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根据你的描述 有以下方案供你参考

陈丕显，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区官连坑的1个农民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党员，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60余年的革命生涯。

　　1929年起，陈丕显同志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1935年初，陈丕显同志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丕显同志奉命到瑞金、信中等地寻找、联络部队，为赣南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促进生产，保障供给，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参加了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黄桥、车桥等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他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清乡”，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使苏中根据地扩大到2万多平方公里、800多万人口，拥有4个纵队的兵力，直接威胁着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管环境何等险恶，陈丕显同志一直坚持在苏中，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汪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同志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陈丕显同志参加了粟裕同志直接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1946年9月，党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主动撤离华中和两淮（淮安、淮阴），华中分局决定陈丕显同志留下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他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而且善于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1947年夏，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华中内线的兵力已发展到3个纵队，与山东兵团相呼应，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外线作战。嗣后，陈丕显同志随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华中地区共动员了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陈丕显同志领导华中地区军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1949年4月，陈丕显同志随军渡江南下，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繁荣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粮、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1952年2月，陈丕显同志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陈丕显同志一到上海，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丕显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积极的姿态，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1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陈丕显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是“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基地。陈丕显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亲属也受到株连。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陈丕显同志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对党忠贞，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人的铮铮铁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身处危境，还尽一切可能保护受迫害的干部。

　　1977年陈丕显同志恢复工作后，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调湖北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纠正“左”的错误影响，冲破“2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经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湖北省经济的进1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陈丕显同志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并积极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陈丕显同志协助彭真同志，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工作中，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丕显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丕显同志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衷心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对党的事业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陈丕显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从“红小鬼”到八旬老人，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他相信群众，热爱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坚持走群众路线。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尤其关心老区的经济发展和老区人民的生活改善。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青少年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下一代的成长。

　　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不顾体弱多病，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担任全国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我国老龄事业付出了辛劳。

　　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廉洁奉公，反腐倡廉。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

　　陈丕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1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陈丕显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陈丕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8月23日凌晨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不懂追问，望采纳，你的采纳是我答题的动力。

纪念陈丕显

　陈丕显1929年7月参加罗化成领导的南阳暴动；9月加入共青团,并当选为少共南阳区儿童团总团长。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选为少先队中央总队执行委员。1932年6月被选为少共福建省委常委，后任少共福建省儿童局书记。1933年初调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工作；5月任少共闽赣省委儿童局书记；7月被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教育委员人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坚持敌后斗争。不久，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1935年4月初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最后突围的赣南军区部队80余人，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汇合，后被确定为赣粤边特委领导。从此，和项英、陈毅等一起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无数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到瑞金、信丰等地寻找红军游击队，为赣南(赣粤边)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后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促进生产，保障供给，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参加了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车桥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清乡”，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1946年6月，参加了粟裕直接指挥的苏中战斗，担负繁重的支前任务，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同年9月，受华中分局委派留守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而且善于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1947年夏，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华中内线的兵力已发展到三个纵队，与山东兵团相呼应，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外线作战。在淮海战役中，领导华中地区共动员了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推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1949年4月，渡江南下后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为建立新解放区人民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繁荣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粮、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战前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

1952年2月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繁重任务面前，协助陈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娼、禁赌，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 与市委其他同志一道，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10年之久。其亲属也受到株连。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保护了一批受迫害的干部，表现了***人的铮铮铁骨。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调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期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经济。同时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同时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积极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在协助彭真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工作中，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曾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离开一线领导工作岗位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老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并且十分关注下一代的成长。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担任全国老龄委名誉主任，为老龄事业付出了辛劳。1995年8月在北京逝世。

陈丕显是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其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

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 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思想

1． 老子的天道无为与自然观念

人要效法天，为何？天下“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上也生长作育万物于人，没有自私的目的，没有对立条件的要求，只有给与，没有要求收回什么，万物以它而生，而灭，都是自然的现象。自，便是天道自己本身。然，便是天道自己本身本来当然的为此而已，没别的理由可说。自然，便是天道本身自己当然的法则是如此的。

老子有名的“无为”学说，便是根据他自己天道自然的至理，用“无为”一辞来说明天道的境界和功能。“无为”与“无不为”便是他自己解释“无为”的道理，并非不作。“无不为”是道体虽然“无为”但即具有生生不已的功能和作用。天道“无为”“无不为”说明人应效法天地，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做到真能无私而大公的标准，才是天理的固然。

2． 老子对仁义于圣人的观念

争王称霸的作为，以行仁由义为号召，功利观念普遍流行，动称圣人，随口仁义的理论屡见不鲜，老子才不得不严加驳斥，形同谩骂了。而他认为真圣人，救世淑人，犹如天地之心一样，平等无私，更无目的与条件，行其义所当为而已。真圣人也该“无为”“无不为”的。

