(公元25年——公元280年)程高,东汉时期针灸医生,是涪翁的弟子,郭玉的老师。
郭玉,东汉时期针灸学家,曾任汉和帝的太医丞。
公元97年,班超再次赴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医学。
东汉时完成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另有《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失传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他善于以六经论伤寒, 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 并善于运用”经方” 给人治病;使祖国医学的理论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后世医学者称他为“医圣”。
华佗(公元145--208年)他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精通内、外、妇产、小儿、针灸各科及卫生学、药物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中对外科尤为擅长,有“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之称”,还发明了“麻沸散”。
东汉魏伯阳根据自已的炼丹经验,编就《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书籍。
两晋南北朝时代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80年——公元581年)
公元280年,王叔和 《脉经》,全书10卷,97篇。系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论及针灸达42篇,收录穴名近70个。
公元282年,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记载人身穴位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系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
葛洪(公元283--363年)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其中用针灸治疗病症达61种)等。擅长炼丹,对化学、医学也颇有研究。
鲍姑(公元309--363年),葛洪之妻,我国医史上第一位女灸疗家,善于用艾灸去除赘疣,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鲍姑实为开灸法美容之先河者。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凿。此后从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石窟群。窟内壁画、彩塑甚多,艺术价值极高。闻名于世的敦煌文书即发现亍此,其中中医文献资料有80多种。
雷敦(公元420--479年)著《雷公炮炙论》
公元443年(刘宗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丞祖奏置医学,草创医学教育。
陶弘景(公元452--536年),著有《本草经集注》已佚,现存有敦煌残卷。另有《肘后百一方》、《名医别录》、《养性延命录》等著作。
公元454--473年陈延之撰《小品方》。
公元479--502年之间,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
公元494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至唐代有僧人将140多个古药方刻在石碑上,始有“药方洞”。
公元514年针灸传刭了朝鲜。
公元518年干陀利国赠杂香药等。波斯始通中国,其国产药甚多,如:薰陆、郁金、苏木、青木等。
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请派学者和工医,梁武帝遂派陆和工匠、画师前往,并派医师赴朝。公元550年中医灸治术传入日本。
公元552年中国赠给日本钦明天皇《针经》一套。
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中医书、《明堂图》等约160卷赴日本。
隋唐五代十国时代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另有《黄帝内经明堂》13卷(残)。
公元608年日本派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耒华学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
孟诜(公元621--713年)享年92岁,著有《食疗本草》,系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及其《千金方》、《千金翼方》。
公元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设立,内有针灸科,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一人,负责教导针灸,足见当时针灸的盛行。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携带医药书籍等入藏。
公元659年,颁由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
