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国内外研究现状如下：

翻译目的论的提出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它被引进中国也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目的论进行较全面的探讨，包括它的形成和发展，优点和局限性，它与传统翻译理论的主要区别以及它在实践领域方面的应用。

目的论，行为理论，局限性，传统翻译理论。

目的论是汉斯，弗米尔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创立的翻译理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它的提出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

目的论面世以来，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目的论的形成和发展，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它在实践领域方面的应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期望读者能通过阅读本文而对目的论有更全面清晰的了解。

一、目的论的研究现状。

目的论的主要思想在弗米尔与他的导师赖斯合作的《普通翻译理论基础》里有系统的阐述。它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赖斯的研究是目的论形成的基础。

赖斯在以“对等”（译文应该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交际功能上对等）为研究的实践中发现有时译文与原文不可能达到完全等值的，有时这种等值是不应该追求的，因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译文行不同的要求，译者应该优先考虑的因素是译文的功能特征而小足对等原则。弗米尔在他导师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以“对等”为中心的等值论。

以“行为”理论为基础创立了目的论。他认为，翻译研究不能单单依靠语言学，因为第一，翻译并不单单是甚至并不主要是语言过程，第二，语言学还没有提出真正针对翻译困难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翻译行为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应该在目的的指引下，考虑一切与翻译有关的因素，从而选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预期目的。

中医学是我国古代科技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以博大精深的医理，神验奇效的医术济世救人，传承数千载。

而中医古籍即是蕴藏、保存、传播这份珍贵遗产的知识载体，它记载了祖国医学深厚的理论体系，历朝历代医学家防病治病的临床经验和方药研究成果

现在中医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也慢慢的被人们所接受了，很多人都会通过中医中药来调理身体，也会通过中医疗法来治病，中医治病的方法都是来自于这些古籍中。

中医古籍是用来传统中医知识的关键，很多古代的一些知识、经验都经过记载最后传到我们现在人的手里。

中医古籍不仅是中医学术的载体，还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翻译中医古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刘知几对于历史与史学更革变化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中间也是十分突出的, 因

此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认识对于理解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有着非常典型的意义。

一、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对于中国史学变革大势的认识, 从《尚书》、《春秋》到唐代, 刘知几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这个时期, “文之将史, 其流一焉”, 文与史混然为一。二是以三史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这一时期历史著作不多, 为文初尚丽词, 然尚能据实而书, 《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三是两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的史学, 刘知几常以

“近古( 或近代) 诸史”名之。

( 二) 提出“今古异同, 取叶随时”的主张

历史在不断变化, 史学著作要能反映这种变化,沟通古今, 让后人对前人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他认为“盖取叶随时, 不籍稽古”, 能反映历史变化的真实情况才是正着。《史通？一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撮其要者约为二端。

其一, 用当时语言, 直书其事。其二, 前史之所未安, 后史之所宜革。

( 三) 师古而不泥古, 才能有利于史学的更新发展

刘知几一方面强调历史著述“取叶随时”、“不籍稽古”; 另一方面又提出模拟古人, 即“师古”问题。

二、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形成

( 一) 千古史学纳诸胸中, 为其讨论史学变革、变化奠定了基础

刘知几总角之年即开始习史, 对历史的爱好使他“耻以文士得名, 期以述者自命”, 勤勤于史学大半生。所谓学富才能汇通, 汇通之中才能见出变化。这是他史学变革思想形成的基础。

( 二) 区分类聚的研究方法, 有利于排列史事、总结得失、对比古今、见出递变

刘知几的区分类聚首先是从具体分析入手, 弄清每一史书的细节内容, 得失利害, 然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排比综合, 条分类归, 勒成一个个事目, 叙述从古代一直到唐代的演变情况。

( 三) 敢述前非的批判精神, 帮助他找到史学变革的突破口

中国学术思想一向强调继承性研究, 所谓有容乃大, 而批判性研究则不大为人所称道。《史通》作

为史学批评性著作, 充分体现了刘知几追求真理、敢于批评的精神。

( 四) 时代为他史学变革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

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史学走向自觉反省的时期。刘知几适逢其时, 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 对整个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为以后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对刘知几史学变革思想的评论

第一, 从整个史学发展上看,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在中国旧史学家中间是很突出的, 对史学变革

加以研究总结, 并且颇有建树, 他应该说是第一人。

第二, 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特别注意与历史变化联系起来看。这种认识比之商鞅、韩非子等人随便说到上古、中古、当今之类, 不仅自觉性强, 而且具体, 又有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 其进一步发展就是今日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了。

第三, 以批评为史学变革的手段。刘知几讨论史学变革问题都是通过批评以往史学的方式完成的, 这构成了他史学变革论的又一个明显特点。

当然, 对刘知几的史学变革论我们也要看到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刘知几过多地强调写史要遵循成

例, 批评别人唯以其例评断是非, 缺少变通精神。

　　四大译经师分别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鸠摩罗什大师(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

　　真谛大师

　　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 —569) 。《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 历事众师,先习外典, 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 年开始译经, 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 二十三年中, 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 合二百七十八卷, 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 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 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 “法师(真谛) 既妙解声, 善识方言, 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 精解此土音义, 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 尽量少夹梵字译音, 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 循环辨释, 翻复郑重, 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 译风严谨。

