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在中国古代，由于珐琅器最初从大食国（大食为唐宋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总称。起源于波斯语称阿拉伯人为Tazi的音译。有白衣大食(661-749)，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首都，称倭马亚王朝；有黑衣大食(749-1158)，以巴格达为首都，称阿拔斯王朝。910年以后又有以开罗为首都的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后则是塞尔柱王朝(1158-1258)。）传来，因此称之谓“大食窑，鬼国窑”。之后虽称谓因译名不统一而出现多种不同写法，如“佛郎嵌”、“鬼国嵌”、“法蓝”、“法郎”、“拂林”、“佛郎”、“富浪”等，但发音基本一致，现在基本统一为“珐琅”。

一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

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很多，人们一般根据制作方法和胎地种类将其分为两大类。

1根据制作方法大致可分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即嵌胎珐琅）、画珐琅等。

掐丝珐琅和镶嵌珐琅很久就在国内出现，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宋元时期，但真正能在国内制作应是元代成吉思汗进攻大食，将该地工匠俘虏押回制作，并将该技艺传入中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的景泰时期最有名气，即人们俗说的“景泰蓝”。画珐琅则出现较晚，于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佛朗德斯发明，十五世纪末在法国中西部里摩居以内添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重镇。随着中西方贸易交往，从广州等港口传入国内。当时称谓“西洋珐琅”或“洋珐琅”。清代宫内的画珐琅制作要在康熙三十二年、珐琅作与玻璃厂成立之后才能开始研究制作、发展。

2根据胎地种类，珐琅器一般可分金胎珐琅、铜胎珐琅、瓷胎珐琅、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等。其中铜胎珐琅因为铜料与表面珐琅容易结合，且铜料价格相对容易接受，因此铜胎珐琅最为广泛。直今，珐琅器依然大多使用铜胎。金胎因造价过高，难为常人所接受，清三代时基本只限内府制作使用，且数量极其有限。瓷胎珐琅（即珐琅彩瓷），顾名思义，是在瓷胎上绘制的画珐琅。它是瓷器与画珐琅制作工艺的完美结合，制作要求对两者都要求很高，因此起步与成熟时间较晚。宫内造办处在制作瓷胎珐琅彩瓷的时候，还制作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三者制作时间应大致相同，只是紫砂胎产品（仅指宫内珐琅彩而言）仅见康熙制品，雍乾不见制作资料。

二康熙珐琅彩瓷的制作

1制作设施

要在宫廷内制作画珐琅器，首先要有制作设施——珐琅作。康熙时期的珐琅作主要有武英殿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废除）、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由于缺少《清内务府造办处 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当时制作规模暂时无法考证。

2历史资料

比较早的康熙画珐琅历史资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陈元龙（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清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奏摺帝赐‘御赐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陈元龙‘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办处已经制作出玻璃胎画珐琅，并用其赏赐众臣。

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预备到日便于试験。”

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工业志第四章 织金彩瓷业》曾提起该人：“（广彩）17世纪中后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红（干大红）、麻（红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珐琅彩的月白、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广州在清代属唯一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因此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举足轻重。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并且在乾隆后期，宫内造办处停止制作珐琅彩瓷后，这里成为珐琅彩瓷制作点，依然制作珐琅彩瓷。

从康熙珐琅制作资料来看，五十五年之后相关资料较多来推测，很可能该时期画珐琅制作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御赐珐琅鼻烟壶，左世永称其“精工无匹、华美非常”。

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画珐琅匠陈忠信至宫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芸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真正提到瓷胎珐琅的确凿历史资料可参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康熙时期，由于画珐琅制作还不成熟，因此，画珐琅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当时的珐琅彩瓷胎必须由景德镇制作（除偶尔使用永乐旧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镇，因桥梁多称其“浮梁”）昌江顺流直下、入鄱阳湖、经九江关、过江宁府（南京），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曹寅自祖辈皆为玄晔家包衣（奴仆），当时织造、海关许多要职都由统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宁织造，且好瓷，可能涉及御厂珐琅瓷胎事宜，导致康熙训斥。

根据历史资料：“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帝赐西洋使臣嘉楽、珐琅碗二个及其他。”该碗确凿资料也不见遗留。