宇佗,元丹贡布(公元708)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在45岁时撰成流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带去杂伎诸工和龟兹乐队,及医药人员与书籍入藏。金银器与唐代高水平的金属工艺。当然金针、银针也有生产。
公元738年,陈藏器撰《本草拾遗》10卷。原书虽佚,但佚文可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
公元752年,王焘撰《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
公元75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中国医学。
公元762年,王冰将《黄帝内经素问》重加编次,并予注释。
8世纪初汉医马亚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编撰成《月王药诊》。
公元841--846年,蔺道人著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书。—公元847年昝殷撰《经效产宝》三卷,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
公元927--960年,李殉撰《海药本草》
公元934年,陈士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
公元938--965年韩保升等修订《新修本草》,编成《蜀本草》。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公元960---991年,宋政府成立“太医局”,隶属太常寺,常管医学教育。
公元960---1081年,宋政府设立“翰秫医官院” 专职医药行政。
公元961年,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龙脑、乳香、玳瑁、沉香、胡椒、丁香花、茴香、豆蔻等药物。
公元973年,刘翰等人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重定为《开宝重定本草》。
公元974年,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多次使宋赠送家牙、犀角、熏陆香、龙脑、乳香等药物。
公元975年后;交趾国(今越南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药物。
公元982年,高丽国王使宋赠送珍贵器物和药物。
公元992年,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成书,收药方16834通;卷99为针经,卷100为灸经、又称“明堂灸经”。
公元987年后,大食国(今阿拉伯半岛)多次使宋赠送白龙脑、蔷薇水、象牙、琥珀等药物。上述药物“洋为中用”极大地充实了中药。
公元1016年,宋真宗赠高丽国一部《太平圣惠方》。
公元1026年,王惟一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主持设计铸造针灸铜两具。
钱乙(公元1035—1117年)擅长儿科经学生阎孝忠整理,编成《小儿药证直诀》。
公元1041年,宋惠清到日本行医。日人藤原清贤奉命来宋求治眼疾。
公元1041--1048年,吴简、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公元1057年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编辑整理医书。
公元1061年,苏颂等编成《图经本草》,收药图993幅,为现在最早的版刻药物图谱。
公元1068--1077年,林亿、掌禹锡、高保衡等校订医书,林亿还著有《黄帝三部针灸经》。
公元1075年,沈括与苏轼合编《苏沈良方》。
公元1076年,宋设“卖药所”(即“成药所”);后另设“修合药所”(后改称“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
公元1079年,宋廷派医官刑恺等赴高丽,并带去大批药材。
公元1093年,董汲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和《脚气治法总要》。
公元1098年,杨子建撰《十产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
公元1099年,刘温舒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
公元1102--1106年杨介撰《存真图》(又一份解剖图)间世。
公元1106年,琼瑶真人《针灸神书》(即《琼瑶神书》)。
公元1107--1110年,宋政府命裴宗元、陈师文等人整理官药局所收方剂编成《和剂局方》。
公元1108年,朱肱写成《伤寒百问》;
公元1114年起用为医学博士;
公元1118年将该书重加校正,并加附方,刻为《伤寒类证活人书》(又叫《南阳活人书》20卷,该书据经络识六经,阐述六经分证的特异性和六经分证的重要性。
公元1111年,寇宗爽编成《本草衍义》20卷。
公元1111--1117年宋医官合编《圣济总录》共200卷,其中卷191--卷194为“针灸门”。
公元1116年,医官曹忠和等重新校刊《政类本草》,改称《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公元1128年,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
公元1132年,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10卷。
