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遗产:1青城山-都江堰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举世闻名的灌溉系统。青城山是中国最重要的道教文化中心之一。青城山和都江堰在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黄龙黄龙位于岷山山脉南麓，是川西北的一处风景名胜。它以其多山的地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壮观的石灰岩地貌、瀑布和温泉而闻名。1992年，黄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3九寨沟九寨沟位于四川西北部，是青藏高原边缘的一部分。它以众多的多层瀑布、五颜六色的湖泊和白雪皑皑的山峰而闻名。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4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四姑娘山和金笳。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位于四川省西部，占全球大熊猫栖息地的30%以上，有5000 ~ 6000种植物，2006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5峨眉山景区和大佛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乐山大佛坐像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

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中，尤其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各种艺术，都有一种互相关联的现象，尽管它们的外形和用途不同，表现方法和所用工具也不尽相同，但那些不同门类艺术的艺术气息和趣味,也就是所表达的民族性格的特点,在神髓上却有相通之处，譬如建筑与服装，都以宽博严肃为基调；桌椅陈设，都以方整对称为基调；乃至文学语言上竟自出现世界各族语言都不曾有的四六排偶大篇作品等等,这是汉民族文化中特别讲求的对称美。因而,对称的要求贯穿于大部分这种文化艺术。具体到书法和绘画，更具有某些独特的内在的关联。譬如中国绘画，一直不是要求“逼真”，甚至是要求“避真”的。描绘人物只用单线条，并不借助阴影，面颊上加上几道线，性格就特别突出，所谓“传神”。“传神”一词，在绘画领域中也并不专指人像写真，它也常被用在画其他物像上，如“为山水传神”、“为花鸟传神”等。不难理解，用这个词，主要是指摆脱物像的一切细节，而要抓住它们的整体要点。所以许多“写意”的人物，并没有被观者误为猫狗；一抹远山，也没有被观者误为纸上的湿痕。尤可注意的，画树干、花头、山峦、衣褶，宁许它不尽相似，但不许它的笔触瘫软。久而久之，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出现以后，刻意追求笔墨的表现与欣赏就成了主旨，至于物象描绘的形似与工拙并不再计较。而书法则是视觉艺术中形式最为简捷、抽象的艺术门类。看来仅仅是书字的结构、笔画以及行间字距的章法，其实在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在书法的创作实践中，早已成了“束括万殊，裁成一相”的独特艺术形象了。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可以认为是中国艺术普遍要求“避真”的极诣表现。正因如此，中国的绘画与书法就必然会发生更为内在的深刻的关联。

评论书画的人,常举“书画同源”这一理由,固然源是同的，但眼前的两项艺术，却是都处在流的阶段中。同源是几千年前的事，怎么几千年后，还都仍在源头不动，而称兄道弟呢？已如前面所述，乃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各种艺术中共同的民族性格特点所致，更是因为书法与绘画始终在强调和强化笔墨的表现，而必然存在着趋同、融合的内在因素。正如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的“书画用笔同法”。因此，在这两种艺术的创作者和观赏者心目中，它们是同样能满足民族审美的东西，至于表达出的形式和用以表达的方法如何,都退为次要的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有了中国绘画这种画法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竟自与描绘物象的绘画不但相提并论，还密不可分地成为姐妹艺术品种，称为“书画”。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书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民族所独创的艺术奇葩。这一民族艺术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学术思想、各种民族艺术间的交融，以及因之形成的某些带有共性的艺术风格、特征、特点和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而言，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它在古代既已对世界东方的国家、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在近、现代中更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而远播世界西方各国。正因为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因此它们的全部历史遗存，就成了中华民族全部珍贵文物的组成部分。

　　①大禹传说。古代民间传说。禹是传说中夏代的始祖。他的主要业绩是治水。古籍记载，相传帝尧之时，发生洪水，帝命鲧去治理。鲧治水失败，被杀于羽郊，其子禹继承父业，经13年终于平复水患。后舜禅位于禹，夏王朝由此建立。此外，传说中还有他逐共工，杀相繇，以及应龙助其治水等情节。禹的传说，原含有较多的神话因素，在长期流传中，有关他的神话传说被“历史化”，出现了更多政治性活动的情节，如他派人度量大地、召集臣民开会议事、赏功罚罪、求贤任能等，并为他制造了显赫的家谱世系。这就使禹这个传说人物逐渐脱离了本来面目，成为符合儒家观念的帝王典范。然而，在人民中间，大禹仍然主要是一位具有神异色彩的治水英雄。

　　有关禹治水的传说，常与地方景物相附合。如传说他从泰山担了99担石头筑堰挡水，这些石头后来变成山东的九节长白山。山西也有大禹治理晋阳湖的传说。这类传说着重表现他不畏艰险、为民造福的伟大精神，以此教育后世。

