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这种诀窍，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从中可一窥清代官场特别是晚清官场的腐败程度。

政治学家、哲学史家林同济先生在《文化形态史观》中，曾列举了中国封建官场上流行的许多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宦术”在清代官场上可谓一应俱全。

林同济对“宦术”如此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虽然这是对整个古代官场“宦术”的概括，实则更为清代“宦术”之大略也。

下面着重盘点几种清代官场上最为流行的“宦术”。

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显宦的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宦术”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多少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与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大有关系。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获得“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则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曹振镛不仅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考，华中堂的原型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宦术”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钳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报喜不报忧。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宦术”给吏治、世风带来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一位正直的无名氏作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

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通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宦术”。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此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一个具体表现是，当王文韶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总是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晚清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

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见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

譬如翁同龢，他是个经历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

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先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向奕劻吹嘘自己“深通洋务”。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这种风气的浸染，由“方”变“圆”，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

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在位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所谓的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都在这张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唯上是从：英国人威妥玛的见闻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极盛。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忘（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Yes”），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在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康熙他这时候上书房在畅春园无逸斋，就是避免他的子孙贪玩，要无逸，不要闲着，不要贪玩，不要贪图享乐。

凌晨三点到五点，寅正是凌晨四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开始复习头一天的功课，要有一个时辰的时间，要有两个小时，皇太子在这个时候才13岁，凌晨三点钟就要到无逸斋书房，他起床时间当然是更早，这是寅时。

卯时，就是凌晨五点到七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达哈塔，汉文的师傅汤斌等到了上书房，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让皇子背书，皇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然后汉文师傅再给他划下面一段，接着背下面一段。

底下就是辰时，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来，康熙来了之后落座，就说要背书，就让他的儿子背书，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皇子就背，背完了以后，果然一字不错

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这样一段一段地学，这时候有了大臣说，说是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康熙说必须背足120遍。

然后就问其他那几个师傅，说刚才背的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了，说是太子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说你们不能表扬他，要多批评他们，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就处理他政事去了

巳时，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记得这一天已经是数伏了，很热，皇子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不许摇扇子，正襟危坐，这时候写字，每一个字要写100遍，来练习书法。

底下就到了午时，十一点到一点，就到了午饭的时候，侍卫就送上饭来，皇子们也让老师吃饭，老师跪着接了饭，然后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前头功课。

底下就到了未时，就是一点到三点，这时候皇子们到了无逸斋的外面是一个院，那儿有靶，射箭，一个是休息一下，一个是体育活动，一个是练习骑射，练习武艺。

申时，就是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还让这些皇子们背，他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背。

底下是酉时，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射，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做“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

从凌晨三点到晚上七点，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做“无间寒暑”，天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