公元1133年,张说撰《坞峰普济方》。
公元1144年,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
公元1146年,窦材辑录、刊行《扁鹊心书》。
公元1150年,刘肪撰《幼幼新书》。
公元1151年,《和剂局方》经许洪校订,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公元1153--1163年,阎明广著《子午流注针经》;书中《流注指微针赋》系何若愚所撰,阆明广作注。
公元1159年,王继先等再次校订增补叫做《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简称《绍兴本草》。
公元1165年,王执中编撰成《针灸资生经》一书,刊于1220年。
公元1170年,《卫济宝书》刊行。
公元1172年,刘完素撰《宣明论方》15卷。
公元1174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公元1181年,郭雍撰《伤寒补亡论》。
公元1186年,张元素撰《医学启源》、《珍珠囊》;刘完素撰《素问玄机原病式》。
公元1189年崔嘉言撰《脉诀》。
窦杰、字汉卿(公元1195--1208年),著作有《针经指南》等。
公元1196年,李迅撰《集验背疽方》。
公元1224年,张杲撰《医说》10卷刊行。
公元1226年,闻人耆年撰《备急灸法》刊行。
公元1228年,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公元1237年,陈自明所编《妇女大全良方》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妇产科专著。
公元1241年,施发撰《察病指南》。
公元1247年,南宋宋慈所著《洗冤录》著成,它是世畀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公元1248年,陈衍撰《宝庆本草折衷》。
公元1249年,李杲撰《脾胃论》。
公元1253年,陈文中撰《小儿痘诊方论》;严用和撰《济生方》。
公元1263年,陈自明编成《外科精要》3卷。
公元1270年,元政府设立“广惠司”,专司药政。
公元1271---1368年,元政府设立“太医院”,为最高医药行政机构。
公元1276年,李杲所撰《兰室秘藏》刊行。
公元1289年,王好古撰写《汤液本草》3卷。
公元1292年,在北京和多伦各设立一个“回回药物院”。
公元1294年,曾四荣撰《活幼心书》。
公元1295年,窦汉卿所撰《针经指南》刊行。
公元1308年,王好古所撰《此事难知》刊行;杜思敬辑19卷《济生拨萃》,内有针灸4卷。
公元1311年,窦桂芳(杰之子)刊行《针灸四书》。
公元1321年,孙允贤编辑《医方大成》。
戴思恭(公元1324--1405年)系朱丹溪门生著有《证治要诀》等;注《丹溪金匮钩元》。公元1329年,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刊行。
公元1330年,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公元1331年,李仲南撰《永类钤方》。
公元1335年,齐德之编成《外科精义》2卷。
公元1337年,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
公元1338年,许国桢等人撰成《御药院方》20卷。
公元1341年,滑伯仁撰《十四经发挥》;杜本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系舌诊专著。
公元1343年,罗天益撰成《卫生宝鉴》。
公元1345年,葛可久撰《十药神书》。
公元1347年,朱震亨撰《格致佘论》。
公元1359年,滑寿撰《诊家枢要》。
公元1366年,滑寿注《难经本义》刊行。
明朝时代
公元1370年,倪维德著《原机启微》2卷,系眼科专著。
公元1388年,刘纯撰《医经小学》6卷,其中卷三、卷五为针灸内容。
公元1406年,朱肃、滕硕、刘醇等编修的《普济方》168卷刊行。其中卷409--424为针灸门。
公元1425年,陈会撰,刘瑾校《神应经》刊行。
公元1439年,徐凤编成《针灸大全》6卷。
公元1443年,明太医院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针灸铜人像,有666处穴位。
公元1445年,朝鲜金礼蒙编成《医方类聚》,书中收录元、明以前中国医书百佘种。
公元1447年,金循义、金义孙编撰的《针灸择日编集》刊行。
公元1468年,寇平著《全幼心鉴》4卷。
公元1470年,方贤编订、杨文翰校《奇放良方》刊行。
公元1472年,熊宗立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刊行。
公元1476年,兰茂撰《滇南本草》。
公元1492年,王纶撰《本草集要》。
公元1497年, 夏英编撰《灵枢经脉翼》3卷。
公元1501年,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刊行。
公元1505年,明政府组织刘文泰等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定稿。王九思等编注《难经集注》。
公元1515年,杨洵撰《针灸集书》(针灸详说)刊成。虞抟撰《医学正传》。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著有《本草纲目》、《濒澜脉学》,另有《奇经八脉考》。
公元1519年,汪机著《外科理例》;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
杨继洲(公元1522--1620年)著有《针灸大成》。
公元1529年,高武撰《针灸聚英》4卷刊行;另有《针灸节要》于1537年刊行。