3康熙珐琅彩瓷的瓷胎

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彩直到末期依然没有制作成熟，主要原因应与画珐琅制作技术有关，例如上文提到五十五年进京的潘淳，五十八年进京的陈忠信，虽然都能烧珐琅，但仅指铜胎、玻璃胎而言，瓷胎珐琅尚属宫内首创，前无它例。因此以该时期技艺，画珐琅可绘制在紫砂（图1、2）、铜胎、玻璃胎上，难在瓷胎釉面上附着成功。紫砂胎类似于瓷胎素面，与珐琅釉结合理论上较合理，因此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基本用“里有釉外无釉”瓷胎。如果大家总览康熙朝珐琅彩瓷，会发现除磁胎画珐琅菱花盘（图3）外，不再见画珐琅彩直接施于釉面（该器因为利用永乐瓷，表面原本带釉。）。

四康熙时期“御制”与“年制”款的使用区别

康熙官窑瓷早期因御厂瓷器制作不理想而不落康熙款，直到制作达到一定水准时才开始落“年制”款。从现存康熙官窑瓷来看，“年制”款是由工部在景德镇御厂制作的官窑瓷，基本属“部限”瓷，该类瓷使用范围较宽，包括宫内日常、观赏、赏赉用等。而“御制”款则仅限宫内造办处制作的画珐琅（包括铜胎、玻璃胎、紫砂胎）。从现有存世品来对比发现，即使宫内造办处制作的掐丝珐琅也使用“年制”款（器9），而不落“御制”款。造办处制作的瓷胎画珐琅与御厂制作的官窑瓷相比，前者难度大、成本高、相对珍贵。特别是珐琅作的画珐琅属于新兴技术，与明朝就开始盛产的掐丝珐琅相比，存在一定优越感。因此可看出：落“御制”款器物明显在制作水准上优于“年制”款，使用级别也较“年制”款高（仅就康熙朝而言）。

五康熙珐琅彩瓷的器型

由于康熙时期尚属瓷胎画珐琅研究制作时期，因此康熙瓷胎画珐琅造型相对较少。现在已知的康熙瓷胎画珐琅器型有：

1菱花盘（永乐窑、例器3）；

2碗（基本用“里有釉外无釉”瓷胎，类型有器4、5、8等。）；

3杯（器6）；

4小盖盒及其它。

六总结

由于康熙时期是清代珐琅彩瓷的初创时期，不论是在彩釉、造型，还是制作技术上都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因此康熙珐琅彩瓷的种类与雍乾相比都显得略微单调。

====================

珐琅器鉴定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对文献史料的考证；二是科学的检测手段；三是通过时代风格的比较来鉴定。前两种方法较复杂，常用的是第三种。时代风格比较鉴定一般着重考察款识、胎骨与型制、纹饰图案和珐琅釉料等几个方面。

1．款识

现存明清二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铸錾、掐丝和刻款三种。明宣德时期珐琅器的款识形式有铸錾款、双勾款、和珐琅釉烧成三种。款识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两种，其中以楷书占绝大多数。字数有“宣德年制”、“宣德年造”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款识排列形式有直单行、直双行、直三行和横排。这一时期的款识位置有的在器底，也有的镌刻于器物的口沿、盖沿或内边缘处。款识书体庄重隽秀，与同时期的金属器和瓷器款识相似。

明景泰款因伪款太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哪种款识可作为标准款识。但铸錾款、篆书款、仿宋体款以及双龙环抱款均被认定为伪款，可以排除。掐丝双勾款和阴刻款，目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作为景泰真款，但也只是情理逻辑的推论，尚不能枉下结论。

明嘉靖款为刻阴文直二行“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六字款。

明万历时期掐丝珐琅器的款识为双勾掐丝款（有的字内外填充珐琅釉），字数均为“大明万历年制”或“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楷书款。尤其以某年造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款识语气。字的排列顺序为直单行、直二行或横排。

清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多种多样，制款方法有铸錾，有刻，还有镂空款等。款识书体包括楷、篆、仿宋等（仿宋体始见于乾隆时期），其中以楷书居多。字数有四字和六字。框栏形式多为正方框和长方框。

