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是的，河洛语是唐宋之前中国的通用语。

闽南话来自中原河洛地区，又称河洛语，堪称古代中国的普通话

闽南话就是泉、漳、厦、台等地闽南族群的母语，当然广义上潮汕话也应该被归到同一语系中。"离乡不离腔"，谨守祖训，和先辈中原河洛人把中原语言带到闽地一样，闽南人移居到哪里就把闽南话带到哪里，漳泉两地的闽南人同样把闽南话带到了台湾。

宝岛台湾的闽南话的主流腔调就是漳州与泉州两地腔调大概按55%：45%比例融合的结果（这和相对后开发地区厦门岛的闽南话由泉州腔与漳州腔大致对半混合的结果非常非常地类似。

通晓三地口音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比对比对），同样地，闽南人也在向外移居的同时将闽南话带到了浙江温州、台州、海南和海外东南亚等地。

扩展资料：

河洛话历史：

闽南方言又叫闽南话，也有人称之为“河洛话”或“福佬话”。闽南方言是在福建闽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闽南方言的形成时间，至今学者们的看法仍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至少在上古的末期南北朝已见端倪。

根据史书记载，北方的中原汉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因避战乱、平叛乱或逃灾荒等多次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北方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汉语，为闽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不能排除当时闽地土著语言（古越语）对闽南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不管是从当时汉人人数上的优势看，还是从闽南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所表现的特点看，可以说，在北方汉人带入的中原汉语跟本地土著语言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

中原汉语是占绝对优势的，虽然也吸收了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从现有材料看，那是很少很少的），但最后形成的无疑是以中原汉语为主体的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很高，虽然各地一致性的比例不完全一样。据初步统计，语音方面（声调只计调类，不计调值），至少有85％左右是相同的。

词汇方面，有人选择了2500个常用词语做比较（不考虑语音形式，只从词源角度比较），至少90％是相同的。所以，泉、漳、厦三地的人们口语交际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河洛话

河图洛书传说是诞生于河南省洛阳地区的关于“河出图”“洛出书”等相关故事的民间传说体系，主要包括龙马负图寺的传说、神龟献洛书等内容。 在中国孟津县会盟镇，黄河与其支流图河交汇处，相传即为“龙马负图”之地，建有龙马负图寺；而洛宁县西长水村，洛河与其支流玄沪河交汇处，相传是“神龟负书”之处，存有“洛出书”石碑。 2014年11月11日，河图洛书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说描绘了河图、洛书的由来：相传伏羲氏时期，黄河里浮出一匹龙马，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图形，这就是“河图”，伏羲氏依“河图”画出八卦，《周易》一书由此而来；大禹治水之时，洛河里浮出一只神龟，神龟的背上长有纹、圈、点，自列成组，这就是“洛书”，大禹对“洛书”进行阐释，此即《尚书》中的《洪范》篇。

河图洛书传说在河洛地区流传久远，先秦文学中也多有记载。《周易·系辞上》中就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孔安国、刘歆等也对“河图洛书”进行了阐释。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则首次附上了“河图洛书”的图案

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洛阳古都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以“河洛郎”南迁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河洛文化诞生在中原，繁荣在中原，并由此传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影响历史发展数千年。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值得称道、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　要]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层次性与针对性，及时性与适时性，合理性与科学性、综合性与特色性并重的科学、理性的原则。

[关键词]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原则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焦作、济源、沁阳一线为界”。[1]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区域文化，它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与地方特色；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曾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源泉与纽带。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显现于世人面前。河洛文化研究欣欣向荣，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但鉴于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们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针对性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涵盖内容丰富。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的说法到老子朴素自然的思想；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宋代洛学；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礼乐制度到当今河洛文化的丰厚意蕴。面对历史跨度绵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保护、开发、利用模式，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载体对象进行层次划分，实施保护、开发与利用方法也需要分级分层。1对于历史留存资料较多的河洛文化我们应该做好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在保存文本、实物资料同时，注意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永久性保存。2对于一些民间传说、民俗风物等文献记载不多而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河洛文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等应采取田野调查方式搜集、汇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民间的河洛文化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如果没有人采取有意识的保护措施，那早晚有一天会淹没无存，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3对于一些历史遗存、遗迹，它们存世数量相对较少，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应把它们列为重点、濒危对象来做以重点保护。针对这三种情况都应建立电子档案，随时了解它们情况，把保护工作做到位。