公元1529年,薛己 著《内科择要》,另有《外科枢要》、《正体类要》2卷;和《女科撮要》5卷。
公元1529年,魏直撰《痘疹博爱心鉴》。
公元1530年,汪机撰《针灸问答》3卷刊行;
公元1531年著《痘症理辨》。
公元1549年,万全撰《万密斋医学全书》。
公元1150年,沈之问撰《解围元薮》。
王肯堂(公元1551--1631年),历经十一载编《证治准绳》40卷。
公元1552年,江灌编成《名医类案》12卷。
公元1556年,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刊成,其中卷六和卷七为针灸门。
公元1565年,楼英撰《医学纲目》刊行,针灸部分集中亍卷7、8、9三卷中。陈嘉谟撰《本草蒙筌》。
公元1566年,沈子禄撰成《经络分野》一书。
公元1568年,徐春甫发起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
公元1575年,李梃撰《医学入门》刊成,首卷叙明堂图,卷一记经络、针法、灸法等。
公元1575年,葆光道人撰《秘传眼科龙木论》10卷,其中卷八为针灸经,收录71穴。
公元1576年,徐师鲁编有《经络枢要》与《针灸经络全书》。
公元1584年,吴昆撰《医方考》。
喻昌(公元1585---1664年),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公元1586年,马莳著《黄帝内经素间灵枢注证发微》刊行。
公元1587年,龚廷贤撰《万病回春》。
公元1591年,陈言撰《杨敬斋针灸全书》刊行。高濂辑《遵生八笺》。
公元1601年,吴勉学撰《痘疹大全八种》;王肯堂辑、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刊行。
公元1601年,赵文炳因被杨继洲三针治愈痿痹症,录《针灸大成》刊行,并绘《铜人明堂之图》四幅。
公元1604年,龚云林撰《小儿推拿秘旨》刊行。
公元1606年,王宗泉编《针灸学辞典》8卷,又名《脏腑证治图谈境经》刊行。
公元1608年,王肯堂撰成《证治准绳》。
公元1609年,张三锡撰《经络考》并收录其汇编的《医学淮绳六要》中。
公元1614年,吴有性著《瘟疫论》。
公元1615年,龚廷贤撰《寿世保元》。
公元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4卷。赵献可著《医贯》
张璐(公无1617---1700年),著有《张氏医通》,其子登,传承父业。
公元1618年,吴昆著《针方六集》刊行。
公元1622年,缪希雍撰《炝炙大法》。其撰《本草经疏》于1625年刊行。
公元1624年,张介宾著《类经图翼》、《类经》刊行;并撰《景岳全书》于1640年刊行。公元1628年,翟良编《经络汇编》刊行。
公元1630年,张明绘著彩色《绘图经络图说》。
公元1632年,陈司成撰《霉痉秘录》。
公元1642年,李中梓撰《内经知要》。
公元1644年,傅仁宇著《审视瑶函》6卷刊行,卷六有眼科针灸要穴。
清朝时代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叶天士(公元1667---1746年)三代祖传、先后拜师17人,博采众长,是温病学奠基人之一。《临证指南》、《温热论》系其门人整理。
公元1668年,叶广祚编《采艾编》4卷刊行。
公元1669年,柯琴著《伤寒来苏集》。莫熹(丹子)注《难经直解》2卷。
公元1670年,张志聪著《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
公元1671年,李潆述《身经通考》刊行。
公元1673年,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10卷刊行。
薛雪(公元1681---1770年)著有《温热条辨》、《医经原旨》等。
公元1684年,黄谷绘彩色《明堂经络图册》共16幅,1687年缩印。
公元1689年:尤乘重辑《重辑经络全书》刊行。
公元1689年:汪昂撰写《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1694年其撰的《经络歌诀》刊成,多附亍其编的《汤头歌诀》之后;另有《经络穴道歌》、《本草备要》8卷、《医方集解》3卷等。
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字灵胎、号洄溪,著有《神农本草百种录》、《难经经释》、以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并录《经络诊视图》。
公元1695年:夏鼎著《幼科铁镜》。
公元1702年:张志聪《伤寒伤集注》刊行。
公元1711年:叶茶山辑《采艾编翼》3卷。
公元1712年:张锡驹撰写《伤寒论直解》6卷。
公元1715年:亟斋居士著《达生篇》。
公元1717年:韩贻丰撰《太乙神针心法》。
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编有《本草纲目拾遗》、《串雅外篇》等。
公元1726年:清廷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医部全录》520卷刊成。
公元1729年:尤怡著《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
公元1732年:程仲龄著《医学心悟》。
吴瑭、字鞠通(公元1736---1820年)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6卷。
公元1740年: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
公元1742年:吴谦等人编《医宗金鉴》共90卷刊行,卷79--86为“剌灸心法要诀”。
公元1750年:陈复正著《幼幼集成》。
公元1757年:吴仪洛著《本草从新》。
公元1761年:吴仪洛撰写《戍方切用》13卷;严西亭等著《得配本草》。