2．胎骨和型制

明清掐丝珐琅器胎骨和型制方面总的趋势是：明代早期胎骨略厚，中晚期日趋减薄。清代从康熙时起，胎骨厚重坚实，到清末减薄。明代器物掐丝常有断裂现象，而清代由于铜质精纯并提高了烧制和打磨技术，这种现象基本消失。明代器物镀金较薄，常有磨脱现象，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镀金厚重，镀金技术远胜于明代，至今器物的镀金仍光彩照人。

明清二代掐丝珐琅器体积和型制从小到大，从简练到复杂，从陈设、祭祀到观赏实用。

3．纹饰图案

明清两代掐丝珐琅器的纹饰图案品种繁多，也经历了一个有简练到繁缛的过程。以缠枝莲纹为例，元末明初疏密有致，大花大叶、枝蔓伸展坚强有力，全部单线勾勒图案线条。枝叶呈串联状，并点缀数朵盛开的花朵，花朵饱满，花瓣短而肥腴，花心常呈桃形。明中晚期开始以双线勾勒轮廓线，布局趋于繁缛，但仍保留某些早期余韵。缠枝莲的花瓣趋于尖瘦，花心常呈“圭”字形或如意形。清代的缠枝莲纹枝蔓弯曲，布局繁密规整，极具图案性。基本以双线勾勒轮廓线，明代那种洒脱的韵味不复存在。

4．珐琅釉料

元末明初的掐丝珐琅器釉质细腻，色调纯正，鲜艳明快，具有水晶般透明感。通常以浅蓝色作地，间饰红、黄、白、绿、紫、深蓝等色釉。从明宣德晚期开始，釉色略显灰暗，光泽度降低。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地色除浅蓝色外，宝蓝色应用广泛。到万历年间，更出现了淡青、白等中间色地。珐琅色釉有所增加，新出现了赭、豆青、松石绿等色釉品种。

清代的珐琅釉料品种丰富，所用色釉达几十种之多。但其有一个共同点，皆不透亮。

珐琅釉料的另一特征是表面沙眼现象，是由于硼酸盐含量过高以及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作用所引起。工匠们常用“蜡补”的方法来补救，即用石蜡加入色粉制成色蜡，填充于沙眼之中。到乾隆时期，经改进工艺，杜绝了沙眼现象。

景泰蓝以它那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绚丽的艺术风采，在世界掐丝珐琅工艺中独树一帜。那些仿制的似是而非的景泰蓝赝品，无论在材料、质地还是艺术风格上均无法与明清制作的掐丝珐琅器相提并论。只要熟悉掌握明清掐丝珐琅器的制作、材料和艺术风格等特征，一望便可断定其真伪。

　　元代工艺美术

　　中国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贵族为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其文化特征从总体上看，仍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元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遂使传统的工艺美术也得以复兴和发展。元朝尊西藏佛教为国教，梵像的传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给元代工艺美术带来殊变或折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乐的需要，将战争中掳掠来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组织起庞大的为皇家服务的官办手工业。匠籍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便于积累工艺经验，提高技艺，使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反映了元代工艺美术的发达。

　　陶瓷工艺 盛行于宋、辽、金时期南北各地的磁州窑、钧窑、官窑、汝窑、龙泉窑、 吉州窑等著名瓷窑，此时已走向衰落。唯江西景德镇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元代已逐渐形成了有巨大生产能力，并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创造。朝廷专设浮染瓷局，负责烧造皇室用瓷，该局停办后改由饶州路总管监烧。景德镇陶瓷业的最大成就是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成熟。青花是以氧化钴料在瓷胚上绘以各种纹样，上釉后以还原焰烧成。其钴料有域外和国内两种。使用域外钴料,其色泽深邃如青金,庄重典雅。取自浙江、云南及江西等地的国产钴料，则呈色灰蓝或蓝中泛青灰。釉里红是以氧化铜呈色的釉下彩，其工艺、器型、装饰等大体与青花瓷器相似。但其显色较青花难度更大，成功的显色堪与宝石红媲美，但大都泛出深浅不同的灰色，有的呈乌金或淡墨色。红、蓝单色釉瓷的烧成，标志着中国单色釉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白釉瓷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其釉呈卵白色，因印有“枢府”字,故又名枢府窑,其中以“天禧”款为其代表。磁州窑品种繁多,产量庞大,纹饰趋于简化。均窑显色不见火焰红和火焰青，仅见月白地或点红斑者。龙泉窑瓷器釉色偏绿，器体大型化。吉州窑也趋向潦草。元代对外贸易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陶瓷的输出也明显增多，为适应这种需要，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瓷业亦有所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日益扩大，并逐步超过了金、银、铜、漆等器皿。

