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古代服饰式样及古代织物

单衣

亦作“禅衣”。形制略与袍同，衣袖宽大，以其无里，称禅衣。汉魏以来，除平时在家穿著外，也可用作官员朝服，但只能作为衬衣，穿在袍服里。江陵马砖一号楚墓出土的服装中有绣罗单衣、绣绢单衣。楚国贵妇的直裾单衣乃用正裁法制成，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均呈平直状，无明显弧度。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汉书江充传》：“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魏书外戚传上冯诞》：“使彭城王勰诏群臣脱朱衣，服单衣介帻，陪哭司徒。”唐李颀《行路难》诗：“父子兄弟绾银黄，跃马鸣珂朝建章。火浣单衣绣方领，茱萸锦带玉盘囊。”《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王于朝堂变用，著平巾帻，单衣，东向流涕，拜受玺绶。”胡三省注：“单衣，江左诸人所以见尊者之服，所谓巾褠也。”

衮衣

简称“衮”。亦称“衮服”。为古代天子王公的礼服，因上有龙的图案得名。中国传统的衮衣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料、黼、黻十二章纹为饰。周制，前六章绘于衣，后六章绣于裳，皂衣绛裳，衣裳相连，形制似裘。东汉以来，大体相沿。清代废除十二章纹，但皇帝衮服纹饰仍以龙为主。《诗豳风九或》：“我觏之子，衮衣绣裳。”朱熹集传：“天子之龙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龙。以龙首卷然，故谓之衮也。”《南齐书舆服志》：“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金银薄，亦谓之天衣。”《明史舆服志二》：“洪武十六年定衮冕之制。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清史稿舆服志二》：“[皇帝]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万象篆文，间以五色云。”

裙

下裳。主要为女服。汉代裙式仅四幅，上窄下宽，不施边缘，裙膘用绢带，两端缝有系带。南朝裙式较广，多著条纹间色裙。唐代初兴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后趋宽松。一般为六幅。通著的石榴红裙一直传到明代。宋代裙幅多在六幅以上，中施细繝，多如眉皱，称百叠、千褶，是明代百褶裙的前身。明代裙腰细褶增至数十，裙上纹样更加讲究，著名者有“月华裙”、“凤尾裙”等。其年轻妇女的襦裙中间常加一条短小的腰裙。清代男子穿裙已不多，女裙则以红为贵。南方少数民族妇女多喜著裙，如黎、瑶穿短裙，壮穿长裙，傣穿筒裙等。《庄子外物》：“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初学记》卷二六引《晋东宫旧事》：“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太平广记》卷三一引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许老翁》：“唐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清叶梦珠《阅世编内装》：“裳服，俗谓之裙。旧制，色亦不一，或用浅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绣，织以羊皮，金缉于下缝，总与衣衫相称而止。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只下边一、二寸，至于体惟六幅，古来已久，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飘飏绚烂，因以为名。然而守礼之家，亦不甚效之。本朝无裙制，惟以长布没履，无论男女皆然。”

深衣

代诸侯、大夫、士晚间所穿之衣。流行于先秦。当时深衣，以白色麻布为之。其用途极广，是朝祭之外的士吉服，庶人的唯一的吉服。其特点为上衣和下裳相连，衣襟右掩，下摆不开衩，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垂及踝部。因其前后深长，故称深衣。深衣边缘通常镶以彩帛，其形制、规格皆有严格规定，历代解释者甚多，说法有不一致处。及汉代，妇人礼服用衣，裳相连续，与古代深衣同。其样式，对后代的服饰产生极大影响，唐代的袍下加襴，元代的质孙服、腰线袄子，明代的曳散等都采用其上下连衣裳的形式。今之连衣裙，也是古代深衣制的发展。《礼记深衣》：“[深衣]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又《礼记王藻》：“朝元端，夕深衣。”