3． 有关老子政治思想的误解

有关“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古代“国”仍做地方行政单位名称用，分封到某地上任时用国，而“天下”则指代我们所言世界与国家。“小国寡民”指出了作者地方自治的理想，“老死不相相往来”说明天下人要道德自觉与自治，才可化民成俗。“老死不相往来”在现代的公寓里常有，是法治自由社会常有的现象，他只是代表了一种天下太平的理性境界。除了地方自治，道德政治与自觉政治以为，它对于天下（即如今之国家）政治的观念，是主张统一的德治，如，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4． 老子被人陷害为阴谋权术的教唆者

“将欲壑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老子指出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法则的因果律，告诉人们“天道好还”，“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道理，如果不从自然的道德去做，而只以权诈争夺为事的，最后终归失败。

5． 老子政治思想的重心

道经与德经各自分开，并不合一，道是其体，德是其勇。道为内圣自养之学的重心哲学，以德为处世及为政外用的重心。

（1）贬斥权谋，主张以长厚自处。

（2）诸侯建国分治，地方自治政治思想。

（3）主张政治统一，且以德化一统。

（4）抱怨以德。

6． 老子摄生养生的学术

（1）人手立基虚极精笃的养静论：修养恢复到生命原型的静态，才合于常道。

（2）由静极进于绵绵若存的养神论：人要修到长存不死的成果，由养静，养神而到达“谷神”的境界。

（3）辅助养静养神的养气论：一个人，若能修养到精神魂魄结合为一，而不离散，心志与气机往来专一，到达柔弱如婴儿的状况，洗涤心智，而不留丝毫的垢疵，便可达到“天门开阖，能天雌乎”完全雄阳的境界。

（4）恍惚至精的道妙：恍惚，并非昏迷或糊涂，是形容心神灵明静然的境界。说明养静，养神，养气的成果，合于道成德酒，涵容万类真实的情况，一个人的修养，如果到达这种境界，对于精神的妙用，便可自有把握的见到他的信验了。

（5）摄生养生的成果：修养成果的身心状况，永远犹如婴儿尚未成孩的境界，也即“返老还童”。

7． 道教的《清静经》

《清静经》极力仿效佛教《心经》，与儒释道之教思想融会贯通，估禅宗五祖为之评价：“后世依次修行，亦可以入道矣。”《清静经》不但可以代表道家与道教的必读之书，如要了解晚唐以后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会贯通的情形，也是必读之书。

如云：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玩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省玩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翻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惟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悟，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应物，真常得住。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老君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著之者，不名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犹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

========================

孟子

--------------------------------------------------------------------------------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唐玄宗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尊他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为其上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清 初，孔子更加显贵，被清帝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每逢帝王们祭祀孔子时，旁边总会有一位儒家学派的大学者陪着孔子享祭。他同样拥有崇高尊号：“邹国亚圣公”。显然，在儒家学派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这位大学者便是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孟子，名轲，字子舆，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主要思想：

⒈政治上——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反对武力兼并，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治天下。并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仁政”，恢复井田制度，省刑薄赋，达到“黎民不饥不寒”，以缓和阶级矛盾。

⒉道德上——肯定人性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信等天赋道德意识。并对仁、义、礼、智、信等有独到的见解，系统的阐述和具体的要求。

⒊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认为“逸居而教，则近于禽兽”，教人注重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已”，要求达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⒋世界观——由于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

孙武

孙武(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亦称孙子，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博兴)人。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我国军事理论的奠基者。著有《孙子兵法》传世，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

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王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672年，陈国内部发生政变，陈太子被杀，孙武的直系远祖陈完受到牵连，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

齐桓公见陈完颇有才干。授予他“工五”即管理手工业事务的长官之职。陈完在齐国定居以后，改姓田，田氏遂在齐国扎根，直到最后喧宾夺主，最后把姜姓的齐国改成了田氏。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孙武的祖父)，做了齐国的大夫，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孙武的父亲)，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

孙武大约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

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不断向中原学习，以求摆脱楚国控制，富国强兵。晋国看到吴国的兴起可以牵制的楚国，减少对中原的压力，所以派人入吴传授中原文化，尤其是帮助吴国按中原兵制进行改革以增强军事实力。吴国也对中原文明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吴王寿梦的儿子季札，就受到过孔子的赞扬，认为他“懂礼”。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山东逃奔到南方的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在吴都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避隐深居。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通过伍子胥的帮助，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和公子庆忌，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

阖闾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乐，不近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