　　[青花釉里红盖罐]

　　织绣工艺 元代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继宋、金之后又有不少进步和提高，其中江南丝织业尤为发达，产品远销大都及其他城市。元朝内廷设官办织绣作坊80余所，产品专供皇室使用。绫绮局、织佛像提举司等官办织绣作坊所绣织的御容像、佛像等，应是元代织锦业重大发展的代表，纳石失则是其丝织业的新成就。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工匠以金丝色线织成，地色与金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故亦名织金锦，对后世织金锦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蜀锦仍盛行不衰，著名者为蜀中十样锦。绫、罗、绸、缎、绢、纱等各地均有织造，其中缎织物业已成熟,益臻精美,集庆纱、泉缎、魏塘机绢等都是元代丝织名品。缂丝似较南宋朱克柔等人缂丝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织业的兴起与发达也是元代纺织工艺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毡工艺的发展与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紧密的联系，大毯有的长达1667米，宽75米，足知作坊规模非同一般。刺绣仍是城乡女红的副业，尚未形成地方名绣。印染业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染缬又有它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

　　[东方朔偷桃图缂丝]

　　玉器工艺 元代礼仪，上承宋、金，亦用金玉作为典章用具。故元代玉器工艺在宋、金玉器业的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中统二年（1261)在大都设金玉局,至元十五年(1278)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负责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至元十七年又设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辖金玉玛瑙工匠数千户。于是，大都与杭州成为元代金玉工艺生产的南北两个中心。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二年将新碾的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还以白玉龙云花贴玉德殿楹拱，内设白玉金花的屏台，上置玉床，说明元代内廷用玉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从出土和传世的元代玉器可以了解，有上承宋代礼制玉和观赏玉，和继辽、金的春水、秋山玉，还有元代官场和生活用玉，如玉押和镂空玉帽顶等。元代玉器的风格与宋、金相连，重写实与寓意，制做上善用镂空，技艺娴熟，形象生动。但作工稍显粗犷，保留了较多的斧凿痕，亦别具风味。

　　漆器工艺 民间多用漆髹饰木竹器,可防潮牢固,适用美观。光素漆器在宋代基础上继续生产。元代漆器工艺成就较大的是雕漆、犀皮、戗金、螺钿等，比南宋有了长足的进步。雕漆属于漆器中的雕镂，即雕刻为隐现、阴中有阳者，分为剔红、剔黑、剔犀等若干种。剔红名工有张成、杨茂等人，现存有盘、渣斗等小件器物，图案构图丰满，刀法藏锋清楚，磨工隐起圆滑，风格深厚清致，技艺极高。剔犀是在器胎上以黑、红两色漆逐层髹涂积累至相当厚度，再用刀剔刻出云纹、回纹等红黑相间的图案。张成造针划款剔犀圆盒雕云纹3组,刀口深达1厘米，属剔深峻型剔犀。戗金又称金,是在漆地上以锥划山水树石、花卉翎毛、亭台屋宇、人物故实等图案，再填金粉装饰。上述漆器均产于浙江嘉兴，元初曾于该地设嘉兴漆作局，负责漆器的生产制做，是元代漆工艺的重要产地。螺钿漆出于江西吉安庐陵县，漆坚而人物细致可爱。元代螺钿片薄，光彩闪耀，以铁锥刻划，精细密致，工匠萧震、刘良弼等均善此艺，自称铁笔。

　　金属工艺 元代金属工艺以金、银、铜、铁、锡为其主要原料，以铸、锤、、錾、刻、编、累、掐、嵌等技术制成不同用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级工艺美术品。当时的贵族阶层和酒楼饭庄都普遍使用金、银器。但朝廷对金器如同玉器一样控制极严，只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金器工艺以掐、累、镶嵌技术为其尖端，亦称金细工艺。除了以金制成器物之外，还削金为泥，锤为箔、丝等，用于丝织、漆器、木器的装饰及镀金以饰银铜之器。银器没有金器贵重，在城乡富有者中也普遍使用。银器工艺在技术上与金器相似。见诸著录或款识的金银工匠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唐俊卿、章仲英等。其中以朱碧山最为知名，他与书画家柯九思有过交往，所制酒器有槎杯、虾杯、蟹杯等，另还铸造过昭君像、达摩像等陈设和金茶壶。铸铜名匠有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等人。铜镜仍是元人整容的必备用器，多重实用，精美者较少。