袍

长衣。古代基本服装之一。始为长袄，后成为外衣。袍服源于上下相连的深衣。秦汉以袍服当礼服。其样式大袖为多，袖口部分收缩紧小，领和袖一般用花边，领子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形，穿时露出内衣，常见为曲裾。魏晋南北朝男子亦著袍服，但不广。隋唐以后男子兴袍衫。历史上契丹、蒙古、吐蕃、女真等民族盛穿交领或圆领长短袍，一般小袖紧身，与法服的宽博大袖不同。清代礼服以蟒袍为贵。男子盛行长袍马褂，女子盛行源自满装的旗袍。受阴阳五行的影响，长期以**为重，象征中央，唐以后黄袍为帝王的专用服饰。龙是权势的象征，龙袍仅限于皇帝、皇后和皇太子所服。《论语子罕》：“衣敝緼袍。”《礼记杂记一》“内子以鞠衣、褒衣、素纱”汉郑玄注：“六服皆袍制，不禅，以素纱里之，如今褂袍襈重缯矣。”孔颖达疏：“汉时有褂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缯为之。”宋王溥《唐会要舆服下》：“异文袍，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上，服大料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服小料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及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输石，流外及庶人服绸绢絁布，其色通用黄白，饰用铜铁。”明陶宗仪《辍耕录贤孝》：“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耳。惟处子刚不得衣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散记》：“妇女制服，最隆重者为组绣丽水袍褂。袍则大红色，褂则红青。妇女袍褂皆一律长的，不似男服之长袍、短褂。有时穿袍不套褂，谓之领袖袍，亦得挂朝珠。”

褐

1、兽毛、粗麻之类织成的短褂或织品，后泛指粗劣衣服。为古代贫贱的人所穿，因称贫贱者为褐夫。释褐指脱掉粗料衣服去做官，后沿称料举及第授官。《诗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孟子滕文公上》：“许子衣褐。”赵岐注：“以毳织之，若今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

2、一种长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前系长带，类似后世道袍。汉代以来为士人家居常服，隋唐为盛。宋人称之直裰。《汉书张良传》：“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颜师古注：“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后汉书王望传》：“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李贤注引许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谓袍为短褐。”《太平御览》卷六七五引《仙公请问经》：“太极真人曰：夫学道当洁净衣服，备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新唐书儒学传上颜师古》：“乃阖门谢宾客，巾褐裙帔，放情萧散，为林墟之适。”参阅《旧唐书舆服制》。

补服

亦称“补褂”。清代官服中主要的一种。其形式比袍短，类似褂而长，袖端平，对襟，前后各缀有用金线、彩丝绣成的“补子”。其纹饰文官为鸟，武官为兽，因称“补服”。由于穿在蟒袍之外，故又称“外褂”、“外套”。“补子”用于表示文武职位品级，起于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之规定，世宗时一度废止。清代用于外褂，据《大清会典图》规定：皇子，龙褂用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及前后各一团，间以五彩；亲王，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绣五爪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固伦额附同；镇国公，绣五爪正蟒二方，前后各一，辅国公和硕额附、民公、侯、伯补服同；庶官一品文鹤，武麒麟；二品文孔雀，武狮；三品文孔雀，武豹；四品文雁，武虎；五品文白鹇，武熊；六品文鸳，武彪；七品文鸂鶒，武犀；八品文鹌鹑，武犀；九品文练雀，武海马；凡都御史、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按察使、各道的补服俱绣獬豸。

马褂

旧时男子穿于长衣之外的`短褂。其长仅及于脐，较外褂为短。本满族人骑马时所著。故称。初惟营兵服之，康熙以后穿者渐多，乃成为无人不穿的常服。有长袖、短袖、宽袖、窄袖、对襟、大襟、琵琶襟诸式。袖口平，不作马蹄式。其常见者：一、黄马褂。一种官服。清代凡巡幸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长，皆例准穿黄马褂。有功大臣也特赐穿着。二、对襟马褂。又名得胜褂，对襟方袖。初仅用于行装，后渐为平居之便服。三、大襟马褂。亦为便服，唯非对襟而右衽。俗以右手为大手，因名衣襟为大襟。其四周有以异色为缘者。四、琵琶襟马褂。其右襟短而略如短襟袍，故亦称缺襟马褂。