这时，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吴王不信。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周敬王四年(前516年)，吴王阖闾亲自召见孙武。孙武见了阖闾，便把自己所写的13篇《孙子兵法》，一篇一篇地呈给阖闾看。阖闾每看一篇，都拍案叫绝。吴王欲试孙武用兵，就说：“先生所著兵法十三篇，我都拜读过了，那里面所淡，甚是精妙，不知您的理论，可不可以拿来实地操练一下”孙子答道：“当然可以。”阖闾又说：“可以就近调我宫里的妇女来演练吗”孙子回答：“自然可以。”于是出宫女一百八十人交他操练，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两个宠姬分任两队队长。然后要他们全体持戟，准备操练。孙武向他们发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回答：“知道!”孙武号令他们：“我发令向前，你们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号令交待清楚，便陈设出斧钺等刑具以示警戒，又。“三令而五申之”，反复说明。于是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都大笑起来。孙武讲：“约束不明，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三令五申地交待好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这些既已交待明白，却不依号令去做，这乃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要斩两位队长。台上观看的吴王见要斩他的爱姬，大吃一惊，忙派人传令：“我已经晓得将军善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他们。”孙武说：”我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依次用后二人为队长，再击鼓操练，向左向右，上前退后，跪下起立，无不符合命令和纪律要求，全体肃然，没一个敢出声。这时，孙武派人向武王报告：“队伍已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试来看看，听凭大王怎样使用他们，即使叫他们赴汤蹈火，都是可以办到的。”吴王知道孙武真的善于用兵，终于用他做了将军。这件事，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武做为一名将军的风采和品格。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参见吴楚争霸战争)。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油(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参见柏举之战)。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在吴王北上与齐晋争霸的斗争中，孙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此后，孙武隐居，不知所终。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不但是我国最早的兵书，也不仅在军事理论方面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而且在军事哲学方面也堪称民族智慧的结晶。《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丰富而深邃，最早涉及战争全局问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战争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其中，尤其重视“民”对战争的态度，主张修明政治，予民拟利，用亩大而税轻的办法以争取民心。提出“先胜而后求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指导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首次概括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普遍的军事规律。注重全面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奇正等矛盾双方，总结出“以正合，以奇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因敌而制胜”等若干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指导原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孙子兵法》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北宋时，《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被誉为“兵学圣典”或“兵经”。孙武也成为我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鼻祖，被后世誉为“兵圣”。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孙子兵法》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只要《孙子兵法》存在，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兵书都只能是第二流的。

避隐吴国著兵法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

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

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

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

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

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

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

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

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

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

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

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

《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

，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

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

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

，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

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

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

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

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

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

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

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

。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

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

，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

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

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

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

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

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

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

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

韩 非 子 的 思 想

韩 非 子 师 承 荀 子 ，但 却 提 出 许 多 超 越 儒 家 的 新 观 点 ，写 下 不 少 伟 大 著作 ，是 战 国 时 期 法 家 的 代 表 。

《 韩 非 子 》通 过 许 多 寓 言 故 事 ， 系 统 地 阐 明 法 、术 、势 的 法 制 理 论 。 他 的 著 作 总 结 了 古 代 国 君 的 得 失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抱 负 和 主 张 ， 例 如 ：《 孤 愤 》、《 五 蠹 》、内 外《 储 说 》等 。其 中《 自 相 矛 盾 》和《 守 株 待 兔 》便 是 有 趣 的 寓 言 故 事 。

法 家 思 想 ：

一 、天 不 能 决 定 人 事 吉 凶 ，人 定 胜 天。

二 、人 不 应 该 违 背 自 然 规 律 ，而 要 把 天 当 作 物 类 来 利 用。

三 、国 家 要 富 强 ，要 靠 耕 战 ，耕 是 搞 好 农 业 生 产 ， 战 是 加 强 战 备。

四 、法 治 比 德 治 更 适 合 于 当 时 社 会 ，因 为 社 会 发 展 变 化 了，一 切 事 物 也 随 之 变 化 ，因 此 具 体 措 施 也 应 改 变 。

五 、法 治 讲 求 法 术 、法 令 ，要 让 人 人 皆 知 ，坚 决执 行。是 国 君 驾 驭 群 臣 的 方 法 ，是 国 君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力 和 威 势 。

1977年陈丕显同志恢复工作后，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调湖北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纠正“左”的错误影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经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陈丕显1929年7月参加罗化成领导的南阳暴动；9月加入共青团,并当选为少共南阳区儿童团总团长。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选为少先队中央总队执行委员。1932年6月被选为少共福建省委常委，后任少共福建省儿童局书记。1933年初调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工作；5月任少共闽赣省委儿童局书记；7月被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教育委员人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坚持敌后斗争。不久，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1935年4月初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最后突围的赣南军区部队80余人，到达油山与先行到达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汇合，后被确定为赣粤边特委领导。从此，和项英、陈毅等一起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无数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到瑞金、信丰等地寻找红军游击队，为赣南(赣粤边)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后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促进生产，保障供给，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参加了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车桥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清乡”，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