　　玻璃工艺 玻璃古称琉璃，近世称“料”。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在此地曾发现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与残品，经检验表明，其钾钙含量较高，含铅量很低,属钾钙玻璃,与唐宋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甘肃漳县徐家坪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套浅蓝涅玻璃莲瓣口盏托,以范浇铸而成,未见化验资料，不得确知其化学成分，但以目验似出自颜神镇。江苏苏州市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了大量玻璃珠和一件玻璃圭。玻璃圭色涅白，长425厘米，是迄今所知元代最大的一块玻璃。玻璃珠经化验表明,属钾铅玻璃,可能是苏州本地所产。《元史》载“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辖玉局,当是制造“罐子玉”的官办作坊,可能设于大都或颜神镇。新疆地区出土的玻璃瓶,以管吹制,浅绿透明，型制不规，可能是当地工匠吹制，说明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的玻璃器有地方色彩，与当时内地玻璃配方和成型上均有不同。

　　珐琅器工艺 元代珐琅器是珐琅与金属的复合工艺品。珐琅是以硅、铅丹、 硼砂等原料，经熔炼、冷却、磨碎成粉末状彩料,以其填绘于金、银、铜 、陶、瓷等器胎之上，经烘烧而成。元代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均先后传自西方，不久便在中国艺术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并迅速完成了民族化过程,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种类之一。掐丝珐琅在元代称做“大食窑”或“鬼国嵌”，系从阿拉伯地区传入,大都、云南均有生产,分金、铜两种胎骨，而以铜胎为主。铜胎掐丝珐琅是以薄而窄的铜扁丝掐成各种图案,焊于铜胎,再填以各色珐琅料，经烘烧、磨光、镀金而成。迄今尚未发现有可信的元代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但从旧珐琅器中可以找到与君士坦丁堡所制掐丝珐琅釉料相通，而又与明代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时期掐丝珐琅不同的珐琅器，应属元代晚期之作。錾胎珐琅元代称“拂郎嵌”，由欧洲传入。当时欧洲的法国黎莫久、德国科隆均盛产錾胎铜珐琅，元代的拂郎嵌可能与上述两地的錾胎珐琅有关。

　　文房四宝工艺 元代文房四宝工艺继承和发扬了汉唐以来文具的装饰与审美的因素。元代吴兴制笔业在文人指导下得到了提高，先后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姚恺、陆震、杨鼎等名匠。其中冯应科笔与赵孟字、钱选画被称为吴兴三绝。张进中笔进贡内廷，而使湖笔名声大振，取代宣笔而跃居全国之冠。砚，当时人仍重端、歙等砚,各地多以本地石材制砚,尚有澄泥、瓷、漆玉、玛瑙、铁、铜等砚。造纸业曾一度遭到摧残，生产甚不景气，唯地处偏僻山峦中的安徽徽州造纸业，因受雕版印刷业的刺激，仍在大量生产着精良纸张。制墨业继续发展，有潘云谷、胡文中、林松泉、于材中、杜清碧、卫学士、黄修之、朱万初、邱可行、邱世英、邱南杰等10余人。元代湖笔，端、歙二砚，宣纸，徽墨为以后文房四宝制造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元代宝石镶嵌工艺也开始抬头。陶宗仪《辍耕录》专辟“回回石头”一节，介绍西方宝石的品种、名称、性能。皇帝也以宝石作帽顶装饰，为明清宝石镶嵌工艺的发展，开启了门户。玛瑙、甸子等彩石雕刻工艺在各地继续生产，制作各种佩饰和装饰品。竹、木、牙、犀、骨、角等装饰雕刻，为适应统治者、上层贵族及一般社会生活和审美的需要也在持续生产。冠服带履也极富特色，其形式和工艺装饰都有较高的水平。因其材料易腐，故现已不可多见。建筑与室内装饰用的琉璃、雕砖、塑砖、大理石、汉白玉等石料加工及木器家具等工艺，也比较发达。维吾尔、蒙古、藏、 壮、苗、、白等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纺织、刺绣、金工、木、石、牙、角、骨等雕刻，均达到相当高度。