黄马褂

清代官吏的一种制服，为“行服”中的“行褂”，穿于袍外。因其长仅至腰，便于骑马；袖只到肘，便于射箭，所以叫“马褂”，又因以淡**（明黄）的绸缎或纱制成，故得名。“黄马褂”分“职任褂子”和“赏赐共同马褂”两种。“职任褂子”系皇帝的随从和卫护（内大臣和侍卫）所穿。因明黄为清代帝王专用的颜色，“黄马褂”乃皇帝近侍的服装，十分高贵。清代帝王每用此作为赏赐。“赏赐黄马褂”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打猎、校射时所赏，只能在“行围”（打猎）时穿，平时不能穿。比武优胜者所奖得的“黄马褂”也是如此。另一种是奖赏高级武将，或统兵的文官，凡得到者，任何时候皆可穿。侍卫所穿的“职任褂子”和“行围”襟子用黑色纽绊，武功的褂子用**纽绊（与马褂同色）。《清会典事例侍卫处仪制》：“后扈前引大臣一二等侍卫升级新补者，岁于十二月行文内务府，支领缘貂朝衣端罩，豹尾班侍卫支领蟒袍；恭遇巡幸，支领黄马褂。”

裘

皮衣。古人着裘，毛在外。着裘时，必须外披罩衣，这罩衣称裼衣。不同毛色的裘须与不同色的裼衣相配。平常家居，裘上不加裼衣。庶人穿犬羊之裘，也不加裼衣。汉代以后渐变古俗，著珍裘者将以毛为表变为以毛为里。《论语乡党》：“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唐王建《花褐裘》诗：“对织芭蕉雪毳新，长缝双袖窄裁身。到头须向边城著，消杀秋风称猎尘。”清金埴《不下带编》卷四：“衣惟称体，何用宽绰为，国朝服式，最超前古。如今之韦裘，全里皆毳，独余膝以下虽（当为垂）地之边减短一二寸或三四寸，用帛代之，

使裘之下边不露毛毳，名之曰和罗。始于康熙初间，而今则盛行矣今裘之全露毛毳者，俗名出锋裘。和罗下不露毳，宜更名曰藏锋裘。”

絝

亦称作“袴”、“裤”。又称“胫衣”、“褰”。古人下衣。其形制与今大异：仅有两个裤筒，而无前后裆，穿时套膝后以带系腰，外罩深衣与裳。古时，絝不被视为重要服装。《说文衣部》：“絝，齐鲁之间谓之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在乾侯，征褰与襦。”《史记赵世家》：“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作于絝中。”《南史梁简文帝诸子传》：“[愍怀太子]狎群下，好著微服。尝入朝，公服中著碧丝布絝，抠衣高，元帝见之大怪。”《魏书乐浪王忠传》：“忠愚而无智，性好衣且，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绸袴，锦为缘。”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八引《解酲语》：“元成宗宫人，著白氎袴，为鞠弋滚跄之戏。”又引《戊辰杂钞》：“新婚三日后，命工分作二袴，婿、女各穿其一，谓之永谐袴。”

裈

亦写作“裩”，又称“穷裤”，亦写用“穷絝”。古代一种连裆裤。另有一种连裆短裤“犊鼻裈”，因其形似犊鼻而得名，为贫贱劳作者所穿。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有穿裈的百戏艺人多种，可见其形制一斑。《汉书外戚传》：“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入使人令皆为穷絝，多其带。”颜师古注：“服虔曰：穷絝，有前后当（裆），不得交通也。”《晋书阮籍传》：“独不见群蝨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兆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乃令（卓）文君当鑪，相如身自著犊鼻恽，涤器于市中。”《南齐书》：“永明中，高丽使至，服穷袴，曰，此古之遗像也。”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二：“裈，惚也，亵衣也犊鼻裈，以三尺布为之，形如牛鼻。盖前后各一幅，中裁两尖裆交辏。即今之牛头子裈，一名梢子，乃为农夫田认衣，而士人无复服之者，矣。”

氅衣

古代罩于衣服外的大衣，用以遮风寒，其形制不一。今称披风。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佩服纪略》：“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曰氅也，彩素不拘。”《红楼梦》第五二回：“[贾母曰]：把昨作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罢。”

裲裆

亦作“两裆”。古代的一种背心。多为布帛所制。裲裆有夹有绵，男女皆可服用，妇女穿的常饰采绣。《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太平广记》卷三一七引《幽明集钟繇》：“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裲裆，伤一髀，以裲裆中绵拭中血。”也有用金属做的，为护身的战甲。《乐府诗集佚名企喻歌辞》：“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隋书礼仪志》：“[直阁将军]平巾帻，绛衫，大口袴褶，银装两裆甲。”