　　②愚公移山传说。古代民间传说。据称：古时有位年近九旬的北山愚公，因苦于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阻碍出入，就立志铲平这两座山。家人、邻里都来相助。他们终日劈山运土，往返于渤海和太行之间，常年不息。河曲智叟讥笑愚公“愚蠢”。愚公对智叟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他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派夸、蛾氏二神把大山背走了。这个传说包含着“有志者事竟成”、人定胜天的思想。古今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曾经运用这个传说。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故事鼓舞和教育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③鲁班传说。古代能工巧匠的民间传说。鲁班是春秋末期鲁国的工匠，名公输般。他技艺超群，又是鲁国人，所以后来人们就称他为“鲁班（般）”。古籍及一些笔记和方志中都有著录。战国时期本来是历史人物的公输般，在民间逐渐变为一个传说式人物。

　　鲁班的传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讲他发明创造的故事。另一类是关于他修建各地著名桥梁、殿宇、寺庙等建筑的故事。历代工匠希望提高自己征服自然、改进工艺的能力，把鲁班想象成具有神奇技艺和无穷智慧的技师。旧时代的木工、瓦工、石匠对鲁班的敬仰还表现在他们的民俗活动中奉他为“祖师”建庙奉祀。鲁班传说在教育团结工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④孟姜女传说。古代民间传说。这个传说流传至今2000余年，几经演变，情节不断丰富，主题也日益鲜明。孟姜女原型为春秋时齐国杞梁之妻，在《春秋左氏传》中是一个知礼的妇女形象。北齐屡筑长城，徭役繁重，民间多征夫怨女。民众将现实与秦代筑长城的苦役相联，使传说变为反筑城徭役主题的新形态。从此，杞梁由为齐国牺牲的战将，变成被打杀的筑城民夫，杞梁妻便成为寻夫认骨、哭倒长城的传说人物。

　　明清以后的故事将孟姜女说成是葫芦所生，由于葫芦牵连到隔壁而居的孟姜两家，因称孟姜女。孟姜女哭倒长城后，秦始皇见其貌美，欲纳为妃，并接受孟姜女提出的3个条件，披麻戴孝，手执丧杖，为杞梁发丧。最后，孟姜女投海而死。

　　近世孟姜女故事传播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影响十分深远，各地也出现不少异文。由于时代的不同，作品的主题及思想倾向也较复杂。

　　1928年，顾颉刚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出版。该文集是研究孟姜女传说的专集。对这一传说历史演变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结论，迄今仍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它在研究方法上，把历史文献与民间口头传说联系起来，进行历史和地理的比较，对中国后来的民间传说与神话研究都产生过不小影响。

　　⑤牛郎织女传说。牛郎和织女是从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的。汉魏间，民间即有此故事，故事中牛郎是人间的看牛郎，织女则是天帝之女。织女与牛郎婚配，并生一男一女，最后王母将其捉回，在两人之间划成一道天河，两人只能靠鹊桥每年七夕相会。

　　牛郎织女传说，千余年来家喻户晓。它的源头，从《诗经·小雅·大东》中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也有关于它的歌咏。这个故事在民间口头上还生出许多变异的说法，有的与两兄弟型故事结合，把牛郎说成是被兄嫂虐待的弟弟，有的与羽毛衣型故事结合，把织女说成是天女下凡洗澡，老牛告诉牛郎藏匿织女衣服而成亲，最后织女找到衣服飞回天上，牛郎披上老牛皮，上天去会织女。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的艺术反映。它以封建家庭生活为背景，通过牛郎与织女结合又离散，只能七夕在天上相会一次的幻想情节，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及其所造成的婚姻悲剧。后世文人运用这个传说题材写成了《天河配》等戏曲，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它与孟姜女传说、白蛇传说、梁祝传说被称为中国著名四大传说。

　　⑥白蛇传说。主要描述由白蛇所变的白娘子与青年许仙的恋爱婚姻悲剧。白娘子同其侍女小青清明在杭州西湖遇雨，许仙以伞相借，二人相识并定下姻缘。金山寺法海和尚见了许仙，说他面有妖气，叫他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雄黄酒。白娘子显形，吓死许仙。白娘子与小青盗仙草救活许仙，但法海又使夫妻分离。白娘子前去索夫，水漫金山后，始与许仙断桥相遇，和好团圆。法海再度破坏，将白娘子镇于雷峰塔下。

　　白蛇传说最初起源于民间发现巨蟒的传闻。并受到唐传奇《白蛇记》的一定影响。也吸收了一些金山原有的僧龙斗法传说。《西湖三塔记》中进一步反映了白蛇故事的梗概，故事被加上了人妖不可共居的色彩。明末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中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通俗小说，倾向也是如此。清代初年的《雷峰塔传奇》，减弱了白蛇的妖气，突出了她坚决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敢性格。故事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义妖传》和《白蛇宝卷》也表现了同一倾向，其中法海成为恶势力的代表。白蛇传说进入戏曲以后，情节更为丰富，人物性格也更加丰满。白蛇传说从最初的雏形发展到基本定型，其中既有民间文学自身的流传变化，也接受了说唱、小说、宝卷、戏文等俗文学的影响。