　　因受资料与认识的局限，过去对元代工艺美术很少涉猎，公开发表的论文寥寥无几，唯对陶瓷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其余各个分野有待开发。

景泰蓝是中国的著名特种金属工艺品类之一，到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制作达到了最巅峰，制作出的工艺品最为精美而著名，故后人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蓝。

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

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较成熟，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

扩展资料：

景泰蓝诞生于皇宫，是皇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皇宫大殿的主要陈设，亦是镇殿之宝。紫禁城金銮宝殿，或者是国子监辟雍宫、颐和园排云殿等等，在这些帝王尊属的殿堂，景泰蓝的宝石般的光芒总是令人赞叹。

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年夜饭，只有乾隆皇帝的餐具是景泰蓝，底下全部用瓷器。可见景泰蓝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她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由于景泰蓝的历史意义及工艺，2006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景泰蓝作为一种美术工艺品，其制法即于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

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度烧即成。刚从火中取出的景泰蓝颜色基本呈黑色，待其冷却后才显现出五彩缤纷的样貌。

—景泰蓝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在中国古代，由于珐琅器最初从大食国（大食为唐宋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总称。起源于波斯语称阿拉伯人为Tazi的音译。有白衣大食(661-749)，以叙利亚大马士革为首都，称倭马亚王朝；有黑衣大食(749-1158)，以巴格达为首都，称阿拔斯王朝。910年以后又有以开罗为首都的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后则是塞尔柱王朝(1158-1258)。）传来，因此称之谓“大食窑，鬼国窑”。之后虽称谓因译名不统一而出现多种不同写法，如“佛郎嵌”、“鬼国嵌”、“法蓝”、“法郎”、“拂林”、“佛郎”、“富浪”等，但发音基本一致，现在基本统一为“珐琅”。

一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

珐琅工艺的制作分类很多，人们一般根据制作方法和胎地种类将其分为两大类。

1根据制作方法大致可分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即嵌胎珐琅）、画珐琅等。

掐丝珐琅和镶嵌珐琅很久就在国内出现，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宋元时期，但真正能在国内制作应是元代成吉思汗进攻大食，将该地工匠俘虏押回制作，并将该技艺传入中原。至明代，永宣宫廷中开始广泛制作应用掐丝珐琅，之后的景泰时期最有名气，即人们俗说的“景泰蓝”。画珐琅则出现较晚，于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佛朗德斯发明，十五世纪末在法国中西部里摩居以内添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重镇。随着中西方贸易交往，从广州等港口传入国内。当时称谓“西洋珐琅”或“洋珐琅”。清代宫内的画珐琅制作要在康熙三十二年、珐琅作与玻璃厂成立之后才能开始研究制作、发展。

2根据胎地种类，珐琅器一般可分金胎珐琅、铜胎珐琅、瓷胎珐琅、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等。其中铜胎珐琅因为铜料与表面珐琅容易结合，且铜料价格相对容易接受，因此铜胎珐琅最为广泛。直今，珐琅器依然大多使用铜胎。金胎因造价过高，难为常人所接受，清三代时基本只限内府制作使用，且数量极其有限。瓷胎珐琅（即珐琅彩瓷），顾名思义，是在瓷胎上绘制的画珐琅。它是瓷器与画珐琅制作工艺的完美结合，制作要求对两者都要求很高，因此起步与成熟时间较晚。宫内造办处在制作瓷胎珐琅彩瓷的时候，还制作玻璃胎珐琅、紫砂胎珐琅，三者制作时间应大致相同，只是紫砂胎产品（仅指宫内珐琅彩而言）仅见康熙制品，雍乾不见制作资料。

二康熙珐琅彩瓷的制作

1制作设施

要在宫廷内制作画珐琅器，首先要有制作设施——珐琅作。康熙时期的珐琅作主要有武英殿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废除）、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由于缺少《清内务府造办处 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当时制作规模暂时无法考证。