冠

始用以束住发髻，并不覆盖整个头顶，为古代贵族男子所服，作为成人的标志。其前身是将玉石、兽骨打磨成统一形状，以绳串联罩在头发上的束发器。冠服制度约形成于夏商，至周逐步完善。秦汉以后冠的名目和形制更加复杂。凡礼服所戴帽都可称冠。梁冠行于汉代，以冠梁多少区别品级，影响及宋明。由梁冠去安全，缩小于顶，便成了晋人的小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主要冠饰，以黑漆细纱制志，罩于冠帻之外，男女兼服。唐帷帽，宋明笼巾与之不无关系。女子专门冠饰则唐宋有花冠，多用绢花，满罩在头上，与发髻密合。元代蒙古族妇女流行形似竹夫人的顾姑冠。凤冠，其冠饰有凤凰，自汉至清末，多为上层妇女所戴。《说文冖部》：“冠，弮也。所以弮发。”弮，束缚。《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陆德明释文：“章甫，殷冠也。”《南史陈伯之传》：“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加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元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清叶梦珠《阅世编冠服》：“至（顺治）六、七年间，始颁命服之制。冠加高顶，一品装以红玉，镶嵌东珠三颗；二品蓝玉，东珠一颗；三品红宝石，四品蓝宝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镶，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银。下至典吏，则用明角葫芦，以章贵贱。其举、贡、监生、生员则用金银飞雀，以期其尺鸣之意。”

帽

护顶的头衣。最初只是一块搭在或结在头上的皮或布，后渐求美观。商代通作帽箍式。周代则有平型、类型、月牙型等。魏晋以前的帽只是一种便帽，中古以后渐用于正式场合，形制多样。其较著者，有纱帽，流行于南北朝士的阶层，至明代乌纱帽为官帽，圆顶，与晚唐五代幞头略似。唐代妇女著帽檐缀有网状面纱的帷帽和来自西域的类顶浑脱帽，清代瑶家女子仍保戌帷帽的遗制。男子出题元代多戴瓦楞帽，明代的六合一统帽，俗称瓜皮帽，直至清末民初仍有人戴。凉帽和暖帽则构成了清代的礼帽。明清朝帽顶上还饰有不同质料的珠子，以辨等级。《荀子哀公》：“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倞注：“务读为冒。”意为务就是帽。《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颜师古注：“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隋书礼仪志七》：“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复制白纱高屋帽，其服，练裙襦，乌皮履。宴接宾客则服之。”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散记》：“穿葛纱，冠用万丝帽，是以细生葛组成者，色深黄；其余纱衣，冠用白罗纬帽。单衣之期，或用纬帽，或用暖帽，以视天气之冷暖。”

弁

弁，古代一种尊贵的冠，为男子穿礼服时所戴。吉礼之服用冕，通常礼服用弁。弁主要有爵弁、皮弁。爵弁据说是没有上延的冕，色似雀头赤而微黑，用于祭祀。皮弁用白鹿皮做成，类顶，类似今日瓜皮帽，鹿皮各个缝合处缀有一行行闪光玉石，用于田猎战伐。由汉至明，弁的形制虽有差异，但始终是法服主要内容之一。

篇二：中国古代服饰色彩

李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期发展和演绎中展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其中传统服饰艺术的发展与传承更是对现代服饰有着深远地影响。

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可以叫做“五色观”，即红、黄、青、白、黑，至今我们也常把颜色多形容为“五彩缤纷”，“五色斑斓”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唐宋时期是各项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色彩上鲜艳悦目，简洁明快，由于在此期间佛教盛行，很多用色方案都受

