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没有清史稿的二十四史都有47358000字，而中州古籍的附清史稿才38700000个字，区别不仅是在有无注释上。如果是自己用来研读的或者收藏，还是要买中华的，校对比其他的要好得多。其他出版社的不可能跟中华书局的相同，中华书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才完成的，为了维权还打过版权官司。

点校本二十四史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还得追溯至上世纪中叶。除了大批专家学者的鞠躬尽瘁外，“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还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一批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随后，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前四史”整理出版计划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实“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全国重点高校的一大批历史学者，如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均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陷于停顿。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同年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对“二十四史校点情况”、“人员的组织和分工”、“整理校点工作的办法”、“《清史稿》的整理办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进度，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后“二十史”陆续出版。1977年11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出版，突破了当时极“左”思潮所设置的文化禁锢，成为开放封存书、整理再版古籍的开端。

从“二十四史”全部出齐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时间。事实证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已经完全取代旧的本子，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国史”标准本，享誉学术界、文化界，成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从它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五史几乎全被淘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谢玉杰等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一、新式点校本，书前均有《出版说明》，对原书作者、内容结构等做了简要的评述，说明点校本所采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学术界的成果，对阅读该书具有指导意义；二、对分段、标点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当的技术处理；三、广泛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评价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同时为了方便使用，中华书局曾专门组织人力，编撰各史《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更有1980年张忱石、吴树平的《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1996年何英芳的《清史稿纪传人名索引》。为一般家庭考虑，以免卷帙繁多之难，1997年推出缩印本系列：“二十四史”全20册，《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全2册，《清史稿：附人名索引》全4册，又有礼品装；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2000年推出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册。与研究相关的出版物《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1980年以来已出版了《史记探源》《元史本证》等十几种，今后还将继续出版，总数在百种左右。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开展，最近几年将推出一个新的配套项目——“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计划出版30种左右。全部修订工程完成后，中华书局还将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电子版及精编本。

作为看家书、品牌书，点校本“二十四史”高级别、高素质的整理队伍以及其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的身份，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权威而有效的宣传。中华书局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的产品维护和多层次开发，不仅满足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也使得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始终受到学界重视、读者欢迎，常销不衰。根据近5年的销售统计，每年平均销售保持在6000套左右（其中《史记》累计印数已超过50万套，《三国志》累计印数近35万套，其他各史的累计印数从三五万套到十几万套不等），年销售码洋1500万元左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于经历时间较长，加上政治形势的左右和参与点校人员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点校本各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多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一批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大量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一些史书中所述史实也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二十余年来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促进学术进步的要求，以及维护一个良好图书品牌，更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一大批能够从事这项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日益减少，为了抢救性地利用老专家、老学者的工作能力，培养学术梯队，中华书局已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通过全面系统的修订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校勘全面、标点准确、阅读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级版本，成为新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标志性出版物。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值中华书局100周年大庆之际，我们特别制作了这套32开精装本“二十四史”以飨读者，以志纪念。

01

“廿”字是将两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二十。这是古文字中常见的合文，即将两个或三个字合写在一起，或上下相连，或左右相拼，或内外包容，或上下左右排在一起。

“廿”是规范的现代汉字，社会生活中比较常见，近现代文人的书信，在结尾标注每月下旬日期时更是常用到此字。在字典中，“廿”的形音义都很明确：四画，读niàn，意义为二十。这些信息一般人都很熟悉，但有一个问题是：在很多具体语境中，如果我们按照字典所标注的音去读，读起来和听起来似乎都不顺畅，理解起来也会有点隔阂。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我们先看“廿”的构形。

“廿”字字形出现很早，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它是将两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二十。这是古文字中常见的合文。《甲骨文编》《金文编》《战国文字编》等古文字字形工具书都附有合文形体。

“廿”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读为双音节，这一点可以通过同类情况来推定。古文字中的合文不光有“廿”，还有“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三千”“三万”等，这时的合文都是直接将两个或三个字写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字，没有添加符号标记。战国时期，南方楚系文字习惯在合文下加符号“=”作为标记，这就是合文符号。

大家都知道，诗词和一些固定词组的字数和音节是有限制的，“廿”若在这类文本中仍读成二十，则于押韵、对仗有碍，那么就需要给它一个单音节读音（“卅”“卌”同理）。如唐代李贺《公出无门》诗：“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明代罗洪先《有喜》：“万事升沉千虑外，几人离别廿年前。”董必武《纪念黄麻起义三十五周年》诗：“廿二年间起伏多，黄麻革命涌红波。大山三座终移去，党引工农奏凯歌。”受一句七言的限制，三首诗中的“廿”都应读为单音节niàn。“五卅运动”“百廿校庆”等特定称述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表达二十年的意义，也有诗不用“廿”而用“二十”，如唐代刘禹锡《柳枝词》：“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这是因为用“二十”正好满足该句七个音节的要求。

那么，今天是不是要把古诗古文和现代文献中的“廿”都读为niàn呢？要根据具体语境具体分析。

比如《论语·为政》中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汉石经本写成“卅”和“卌”，联系后面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卅”读为“三十”，“卌”读为“四十”才更为工整。

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二回：“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王宁先生主编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对“廿”的释义和举例是“二十：廿四史”。这两处“廿四史”，还是读为“二十四史”才好。

由此，最近央视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都将书信末尾日期“廿六年”“廿五号”依照字典所标读音读为“niàn六年”“niàn五号”。笔者认为，这种读法过于机械地依据字典注音，应该读为“二十六年”“二十五号”更适宜。

古人习惯将“二十”“三十”“四十”写成“廿”“卅”“卌”，主要是为了省力和快速。这不是仅指省笔画，而是指便利。在笔画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字比两个字写起来要省力和快速，也易于书写美观，而“二十”“三十”“四十”每两个字笔画都极少，合书后也不过四五笔，具有很好的合书条件。

字典所标音与口头读音可以不一致的情况，“廿”并不是特例。比如“囍”是民间婚嫁等喜庆场合用的字，《汉字标准字典》等工具书注音为xǐ，但口头上都读为“双喜”。再如“圕”是杜定友1924年创制的新字，用它代替笔画繁多、书写频繁的“图书馆”三字，《汉字标准字典》注音为tuān，但我们一般都将其读为合写前的“图书馆”三个音节。

总之，“廿”是合文，表示数字二十，在具体语境中到底如何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诗文中出于音节数量限制、对仗、押韵或某些固定词语组合的需要，应该读为“niàn”，而在表示日期或类似语境中还是读为“二十”两个音节更符合读、听和理解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