2历史资料

比较早的康熙画珐琅历史资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陈元龙（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清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奏摺帝赐‘御赐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陈元龙‘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办处已经制作出玻璃胎画珐琅，并用其赏赐众臣。

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预备到日便于试験。”

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工业志第四章 织金彩瓷业》曾提起该人：“（广彩）17世纪中后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红（干大红）、麻（红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珐琅彩的月白、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广州在清代属唯一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因此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举足轻重。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并且在乾隆后期，宫内造办处停止制作珐琅彩瓷后，这里成为珐琅彩瓷制作点，依然制作珐琅彩瓷。

从康熙珐琅制作资料来看，五十五年之后相关资料较多来推测，很可能该时期画珐琅制作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御赐珐琅鼻烟壶，左世永称其“精工无匹、华美非常”。

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画珐琅匠陈忠信至宫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芸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真正提到瓷胎珐琅的确凿历史资料可参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康熙时期，由于画珐琅制作还不成熟，因此，画珐琅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当时的珐琅彩瓷胎必须由景德镇制作（除偶尔使用永乐旧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镇，因桥梁多称其“浮梁”）昌江顺流直下、入鄱阳湖、经九江关、过江宁府（南京），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曹寅自祖辈皆为玄晔家包衣（奴仆），当时织造、海关许多要职都由统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宁织造，且好瓷，可能涉及御厂珐琅瓷胎事宜，导致康熙训斥。

根据历史资料：“康煕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帝赐西洋使臣嘉楽、珐琅碗二个及其他。”该碗确凿资料也不见遗留。

3康熙珐琅彩瓷的瓷胎

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彩直到末期依然没有制作成熟，主要原因应与画珐琅制作技术有关，例如上文提到五十五年进京的潘淳，五十八年进京的陈忠信，虽然都能烧珐琅，但仅指铜胎、玻璃胎而言，瓷胎珐琅尚属宫内首创，前无它例。因此以该时期技艺，画珐琅可绘制在紫砂（图1、2）、铜胎、玻璃胎上，难在瓷胎釉面上附着成功。紫砂胎类似于瓷胎素面，与珐琅釉结合理论上较合理，因此康熙时期的瓷胎画珐琅基本用“里有釉外无釉”瓷胎。如果大家总览康熙朝珐琅彩瓷，会发现除磁胎画珐琅菱花盘（图3）外，不再见画珐琅彩直接施于釉面（该器因为利用永乐瓷，表面原本带釉。）。

四康熙时期“御制”与“年制”款的使用区别

康熙官窑瓷早期因御厂瓷器制作不理想而不落康熙款，直到制作达到一定水准时才开始落“年制”款。从现存康熙官窑瓷来看，“年制”款是由工部在景德镇御厂制作的官窑瓷，基本属“部限”瓷，该类瓷使用范围较宽，包括宫内日常、观赏、赏赉用等。而“御制”款则仅限宫内造办处制作的画珐琅（包括铜胎、玻璃胎、紫砂胎）。从现有存世品来对比发现，即使宫内造办处制作的掐丝珐琅也使用“年制”款（器9），而不落“御制”款。造办处制作的瓷胎画珐琅与御厂制作的官窑瓷相比，前者难度大、成本高、相对珍贵。特别是珐琅作的画珐琅属于新兴技术，与明朝就开始盛产的掐丝珐琅相比，存在一定优越感。因此可看出：落“御制”款器物明显在制作水准上优于“年制”款，使用级别也较“年制”款高（仅就康熙朝而言）。

五康熙珐琅彩瓷的器型

由于康熙时期尚属瓷胎画珐琅研究制作时期，因此康熙瓷胎画珐琅造型相对较少。现在已知的康熙瓷胎画珐琅器型有：

1菱花盘（永乐窑、例器3）；

2碗（基本用“里有釉外无釉”瓷胎，类型有器4、5、8等。）；

3杯（器6）；

4小盖盒及其它。

六总结

由于康熙时期是清代珐琅彩瓷的初创时期，不论是在彩釉、造型，还是制作技术上都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因此康熙珐琅彩瓷的种类与雍乾相比都显得略微单调。