到佛教影响，宋朝是唐朝服饰的延续和继承，相对于唐则更为秀丽灿烂和富于变化。

到了清代，在服饰上的色彩就越来越艳丽了，服饰更多地突出了装饰性，颜色的使用也越来越复杂多变。

清代中严厉的等级制度使得色彩两极分化。皇家仍选用“五色”中表示中央正色的黄与吉祥的红为主色来作为正式场合的服装的颜色。

篇三：古代女子服饰

1首饰类：

金丝香木嵌蝉玉珠 一色宫妆千叶攒金牡丹首饰 玲珑点翠草头虫

镶珠银簪 累丝珠钗宝蓝点翠珠钗 碧玉滕花玉佩 云脚珍珠卷须簪

烧蓝镶金花细 红翡翠滴珠耳环 赤金嵌翡翠滴珠护甲 赤金凤尾玛瑙流苏

赤金宝钗花细 景泰蓝红珊瑚耳环 溜银喜鹊珠花 金累丝托镶茄形坠角儿 镂金菱花嵌翡翠粒护甲

银凤镂花长簪 白银缠丝双扣镯 金累丝嵌红宝石双鸾点翠步摇

2服装类：

淡粉蓝云瑞摆裙 粉色抹胸前分纱裙 漫紫绯红纹花纱 衣翠绿曲裾汉服 绿色唐裙

镶金边紫霞裙 暗金薄纱裙 唐代夏宫装 紫莲薄纱裙 红上装蝉翼纱裙 橘红金黄薄纱裙

大红镶金裙 天蓝轻纱飞舞裙 灰白轻纱红边裙 俏丽淑女裙 蓝姬艳丽彩裙 荷花仙子裙

青叶轻纱裙 粉色薄纱裙 红边垂肩薄纱裙 大红暗金边薄纱套裙 蓝边轻纱百花裙

**红摆裙 百花薄纱裙 玫红飞袖薄纱裙 蓝色包金双叉腰裙 金黄挂袖双结裙

暗花浮金宽肩裙 宝蓝浮花胸裙 绒毛紫纱裙 淡蓝羽毛长裙 蓝紫包边纱裙

妩媚淡绿花边抹胸裙 青绿淑女裙 紫绸三分挂肩纱裙绿纱百花裙 紫罗兰绣花裙

紫莲绑袖荷叶边舞衣 淡黄丝绸裙黄绸牡丹开叉紫霞裙 绑袖水蓝轻纱绸裙 白绸黑花裙 

粉紫祥瑞礼袍红色绒毛袄裙粉色镶金边薄纱裙 白绸黑丝裙 蓝色白绒薄纱裙 白色黄边裙

秦朝（前221年-前206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始皇赢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为中 家势力和汉民族的形成及延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秦代的服饰和风俗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国后，为巩固统一，相继建立了各项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皇常服通天冠，废周代六冕之制，只着“玄衣c裳”，百官戴高山冠、法冠和武冠，穿袍服，佩绶。 汉取代秦朝（公元前206年）之后，对秦朝的各项制度多所承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初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地主阶级统治地位业已巩固，追求奢靡生活的欲望日益强烈;加上与邻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交流的增强（如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队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及国内各民族间来往的加多，汉代的服饰也更为丰富多彩起来。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揉合秦制与三代古制，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冕冠、衣裳、鞋履、佩缓等各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此汉代服制得到了确立。 秦朝皇帝的服饰 秦汉时期，仍遵循古代帝王臣僚参加重大祭祀典礼时戴冕冠之规章不改。冕冠其制为：板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前圆后方，冠表涂黑色，里用红、绿二色。凡戴冕冠者，都要穿冕服。冕服以玄衣c裳组成，中单素纱，红罗襞积，革带佩玉，大带素表朱里，两边围绿，上朱锦，下绿锦，大绶有黄、白、赤、玄、缥、绿六彩，小绶有白、玄、绿三色；三玉环，黑组绶，白玉双佩，佩剑，朱袜，赤九、赤舄，组成一套完整的服饰。据汉朝制度规定：皇帝冕冠用十二旒，质为白玉，衣裳十二章；三公诸侯七旒，质为青玉，衣裳九章；卿大夫五旒，质为黑玉，衣裳七章；通天冠为皇帝的常服，其衣为深衣制。秦汉帝王的服饰是沿袭战国时期的冕服，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传统帝王的典型帝服，直到明代。 秦朝皇帝的服饰 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礼冠，用作皇帝、公侯等所穿的祭服。冕冠的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冕板前后垂有“冕旒”。冕旒依数量及质料的不同，是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汉代规定，皇帝冕冠为十二旒（即十二排），为玉制。冕冠的颜色，以黑为主。冕冠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与发髻拴结，并在笄的两侧系上丝带，在颌下系结。在丝带上的两耳处，还各垂一颗珠玉，名叫“允耳”。不塞入耳内，只是系挂在耳旁，以提醒戴冠者切忌听信谗言。后世的“允耳不闻”一语，即由此而来。按规定，凡戴冕冠者，都要穿冕服。冕服以玄上衣、朱色下裳，上下绘有章纹。此外还有蔽膝、佩绶、赤舄等。 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周人的图腾是火，因秦始皇十分迷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认为是秦的水灭掉了周的火。而黑色主水，固尚黑），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