公元1763年:陈廷铨编《罗遗编》3卷,刊行。
公元1769年:黄宫绣撰《本草求真》10卷。
公元1772---1782年,清廷修《四库全书》,窝禁于修。其中收入历代医书百余种。
公元1792年,唐大烈编 《周身经络总诀》刊行;并辑有《吴医汇讲》11卷系最早医学刊物。
公元1798年,李守先撰《针灸易学》刊成,其善治疟疾,22天治愈437人。
公元1803年,陈念祖撰《伤寒论浅注》6卷。
公元1803年,陈修园撰《时方妙用》4卷;
公元1804年著《医学三字经》。
公元1804年,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2卷首次刊行,下卷为针灸门。
公元1805年,高秉钧撰《疡医心得集》;皮尔逊传入牛痘接种法。
公元1808年,方补德撰《喉风论》4卷,而卷四为针灸门。
王士雄,字孟英(公元1808---1867年)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以及《王氏医案》等。
公元1812年,蔡乃庵编《医学四要》,而《医元会要》为其中之一部,详于十二经病候和药物归经。
公元1817年,李学川辑《针灸逢源》刊行。
公元1819年,钱镜湖重刻《胎腑正伏倒明堂图》。
公元1821年,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
公元1822年,清廷下令太医院永远废止针灸科。
公元1824年,肖福庵撰《针灸全生》。
公元1827年,傅山所撰《傅青主女科》刊行。
公元1830年,王清任撰《医林改错》;翁藻撰《医钞类编》,卷一《经穴图考奇经八脉》。
公元1836年,虚白子、七宝生校《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刊行。
公元1840年,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
公元1843年,周松龄著《小儿推拿辑要》。
公元1844年,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
公元1848年,吴其浚编著《植物名实图考》刊成。
公元1850年,王锡鑫编《针灸便览》刊成。叶志诜编集《观身集》刊行,内录有陈会的剐勺明丶“全身百穴歌“、沈绂的” 十二经脉络“等。
公元1851年,赵术堂撰《医学指归》刊成。
公元1851——1864年(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实行公医制度,并明令禁止鸦片,禁止缠足、溺婴及废除娼妓等。
公元1852年,管松声校订《痧症旨微集》刊行。
公元1853年,吴亦鼎编《神灸经纶》4卷刊行。
公元1856年,苏元箴辑《针灸便用图考》刊行。
公元1858年,陆定圃著《冷庐医话》。
公元1861年,陈国笃撰《眼科六要》。
公元1863年,费伯雄撰《医醇聩义》。
公元1864年,吴尚先撰《理瀹骈文》。
公元1868年,栗山痴叟编《十二经脉歌》刊行;金德鉴(保三)编《焦氏喉科枕秘》。
公元1869年,张衍思撰《传悟灵济录》二集。
公元1872年,孔广培参订《太乙神针集解》。
公元1874年,廖润鸿编著《针灸集成》刊行。夏春农著《疫喉浅论》。
公元1875年,应其南撰《济世神针》刊行;冯文轩录《针灸穴法》。
公元1876年,张镜撰《刺疔捷法》刊行。
公元1878年,陈惠畴撰《经脉图考》刊行。
公元1879年,仲山氏撰《经络穴位》。
公元1883年,金右田传、雷少逸编《灸法秘传》刊行;徐宝谦编《灸法心传》刊行。
公元1884年,唐宗海撰《血证论》,1892年著《医经精义》。
公元1885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著有《利济元经》教材丛书;并首创医用历本。
公元1889年,张振鋆著《痧喉正义》、《厘正按摩要术》。
公元1889年,国人自办的天津总医院创立。
公元1892年,陈虬撰、张烈编《经脉表》。
公元1898年,李盛卿撰《脉度运行考》刊行。
公元1899年,刘钟衡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刊行。
公元1906年,王有忠著《中西汇参医学图说》刊成。
公元1907年,王鋆辑校《考正穴法》。
公元1908年,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行。
公元1909年,姚襄撰《灸法集验》刊成。
公元1909---1933年张锡纯著《医学衷参西录》
释玄奘(公元600一664年),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部)人,俗家姓陈,生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的兄长是出家人,法名长捷。玄奘幼年时代,即隋其兄住洛阳净土寺。十一岁时,诵习《维摩诘经》和《法华经》十三岁,参加度僧考试,他虽年幼,但被破格录取。《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他“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诵目缘,略无闲缺”。他见一些年幼的沙弥玩耍,很不以为然。他说;“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岂复恒为儿戏!可谓徒丧百年”。其后不久,玄奘听景法师讲《涅磐经》又从严法师学习《摄大乘论》。他复小座时,讲得头头是道,受到听众的赞许。从十五岁开始,他专门从事学业,学《阿毗县论》听讲一次,就能记住,显示出他记忆超人。他精通《毗婆沙论》和《杂心论》并能运用自如。所以当时有些人惊讶他的记忆力,是从古以来所罕见的。
玄奘回到长安时,唐太宗李世民正在东都洛阳,玄奘前往会见,太宗极为欢喜。第二天,太宗因军务要出征辽东,约玄奘同行,玄奘婉言谢绝,提出翻译经典的事,希望朝廷支持。太宗满目答应了他的要求,敕京师留守梁国公房玄龄亲主其事,一切费用由朝廷供给。