不同的河洛文化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各级部门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也应分阶梯进行。在具体实施中，应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适当开发的原则，形成国、省市、县、镇、村阶梯式层次，可以申非遗的积极申非遗，进入国家级别的保护视域。省、市、县、镇、村应逐级建立河洛文化名录体系，按照河洛文化人文价值大小进行备案。河洛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为防止对个别机构、个别人对河洛文化的滥用与过度开发，还应在省、市、县、镇、村逐级设置监督机构，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情况不时进行监督、监管，以保证河洛文化的来日方长，持续发展。

二、及时性与适时性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指向性，因而对其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生活在这一区域之中的个别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毕竟因为河洛文化存在的分散性、零散性、杂乱性，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仍存在很多的盲区与空白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应注重及时性与适时性原则。1及时性。早发现早抢救及时处理。对河洛文化的保护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应广泛查阅典籍，民间走访调查，发现一项，记录一项，汇总一项，研究一项，尽量全面收集相关真实资料。只要具有全面而真实的资料才能进行恰当的保护、开发与利用。2适时性。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无客观现实条件的，需要等时机成熟再做。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一项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名誉与经济利益提前或过度的开发、利用。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是个别人、个别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而是一项有规划有系统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1河洛文化种类、内容众多，搜集到的资料可能杂乱无章，这需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仔细的辨别、整理、归类、分析，使之条理有序。2河洛文化的开发、利用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合理的论证才能进行，尤其是对历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对于这方面，洛阳市政府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与努力。一经确立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放入市“十二五”发展之后，即邀请知名城市发展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进行设计规划，并组织各方面专家参与论证，从而确定一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是否实施。洛阳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政府效仿。3合理规划，统筹组织。对一些大的重点遗址、遗迹、产业园开发、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相互协调，不能各自为政，文物局、旅游局、规划局等部门不能为各自政绩，各搞一块或相互推诿，应相互通气沟通。4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出来辉煌而灿烂的文化，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合乎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符合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服务。

四、综合性与特色性

综合性即从宏观上审视河洛文化，着眼综合性保护、开发与利用，兼顾河洛文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地方政府应从广阔的视野，兼顾全局的视点进行河洛文化建设。1以“人为本，河洛文化为魂”的理念规划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种种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整治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历史街区、古建筑等，打造特色文化示范区，将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进而达到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三者的相辅相成。2围绕河洛文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宣传、提升河洛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河洛文化的精髓是精神性财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带给人们精神愉悦与享受的。在政府牵头、民间力量支持下诸如各种民俗馆、博物馆的展出、庙会、花会的举办、直观呈现各种艺术工艺、艺术技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享受与丰美的精神盛宴，也是河洛文化的多种形式与品质要素的展现，使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特色性则从具体微观细微河洛文化点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河洛文化特色鲜明，如洛阳牡丹花会、牡丹文化节虽以花为媒，观赏牡丹为主，但实际上却是融游园赏花、观光旅游、经济洽谈、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2012年牡丹文化节活动包括了龙门魏牌国际书法节，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伏牛山红叶节，洛阳美食节，黄河奇石展，秋季牡丹精品展等众多活动。一个花会、文化节涵盖众多的文化内容，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管窥豹了解感受河洛文化的精彩与精妙。牡丹花会、文化节的举办既是对牡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牡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因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其它河洛文化诸如豫剧、书画等提供了个案与范本。

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相辅相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以上四条原则，守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不愧对那些逝去的河洛人的馈赠，不愧对将来生活在河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区域范围研究洛阳示范学院学报，2005（1）

[2]杨天才，张善文周易中华书局，2011

基金项目：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编号2012AJ001）《最具中原特质的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问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冯军（1976-），辽宁营口人，文学博士，讲师，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工作，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