还有冕服，弁服，玄端，深衣，褕翟，禕衣，阙翟，纯衣等。

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

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

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

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禕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

褕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褕翟纹十二章纹，褕翟羽色亦为五采。

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

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侯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

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扩展资料：

夏商与西周时的汉服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

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汉服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汉服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

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优美的旗袍，挽回了满服缺少美感的一面。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中国服饰

—中国古代服装

　　1）先秦时期，有关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记载，多为祭祀天地之神时的配祀，专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较少见。秦汉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记载便渐渐多起来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东下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13]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诏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祀后稷。[14]汉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诸侯王国皆立高庙，以祀高祖。汉文帝时，于长安东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庙，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门，殿门之色与各天帝色同。[15]虽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这可能是于同一庙内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祠泰一神，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长安城东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谬忌所说祭祀泰一神。虽然泰一也是神，但是，为辅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贤臣。因此，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将的发端。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与卿大夫、博士商议“汉当郊尧”之事。侍御史杜林谏阻说：“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说，汉室兴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尧，而是高帝（刘邦）之功，应当顺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现在军队将士还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还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时的样式而行罢，先不祭祀高帝。这一意见被光武帝采纳。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陇、蜀之后，才增广郊祀，高帝配食。这种祭祀汉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庙祭祀更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1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记载。明帝时，还在不同季节分别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阳东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时，车旗服饰皆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红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黄帝、后土，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黑色。[19]这是将天帝与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东巡狩，将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济阴成阳灵台祀帝尧一太牢。次日，于汉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遥遥告祀汉高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鲁国，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阳，为告庙还京，各用一特牛祭汉高祖与光武帝。[20]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礼制又有较大改变，“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旧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应秋收。”[21]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东巡，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诏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陕西运城东）：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庙已于中省别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自秦汉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说代有所为，未曾间断，但是多有变化，在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礼仪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2）隋统一天下后，整肃礼制，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举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时，“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之蒲州），咎鲧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今陕西万荣县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25]可见，隋代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已形成定时、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中，经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鲧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基本同隋制。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转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横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阳县，现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建军王翦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洛阳，司空张华、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27]据此而知，唐玄宗天宝年间，于京城长安建置两个帝王庙，曰三皇庙五帝庙、曰三皇以前帝王庙。这是历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庙，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还在先代帝王发迹之处建庙，令地方长官按时致祭。也就是说，自唐玄宗始，祭祀历代帝王实行“双轨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进一步完善，随机性减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别是盛唐时，开创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庙的先例。

　　（3）迨至两宋，国都汴梁和杭州都没有帝王庙的建置，对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别在其陵庙所在地举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进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轻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有司废职，因循暇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牷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颛顼（葬临河县，在澶州）、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在澶州）、唐尧（葬城阳谷林，在郓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会稽，在越州）、成汤（葬汾阴，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高祖（长陵）、后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阳县）、唐高祖（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县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文帝（霸陵在京兆万年县东界）、宣帝（杜陵在京兆万年县东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邺县西南）、晋武帝（峻阳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隋高祖（太陵在凤翔扶风县东南）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应县）、汉景帝（阳陵在京兆咸阳县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县）、后汉明帝（显节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魏文帝（首阳陵在孟州首阳山）、后魏孝文帝（长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县东南）、肃宗（建陵在京兆醴泉县）、宪宗（景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阳县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阙县东北）、后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县东）、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北）、晋高祖（显陵在河南寿安县西北）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阳县太仓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阳城中西北隅）、汉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阳县）、成帝（延陵在京兆咸县阳）、哀宗（义陵在京兆咸阳县）、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阳县）、后汉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殇帝（康陵在慎陵茔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阳东北）、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并在河南洛阳县东西）、质帝（静陵在河南洛阳东南）、献帝（樿陵在怀州修武县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河南洛阳县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相州邺县西）、晋惠帝（太阳陵河南洛阳县东南）、怀帝、愍帝（并葬晋州平阳县）、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相州邺县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县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睿宗（桥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阳县北）、顺宗（丰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县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县）、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县东）、懿宗（简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县东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缑氏县、梁少帝（葬河南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阳县东北），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采。”[28]

