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学说：

1)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最高的哲学概念。提出“天发道，道发自然”否定了“天命”人格神的绝对权威。

2)提出了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主张“守静”可以“以弱胜强”。

3）政治上“无为而治”，反对使用权谋，威逼百姓，要以“无事取天下”。

4）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原始纯朴小国寡民的消极思想，具有保守性。

孔子学说：

1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体现了其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2、他的主张顺应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仁”“德”“礼”都有利于稳定封建秩序，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

3、后代的儒家学者发扬儒学中提出适应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主张，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自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地位也提高了。

4、历史上政治秩序稳定，统治巩固后，孔子受到重视；社会动乱时，孔子首当其冲受到批判。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墨子讲的德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兼爱”，即能够毫无区别地爱一切人，这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非攻”，即反对攻伐 ，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各国间极为突出的兼并问题而发表的主张。

庄子主张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

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奴隶制不典型，封建制发展得相当充分、完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没有达到成熟阶段。这就使中国哲学史具有五大基本特点：

第一，正如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典型性决定其哲学的典型性、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性决定资产阶级哲学具有典型性一样，中国封建制的典型性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具有典型性。这典型性就是中国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人历来追求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为最高目的，追求治世之道，追求成贤成圣。这就使中国哲学必然与其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中国哲学史以封建制为最长。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长达2000多年，因而中国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也与漫长的封建社会密切相关。

第二，中国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而其主要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其主要流派是儒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以儒家哲学为主干。因为中国哲学在先秦曾经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秦汉以后，宗法制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定为一尊。随着封建宗法制的发展，儒家哲学又以不断的自我改造来适应封建宗法制的发展，特别是董仲舒“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和朱熹以“天理”为中心的两次改造，强化了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的地位。

第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使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与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并形成了悠久而持续的传统哲学。先秦诸子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演化的总格局，其最大成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文化主潮，而儒、道是中国哲学的两座主峰。

儒家保存、整理、弘扬了传统文化，从教化立场出发，着重探索了人性理论；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反思高度，论证了人生至道的哲理，这两者成为中国人文主义哲学的两座主峰；法家综合了儒道的人性理论和谋略思想，形成了高度完备的法家哲学体系。这三大文化主潮的侧重点都是社会观，而不是自然观；都是研究“人”，而且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孤独的“人”，而是群体的人或人的群体，是社会的人和人类的社会，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寻求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和谐，堪称唯物、辩证的人文主义或有机和谐的人文主义。

第四，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进行了长期、持久的论辩、探索，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观点。不少哲学家为了使社会得到和谐、平衡、健全的发展，力求调整人际关系，因而特别重视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使王权高于神权，使人伦高于鬼神，具有无神论的倾向。

第五，中国哲学史在国内的百家争鸣中注意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在国际的文化交流中，先是吸收印度原始佛教哲学，使其中国化，后又和西方的基督教哲学及其他哲学相结合。这说明中国哲学颇具包容性和融合性的特色。这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不仅是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合流、融合的结晶。

总之，中国各派哲学的总特征都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重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都崇尚以整观（“合”）、和谐（“和”）为特色的辩证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

哲学，起源于对神和自然的崇拜，这在古希腊、印度、中国都无例外古希腊哲学最早有一神论和多神论的争执。巴门尼德是一神论的维护者，他从自己对神的思考中，发展出了一元论的哲学思想，这个思想被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继承下来，并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预设。而一元论思维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唯心唯物的争执。这是本体论范畴的哲学思维。古希腊哲学对理性，言说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而且因此有如下两个超验性的观点：1、自然世界是被理性所规划的。2、伦理与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理是一体。 古印度的哲理，最早都出自于吠陀。但后来变化出很多种流派，可以说——印度哲学，几乎涉及了哲学所能涉及的所有问题的思考，几乎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古印度哲学的发展非常卓越，可以这么说——在公元10世纪左右的印度哲学，已经达到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思维的水平。其佛学的唯识与中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现代胡塞尔的现象学相提并论。古印度哲学的思维，最鲜明的代表是——佛学。其特征按西方哲学的研究范畴划分，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哲学思维。 中国哲学，在先秦时代，我个人认为，其总领的文本是——道德经。关于道德经，有多种诠释，可以把它解释为本体论的哲学思维，也可以解释为认识论的哲学思维，还可以解释为现象学的哲学思维，甚至可以解释为分析哲学的哲学思维。其第一章，几乎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具有魔幻色彩般魅力的哲学文本。而在道家之后，儒家的思维模式比较贴近于存在主义，而其关注的范畴是伦理哲学。 从纯哲学 的意义来说——古希腊哲学的思辨水平，较低。有一些思辨性的错误。但这个错误导致了科学的诞生。可谓是不可思议。而中国和古印度，其思想的洞察与思辨水平都极其高明。使我看了，亦为之生出些畏怖。这是早熟的文明。但或许因为其早熟，而摒弃了言说问道的道路，而导致了科学无法诞生于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中。

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的高大深极需要自然灵性的灌注，不可言说、明了于心的“智”并非我们缺少领悟力和表达力，而是我们知道语言或者表象的局限性，无法完全传达，便选择“智”而不语。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哺育了我们对智慧灵动的追寻，讲究道法自然，重视悟性与体验，拒绝僵化刻板缺少生气与变化的笨拙，所以我们在做更高级别精神交流的时候，一切语言或行为，逻辑或理性，都是为交流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选择了“暗示”的方式，而不总是用所谓科学实验的方法去确定一个标准或者一个一二三步骤就可以达到目的，也因此时常给人以语焉不详、缥缥缈缈、故弄玄虚的印象，如此认为的其实是那些人悟性不足，灵性不够，不足以去做更高级别的精神对话。在我们民族高级形态的精神世界那里，我们追求的是道的和谐与鲜活，是生命的灵动与热烈，那是宇宙里生发生命的力，是神的优美。

——胡柳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