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

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文化成果不胜枚举，其中有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过，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宋朝科技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

宋代社会新变化的三大表现：

1、北宋初，崇尚节俭，衣服上不得缀珠玉，普通百姓只能着黑白两色衣服。后来，奢侈之风，统治者衣服华丽。

2、食品有二百多种，夜市上有小吃，南方人吃鱼，肉食以羊肉为主。百姓多为低矮的茅屋，贵族官僚的宅第相当宏丽。

3、宋缺马，人们多用牛车，也有驴车，当名，达官贵人出门坐轿子。

宋代社会特点：

宋代的文化倾向于内省、精致，搭载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兼容精神及创新思想，强调理性和平等，在我国的文化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评价宋朝的文化：“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见宋朝的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之高。宋代文化承继汉唐同时又开启明清，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

　　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繁荣的朝代，分为南宋和北宋，宋朝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良好，经济实力远远高于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新时代。

　　两宋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理学思想的形成使文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影响深远，宋朝对于前朝的经济，文制度都有不断继承和创新。

　　制度都有不断继承和创新。

　　宋朝有开明的政治，文化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作为唐朝后的一个朝代，不但继承了前朝的文化而且还将文化繁荣发展。

　　一、宋明理学文化的发展

　　理学是宋朝推崇的新儒家思想学说，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其发展的同时，佛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学习两种文化的特点使自身得到提升。

　　1、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理学的主要派别，是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周敦颐，朱熹等，程朱理学的特点是复兴儒学。

　　将伦理道德和人文信仰更加系统，有逻辑性，真理性，理学具有自主意识，在政治中主张道德统一，抑制中央集权，支持民间百姓参政议政。理学抽象性的“天理”“天道”是古代哲学最优秀的伦理道德体系。

　　2、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主要代表人物有陆九渊，王阳明等认为宇宙万物的道德主体是人的本心，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世界万物只要发自内心的反省就能得到天理。心学主要强调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行为由自身决定。

　　二、宋明理学的影响

　　1、积极影响

　　宋明理学是以儒家哲学思想占主要指导地位，理学注重伦理道德和精神责任，为中国人民塑造性格奠定了基础。

　　心学使人类的思想更加积极活跃。而且宋明理学抑制了中央集权制度，开启了忠君的高潮，内部逐渐统一，社会相对稳定。

　　没有内部大臣们的权力之争，一致对外，促进了宋朝文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灿烂的文化瑰宝。

　　2、消极影响

　　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护专制统治，抑制了人们的自然欲望，社会上重文轻武的风气越发严重，文人变得迂腐，使国家的军事实力减弱，为妇女灌输贞洁思想，受到严重压迫。

　　三、宋朝文化繁荣的原因

　　宋朝有众多文人墨客和优秀的知识才子，在社会阶层方面，继承并完善了前唐的科举制度，使唐朝的世族子弟得到充分瓦解。

　　社会人更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身份，社会风气得到很大改变。在儒学方面，理学的出现，对于儒学推陈出新，改变了对佛教和道教的看法。

　　技术方面，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诞生，并撤销了唐朝禁止私人印书的禁令，社会上图书量增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读书的便利条件。

　　经济方面，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品众多，使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现象得到了有效改善，以上多种因素促使宋朝文化走向繁荣。

　　四、宋朝文化繁荣的体现

　　1、学术

　　宋明理学完成了新儒学说，成功的使儒，道，佛三种文化共同发展，即为古文运动。

　　2、文学

　　宋朝文学艺术出彩又发达，主要以词，诗，散文，戏曲的形式出现，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词人，例如苏轼，辛弃疾，欧阳修，陆游，李清照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科技

　　我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宋朝时期发明的，有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还发明了用于战事防御的盔甲，在我国古代科技领域达到巅峰地位，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五、宋朝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文化的兴起，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宋朝有强大的生产力，百姓的消费能力也很高。

　　1、科举制的完善带动消费水平提升

　　自从宋朝将唐朝的科举制完善后，大量爱好读书的人不再受限制，所以社会上对书籍和笔墨纸砚的需求大量增加，随之此方面的消费也不断增长。

　　2、宋朝文化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宋代是一个文化大国，社会上经常举办文化活动，会有众多感兴趣的人参与，文化活动必然少不了客栈和酒楼的服务，以及茶酒餐饮服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商业买卖，许多经商的人纷纷开展商铺客栈等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又取得了较高的收益。

　　3、宋朝文化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文化的传播使众多百姓在教育方面宗教方面等得到了就业岗位，社会矛盾日益减少，解决了众多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使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明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不但促进了宋朝文化繁荣，而且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使古代封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主要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主要复兴儒学思想，将道德伦理和人文信仰系统化真理化，做到“天理”“天道”，陆王心学主要强调宇宙万物从内心自省。

　　虽然宋明理学两种学说各有利弊，但是宋朝文化繁荣主要表现在文学，科技，学术三个方面，而且宋朝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宋朝四大发明技术为后世朝代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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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文化：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系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21] 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2] 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23]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4] 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25]；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