　　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 “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 , 词理圆备, 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

　　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 “翻译之事殊难, 不可存于华绮, 若一字参差, 则理越胡越, 乃可质而得义, 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 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 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

　　玄奘大师

　　第三位是玄奘(600 —664) , 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 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 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 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 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 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玄奘译经的质量, 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 即可批玩”(《续高僧传》) 。《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 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 又深通佛理, 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

　　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 圆满调和, 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 正如柏乐天所说, 他“是把原文读熟了, 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 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 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 组织严密而完备, 从译主到监护大使, 前后共十一道程序, 层层把关,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 、“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三个层面, 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

　　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 所谓“不翻”就是音译, 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 “秘密故”) 、多义词( “含义多故”) 、中国没有的物名( “此无故”) 、久已通行的音译词( “顺古故”) 、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 “生善故”) ,皆宜不翻, 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 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 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 玄奘的“五不翻”理论, 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 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 以及文化交流,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 稍有不慎, 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 是“正穿屈曲崎岖路, 又听钩舟格磔声”了。

　　不空三藏

　　最后一位是不空(705 —774) 。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 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 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 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 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

　　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 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 他刻苦学法, “通彻”所译诸经, 并遍游天竺, 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 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 大小利经论二十部, 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 凡是所译经文, 必须经过悉心研究, 然后动笔翻译。

　　所以他翻译的经文, 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 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 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 受到“朝野倾心敬奉”, 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

丰富学者的学术视野。学习中国翻译史笔记可以丰富学者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学者的学术创新思维，有助于形 成从理论上对翻译学研究的更深入的分析，更加全面地认识和重视翻译艺术，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当许多的国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一四八年。根据翻译的内容，可以把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东汉至北宋时期

　这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一千四百多年。

　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他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过些时候娄迦谶来到我国，他也翻译了十多部佛经，他的学生支亮，支亮的弟子支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望的人；还有一个名叫竺法护的人，他也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的广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深，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一个翻译巨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走向衰落。

　佛经的翻译，对中国影响的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由于佛教思想是一种迷信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国家和民族，比如亚洲的国家和民族，迷信思想严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在文化上的影响有语言、文学、学术思想等，尤其在语言方面，非常显著，不仅吸收了梵语词，还利用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刹那、因缘、天堂、地狱等，语法的长定语、倒装句也多起来。其他的如音韵学、雕刻、建筑、音乐、绘画等都有佛教的烙印，敦煌艺术就是明显的例子。

　二、明朝至五四运动时期

　这是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全作，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　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严氏选材严谨，态度认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的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林氏不懂外文，是靠别人口译给他，他再用古文笔译出来的。译作中错漏较多，但他的译作使中国认识了一些世界一流作家，了解外国的生活，无形中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这是有功于中国作家和读者们的。

　西方的文化科学的介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是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有密切的关系。

　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

　“五四”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的翻译业，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内容来说，我国开始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文艺理论、苏俄及各国的进步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比如《俄国***党章》、《***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就是这一期的译品。这些译品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文学方面，如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作品，法国作家雨果、莫泊桑的作品，也陆续介绍进来。从形式来说，白说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在译本中占了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比较有成就的翻译家有成仿吾、郁达夫、曹靖云、韦素园、冯至、梁实秋、周作人、胡适、田汉、傅雷等；影响的有鲁迅和瞿秋白。鲁迅的译约占全集的一半以上，的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还进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组织翻译工作，如组织未名社，对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的译作也占本人文集的二分之一，他是马、恩、列关于文学之经典理论最早的有系统的介绍者；还翻译了普希多、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译的《海燕》，至今读来脍灸人口。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马列主义的输入，苏俄及其他进少文化的引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四、新中国成立至今时期

　中国的解放，也给翻译工作得到了大解放。翻译工作因而进入了一个最兴盛、最光荣的时期。译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飞跃发展，翻译理论日臻完善。这时期的翻译工作有四大特点：第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之下，坚持为了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大量地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论著。第二、翻译作品不仅质量上数量上都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任何年代，而且范围扩大，翻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也介绍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第三、翻译的任务有新的变化，不但要译进来，而且也肩负着译出去的任务，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我国丰富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外国人。第四、翻译的原则比较统一了，翻译的标准逐渐走向一致，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

中国的翻译史上的五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两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

两汉至唐宋的佛教翻译：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

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

根据具体问题类型，进行步骤拆解／原因原理分析／内容拓展等。

具体步骤如下：／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

西学强烈冲击中国传统典籍经史子集的内容格局，其中最具时代特点、对近代以来学术文化乃至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以下三类图书：译书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的译书主要是宗教内容，明末清初出现少量科学著作翻译。近代以来的译书分为两个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前主要集中在与制船造炮等近代工业有关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甲午战争之后，翻译重点转向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学说、经济法律等方面。近代工具书的变化：伴随着西学东渐，近代工具书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中国固有的工具书类型开始借鉴西方的编制方法而走向现代化，如字典、词典；二是一些产生于西方的工具书类型被引进中国，如百科全书、年鉴、索引等。变化的结果是中国的工具书编纂在整体上由古代阶段演进到现代阶段，较为完整的工具书体系逐渐形成。近代教科书的变化：在中国古代，虽有识字启蒙的字书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图书类型。

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堂后，以传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教科书及学堂辅助读物才开始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