　　⑦梁祝传说。中国著名民间传说。故事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制度下未能结合含恨而终的婚姻悲剧。最早见于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晚唐张读的《宣室志》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全貌，名为《义妇冢》。其基本情节是：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明代冯梦龙辑的短篇平话集《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入话”列举的几个女扮男装的传说中也有梁祝故事。传说除话本讲述外，还被编为戏曲。经过话本、戏曲再创作，增加了反封建的意义。梁祝传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有传奇色彩，悲剧的结局与理想化的结尾达到和谐的统一。它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歌颂了纯洁自由的爱情。梁祝故事从女扮男装开始，到后来的反封建主题，是一个重要发展。传说中的反封建思想日益强烈，因而更加受到人民的喜爱。

　　⑧刘三姐传说。中国壮族的民间传说。相传桂西宜山地区下枧河中枧村，有一排行第三的刘姓女子，因名刘三姐，三姐系黄莺投胎，喜唱山歌。远近青年与之对歌，无能胜者。青年李示田，勤劳朴实，要求向三姐学歌。财主莫怀仁，见三姐貌美善歌，欲纳为妾，雇人与三姐对歌，为三姐所败。此时，李示田已学得一口好歌，常与三姐对唱。莫怀仁怀恨在心。最后使三姐坠入河中。三姐漂至柳州，与李示田对歌，连唱3天3夜，飘然逸去。后又在桂林七星岩对歌，连唱7天7夜，变为一对黄莺飞去。

　　刘三姐传说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思想、愿望和创作才能。它对中国南方各民族社会风俗史和民间文艺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⑨地方风物传说。指关于某一地区山川、风物等的解释性传说。基本特点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于特定的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来历、特征、命名原因等，给以说明解释。它经常把风物介绍、故事、说明解释3种成分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名山大川、有名建筑、地方特产和风俗等等都有生动的传说故事予以解说。地方风物传说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特定风物、山川、建筑、特产、民俗等的知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十分广泛。它表现人民征服自然、改变山河面貌的艰苦斗争，表现过去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各种形式的反抗。人民群众在地方传说中借风物抒发自己的悲欢，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肯定忠贞的爱情。

　　地方风物传说中有大量作品是运用奇妙的幻想、超自然的形象、神奇变化的手法而创作的。它还以叙述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引人入胜。地方风物传说地方性十分明显，很多传说仅仅为某一地方所特有，但有些故事却广泛流传。

　　地方风物传说有许多作品是把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故事地方化，有时也使用寓言的手法把山川拟人化，或把一般民间故事落实到特定的地方风物上，形成多姿多态而又独具特色的民间传说的一个品种。

　　⑩ 反帝传说。 指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的传说。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中国人民多次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期间，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多以反对列强侵略为主题的传说故事，统称反帝传说。

　　反帝传说可分两类：第一类直接取材于历次反侵略战争。如《义和团的志气永不灭》、《杨司令智取通化》等。第二类不直接反映某次具体的战争，而广泛地揭露侵略者的掠夺活动。大多以外国侵略者盗宝为中心事件，如《金凤凰》、《盗不走的宝船》等。

　　反帝传说主要歌颂抗敌英雄，包括知名历史人物和普通群众的勇敢和机智，有的故事虽然讲到某种实物、山水，或从某次战争取材，甚至讲某个真实人物的战斗故事，但故事情节并非全是史实，第二类故事想象的成分更大。此类传说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抗击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 农民起义传说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运动。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运动在群众中留下深远影响。又经过人们不断地回忆和讲述，逐渐演化为传说。此类传说在其形成的初期阶段，往往依附于真人真事。在长期的流传中，由于众多口述者不断的艺术加工，这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日渐游离开真人真事的原型而带上浓厚的传奇色彩，成为虚构或基本上是虚构的口头艺术创作。

　　农民起义传说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或以历史事件为主，着重反映斗争的兴起与壮大过程；或以人物为主，着重讲述起义领袖或造反人物的英雄形象与性格；或以某一战役为主，着重描写起义军的机智、神勇与顽强不屈的战斗事迹；或突出一事一物，着重反映起义部队与群众间的军民关系；或反映广大群众对起义军的怀念之情。

　　作为群众口头艺术创作，农民起义传说并不具有严格的科学史料性。它是劳动人民用以反映自身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文学手段。通过同时代的众多口述者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它们往往能够对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作出较公正的评价，并从不同生活侧面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实质以及人民的苦难与期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