　　显然，宋朝对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庙集中举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分散进行，但是，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区别对待，有主有次，特点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废，但没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阳祭尧帝庙，到山西河东、山东济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庙，到山西龙门祭禹帝庙。祭时只是烧香致敬，读祝文。汤阴羑里城周文王祠，凤翔府歧山周公庙，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无乐。值得称道的是，元代还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庙，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桐、赵城（俱在陕西境内），十五年（1278年）修会川盘古王祠等。[29]

　　（5）明朝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极为重视，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访寻先代帝王陵寝，得七十九处。经礼官考查后，认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为伏羲（在河南陈县）、神农（在湖广酃县）、黄帝（在陕西中部县）、少昊（在山东曲阜）、颛顼（在北平滑县）、唐尧（在山东东平县）、虞舜（在湖广宁远县）、夏禹（在浙江会稽县）、商汤（在山东荥河县）、中宗（在北平内黄县）、高宗（在河南陈县）、周文王（在陕西咸阳）、武王（在咸阳）、成王（在咸阳）、康王（在咸阳）、汉高祖（在咸阳）、文帝（在陕西咸宁）、景帝（在咸阳）、武帝（在陕西兴平县）、宣帝（在长安）、光武（在河南孟津县）、明帝（在洛阳）、章帝（在洛阳）、后魏文帝（在陕西富平县）、隋高祖（在陕西扶风县）、唐高祖（在陕西三原县）、太宗（在陕西醴泉县）、宪宗（在陕西蒲城县）、宣宗（在陕西泾阳县）、周世宗（在河南郑县）、宋太祖(在河南巩县)、太宗（在巩县）、真宗（在巩县）、仁宗（在巩县）、孝宗（在浙江会稽县）、理宗（在会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亲制祝文，每陵给银二十五两置备祭物。并命奉祀官见有陵寝被盗发者，要掩埋好；毁坏的地方，要修补完整；有庙堂颓圮者，要加以修葺；当地官府要严禁采伐陵木，并每年按时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虽有个别调整，但保持着三十五个或三十六个之数。每陵设陵户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镌刻祭期和牲帛之数，以便当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都应该于京城立庙祭祀，故在（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是唐玄宗于国都长安建立三皇五帝庙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历代帝王庙。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祀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罢）。庙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不加冕服，因为那时候还未有衣服。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单，经洪武皇帝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三十七人，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至此，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洪武间还在中都凤阳亦建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庙，专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乐年间，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并迁都时，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庙，对历代帝王庙和名臣多在天坛举行郊祀大典时附祭，南京和中都的历代帝王庙，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礼。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废除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之制，决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庙。初拟就灵济宫（在灵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狭，改于阜成门内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时因建庙工程未竣，嘉靖帝临时在文华殿亲祭历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庙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为景德门，左、右为东、西两庑，殿后有祭器库；景德门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外门之前为景德街，两端有坊。新建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起初所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与南京历代帝王庙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庙中殿庑内只设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没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采纳礼科给事中陈棐的建议，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伯颜之祀。此后在历代帝王庙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庙宇建筑，为明朝统治者创造了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专用场所，将明代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动推向高潮，丰富了北京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祭祀文化，意义重大。