玄奘的译场,先在弘福寺,后来几易其地。译场的组织,非常严格,安排专职人员多人,计存通达大小乘经论,被时人推崇的学者十二人任“证义”,九人任“缀文”,一人任“字学”一人“证梵语”此外还有“笔受”、“书手”和后勤人员。他从贞观十九年(公无645年)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前后十九年中,共译出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在玉华宫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关于玄奘的译经,《开元释教录》有详细的记载。现择其主要者,抄录名称如下;
《大般若经》六百卷、《能断金刚经》一卷、《心经》一卷、《大菩萨藏经》二十卷、《大来大集地藏十轮经》五卷、《药师经》一卷、《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一卷、《菩萨戒本》一卷、《菩萨戒羯磨文》一卷、《佛地经论》七卷、《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七卷、《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广百论本》一卷、《大乘广百论释论》十卷、《摄大来论本》三卷、《摄大乘论世亲释》十卷、《摄大乘论无性释》十卷、《辩中边论》一卷、《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唯识二十论》一卷、《唯识三十论》一卷、《成唯识论》十卷、《掌珍论》二卷、《大乘百法明门论》一卷、《大毗篓婆论》二百卷、《供舍》三十卷、《顺正理论》八十卷、《显宗论》四十卷等。
玄奘的译经,其质量超过了前人。在他以前,译师多为外籍人,他们不懂汉文;通过传译,由助译人员记录,而助译人员又多不懂梵文。因此译出的经论,晦涩难懂,甚至误译。玄奘则是汉梵精通的人,所以他的译经,其质量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玄奘所译出的经论,只是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一小部分。据有关资料记栽。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律论有: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众部论(《开元释教录》作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开元录》作十四部)、弥娑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三弥底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迦臂耶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声明论十三部,总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其中大批尚未译出的梵本,当时修建了一座大雁塔收藏。
玄奘除了大批的梵译汉的经律论之外,他也作过一些汉译梵的工作,据历史记载,有两部名著,他从汉文译成了梵文,这就是老子《道德经》和《大乘起信论》。《道德经》是中国固存文化的遗产,玄奘为了沟通中印文化,将该书译成了梵文,可惜此书在印度未能流传下来。至于《大乘起信论》原本是印度的一部重要典籍,作者是马鸣,梁代真谤三藏译成了汉文。此书在印度本土早已失传,玄奘将它回译成梵文。
玄奘在译经之余,还口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由其弟子辩机记录整理。这是一部记载西域各国风土人情、物产和宗教状况的不朽著作,素为学术界所重视,早已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
《齐语论》能够改变历史,学术上也能拥有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讲起,2011年3月有关部门接到消息,疑似古代大型古墓被盗。古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接到消息后,考古专家立刻前去确认。经过勘查,确认下面的确有一个古墓。在各项工作准备完成之后,2015年顺利展开考古工作,命名为海昏侯墓。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进行勘探,电子全站仪,GPS定位等。专家考察的时间很长,所以这座古墓的信息也相对齐全。
庆幸的是这座墓被发现以前还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这座墓一直被水覆盖,这样隔绝了大多细菌,很多东西还比较完整。这座墓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墓,出土文物最多,也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中的财物也超出了专家的预料,出土了很多竹简。这些竹简为研究当时汉代的社会和民俗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可以改写历
失传两千年的齐论语,后来在哪座古墓中找到?
本文2023-10-25 19:57: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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