====================

珐琅器鉴定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对文献史料的考证；二是科学的检测手段；三是通过时代风格的比较来鉴定。前两种方法较复杂，常用的是第三种。时代风格比较鉴定一般着重考察款识、胎骨与型制、纹饰图案和珐琅釉料等几个方面。

1．款识

现存明清二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铸錾、掐丝和刻款三种。明宣德时期珐琅器的款识形式有铸錾款、双勾款、和珐琅釉烧成三种。款识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两种，其中以楷书占绝大多数。字数有“宣德年制”、“宣德年造”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款识排列形式有直单行、直双行、直三行和横排。这一时期的款识位置有的在器底，也有的镌刻于器物的口沿、盖沿或内边缘处。款识书体庄重隽秀，与同时期的金属器和瓷器款识相似。

明景泰款因伪款太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哪种款识可作为标准款识。但铸錾款、篆书款、仿宋体款以及双龙环抱款均被认定为伪款，可以排除。掐丝双勾款和阴刻款，目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作为景泰真款，但也只是情理逻辑的推论，尚不能枉下结论。

明嘉靖款为刻阴文直二行“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六字款。

明万历时期掐丝珐琅器的款识为双勾掐丝款（有的字内外填充珐琅釉），字数均为“大明万历年制”或“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楷书款。尤其以某年造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款识语气。字的排列顺序为直单行、直二行或横排。

清代掐丝珐琅器的款识多种多样，制款方法有铸錾，有刻，还有镂空款等。款识书体包括楷、篆、仿宋等（仿宋体始见于乾隆时期），其中以楷书居多。字数有四字和六字。框栏形式多为正方框和长方框。

2．胎骨和型制

明清掐丝珐琅器胎骨和型制方面总的趋势是：明代早期胎骨略厚，中晚期日趋减薄。清代从康熙时起，胎骨厚重坚实，到清末减薄。明代器物掐丝常有断裂现象，而清代由于铜质精纯并提高了烧制和打磨技术，这种现象基本消失。明代器物镀金较薄，常有磨脱现象，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镀金厚重，镀金技术远胜于明代，至今器物的镀金仍光彩照人。

明清二代掐丝珐琅器体积和型制从小到大，从简练到复杂，从陈设、祭祀到观赏实用。

3．纹饰图案

明清两代掐丝珐琅器的纹饰图案品种繁多，也经历了一个有简练到繁缛的过程。以缠枝莲纹为例，元末明初疏密有致，大花大叶、枝蔓伸展坚强有力，全部单线勾勒图案线条。枝叶呈串联状，并点缀数朵盛开的花朵，花朵饱满，花瓣短而肥腴，花心常呈桃形。明中晚期开始以双线勾勒轮廓线，布局趋于繁缛，但仍保留某些早期余韵。缠枝莲的花瓣趋于尖瘦，花心常呈“圭”字形或如意形。清代的缠枝莲纹枝蔓弯曲，布局繁密规整，极具图案性。基本以双线勾勒轮廓线，明代那种洒脱的韵味不复存在。

4．珐琅釉料

元末明初的掐丝珐琅器釉质细腻，色调纯正，鲜艳明快，具有水晶般透明感。通常以浅蓝色作地，间饰红、黄、白、绿、紫、深蓝等色釉。从明宣德晚期开始，釉色略显灰暗，光泽度降低。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地色除浅蓝色外，宝蓝色应用广泛。到万历年间，更出现了淡青、白等中间色地。珐琅色釉有所增加，新出现了赭、豆青、松石绿等色釉品种。

清代的珐琅釉料品种丰富，所用色釉达几十种之多。但其有一个共同点，皆不透亮。

珐琅釉料的另一特征是表面沙眼现象，是由于硼酸盐含量过高以及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作用所引起。工匠们常用“蜡补”的方法来补救，即用石蜡加入色粉制成色蜡，填充于沙眼之中。到乾隆时期，经改进工艺，杜绝了沙眼现象。

景泰蓝以它那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绚丽的艺术风采，在世界掐丝珐琅工艺中独树一帜。那些仿制的似是而非的景泰蓝赝品，无论在材料、质地还是艺术风格上均无法与明清制作的掐丝珐琅器相提并论。只要熟悉掌握明清掐丝珐琅器的制作、材料和艺术风格等特征，一望便可断定其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