　　（6）有清一代，将封建统治者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与活动，总其大成，推向顶峰。清室入关，定鼎北京，宫殿城池，沿用明旧。历代帝王庙也成为清室继承前明的一宗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完善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上，较明代“更上一层楼”。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里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32]不仅纠正了明代只让元世祖入帝王庙享祀而冷落辽、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颇，而且也没有忘记刚刚被灭亡的大明国开国之君及主要功臣，从而使入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从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张巡、许远在内）。[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辞，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34]此后，帝王庙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减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辽、金、元太祖毕竟有开创之功，故复入庙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谕曰：“历代帝王每朝崇祀不过一二主，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又谕：“明愍帝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与亡国者例论。而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其历代配飨功臣，有治安之世辅佐有功者，应量加增补。”[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谕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纪。此后，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则增广四十位，有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候、仲山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臣呼噜，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37]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与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龛。这样，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龛增为七龛。每龛供奉的帝王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为一龛。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一龛。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与原祀的夏禹、商汤共四十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与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汉十九帝和唐十四帝，与原祀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辽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与原祀的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与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为一龛。这样，历代帝王庙正殿分设七龛，供奉的历代帝王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仓颉、毕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间彦博、李纲、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十八位，与原祀的风后、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周勃、房玄龄、李靖、许远、李晟、韩世忠十二位，在东庑享祀；原在西庑的夔、伯夷、伊尹、邓禹、诸葛亮、郭子仪、曹彬、宗翰、穆呼哩、徐达也十位移祀于东庑。这样，东庑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庑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杜如晦、张巡、岳飞九位，增祀的仲虺、吕候、尹吉甫、刘章、丙吉、马援、赵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陆贽、赫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托可托、李文忠、杨荣、李贤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庑。原在东庑享祀的皋陶、龙、伯益、冯异、耶律曷噜、宗望、巴延、刘基八位移请到西庑。这样，在西庑享祀的历代名臣则有三十九位。东、西两庑共供奉历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缮葺帝王庙，历四年而工竣，竖碑以记。乾隆元年（1736年），谥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庙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庙，正殿原覆绿琉璃瓦而改易黄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讫，乾隆皇帝亲祭，有御制碑文可证。[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令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历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体，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阙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辞，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业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协千秋仅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内，详细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而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悠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列辽、金二朝。今《（大清）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暗之君叼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鼎更行悉心详议具奏，并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并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又将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齐武帝、（南朝）陈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宪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祀典。[41]从而使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龛供三皇，三位；左一龛供五帝；右一龛供夏、商诸王，四十位；左二龛供周诸王，三十二位；右二龛供汉、晋、南北朝诸帝，四十位；左三龛供唐、五代、宋、辽诸帝，三十八位；右三龛供金、元、明诸帝，三十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便服 图中所绘洛神形象，

无论从发式或服装来看，都是东晋时期流行的装束。魏晋时期的男子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图中帝王头戴白纱帽，外着白穿宽袖狐皮大衣（形如大袖衫），毛在外。手执如意，也是南朝时所喜尚的习俗

隋唐五代皇帝服饰 隋唐时期，

南北统一，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在服装服饰上也达到空前繁盛时期。隋唐时期的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着圆领袍、衫，上自皇帝下至杂役都可穿着，为当时的常服。此图为穿对襟、阔袖便服衫的帝王

元代贵族便服 本图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像。戴外白内黑的皮冠（貂皮暖帽），

着浅米色毛绒衫，额前有发微微露出，垂至帽下末端向左右分披散。冠下耳后垂鬟（两辫作成的鬟）。按《圆史舆服志》记载有：“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此像为白金答子暖帽穿锦袍的皇帝

明代晚期金地缂丝孔雀羽龙袍。周身绣满龙的纹样。从服装的样式来看，

样式为斜领袍，为皇帝的便服。龙的图案从上古发展到明代，精力了无数次的变化。总的看来，先秦的龙纹，形象比较质朴粗犷，大部分没有肢爪，近似爬虫类动物。秦汉时期的龙纹，多呈兽形，肢爪齐全，但无鳞甲，常绘成行走状，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

　

明代皇帝常服 戴乌纱折上巾、穿盘领、窄袖、绣龙袍的皇帝（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像》）。乌纱折上巾，

是皇帝穿常服所戴，其样式与乌纱帽基本相同，惟独左右二角折之向上，竖于纱帽之后。盘领、窄袖、绣龙袍，是皇帝的常服。常服又称翼善冠，此服用途较多。明代皇帝的常服，服装以**的绫罗，上绣龙、翟纹及十二章纹

明代皇帝常服 皇帝常服展示图。常服又称翼善冠，

戴乌纱折上巾，样式为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绣有金盘龙纹样，玉带皮靴。此服用途较多。明代皇帝的常服，服装以**的绫罗，上绣龙、翟纹及十二章纹

　　

清代皇帝服饰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

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

清代皇帝服饰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

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

清代皇帝服饰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

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

皇帝

汉代皇帝冕服图、冕冠图、赤舄图(参考文字记载及山东济南汉墓出土陶俑、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复原绘制)。本图根据文献记载及图案资料复原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