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吴越曲·浙东浙南之旅·天一阁·“江南书城”

在宁波月湖之西，有一座古朴的建筑。它就是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范钦兴建的有“江南书城”之誉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藏书楼。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浙江藏书历史悠久。藏书成为文人雅士的一大爱好。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中感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据今人吴晗统计，自晋至清，浙江私人藏书家达三百五十九人，藏书楼有名可稽的就有一百八十处。然而，由于水火兵燹等种种原因，真正能够“藏之久而不散”者，却是寥如晨星。因此，天一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

范钦被后人尊称为“范司马”，这位明嘉靖年间的进士，足迹布及半个中国，最后官至兵部右侍郎。他为人耿直，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蒙受冤狱，遭廷杖之罚。后又因秉公执法而得罪过权臣严世蕃。但最让范钦青史留名的，却应数他遗留给后世的这座藏书楼。《鄞县志》便记载，范钦“性喜藏书，起天一阁，购海内异本，列为四部。尤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人集未传世者。浙东藏书家，以天一阁为第一，有功文献甚大”。

范钦爱书成癖，每到一地，总是多方搜访当地之古籍，尽力收购，或雇人钞录。他的藏书有不少得之于当时另一位藏书家丰坊的万卷楼。著名学者王世贞与范钦互相仰慕，相约互钞书籍。范钦因此增加了不少钞本，最后藏书数达七万余卷。

范钦的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天一阁是他辞官归里后辟建的。据清学者全祖望记载，建阁之初，曾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范钦大喜，以为正合《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即以“天一”为阁名。楼前是天一池，蓄水防火。阁分上下两层，上层藏书处是一大通间，中间隔以书橱。下层六间，如此设计，暗含“天一地六”。天一阁的声名远播，以致连那位下诏编修《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也“不耻下问”，命人前来索取图样，以仿天一阁的构式，兴造其南北七阁。

当然，天一阁能够垂世四百余载，其主要原因是范钦及其后人严密的保护措施。阮元曾记载，天一阁“阁前略有池石，与阛阓相远，宽闲静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藏书楼远离住宅，又有严格的防火措施，使天一阁免遭火灾。而中国古代藏书楼毁于一炬者，却是不可胜数的。钱谦益的绛云楼就是一例。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中记载：某日“其 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炧，误落纸堆中，遂燃。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弥天，不及救，仓皇走出。俄顷，楼与书俱尽”。

范钦及其后人为保护好藏书，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禁约。例如：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即参与祭祖)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

范钦的侄子范大澈，性喜读书。“月俸所入，辄以聚书”，还精于识别版本，初版、原版、膺本、纸质的优劣能一眼识破，时人称其“怪雅异集”。他到天一阁借书，常遭拒绝。于是发愤搜集海内异书秘本，建“西园”“卧云山房”以藏书。每得一奇书，便备酒宴，邀叔父前来观赏。范钦每见侄子购到天一阁所无之书，则羡慕之至，爱不释手，常“默然而去”。真是两代“书痴”。

如此“书痴”当然不仅限于范姓。民间流传的这则故事，主人公就是一位钱姓女子：嘉庆年间，宁波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闻天一阁藏书甚丰，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这位嗜书的女子心中神往，遂绣芸草数百本，托太守为媒嫁与范氏后裔范邦柱，以求能登阁观书，并一见芸草。不料族规禁止妇女登阁。钱绣芸因此忧郁得病，含恨以终。临终前央求丈夫：“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右，妾瞑目矣。”

史志记载，第一个开了阁禁的是浙东学派创始人黄梨洲(宗羲)先生。因为梨洲先生的道德、文章受到时人的敬仰，范氏各房准许他登上了书楼。他读到了不少奇书异本，并“取其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此后一二百年中，得幸登阁的著名学者，有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十余人。

今天我们读到清阮元“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的楹联，情不自禁地还会想到嘉惠后人的藏书家范钦，想到继承其业绩的范氏后人，以及天一阁几百年来艰难的历程。相传，范钦晚年与书阁为伴，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临终时将家产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份是万两白银。儿子大冲选择了天一阁的万卷藏书，并且发展了父业。天一阁传到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手上，正值乾隆皇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下诏采访天下遗书，其中点到了天一阁。范懋柱进呈的六百三十八种珍贵古籍，后来并未如数发还。以后的岁月中，天一阁又饱经劫难，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仅存藏书一万三千余卷。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是的

据新华社杭州12月16日专电经历了430多年风雨坎坷，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

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

江南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的辟疆园。园林艺术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营造人居环境的漫长建城历史过程中，不断积淀、演化形成的。到了明代具有宁波地方特征的天一阁园林也因此悄然掀起。天一阁园林在古今交融中成长，秀色美景。凝视它，能真实地体会到曾经的文化气息，真切地感受它的时代脉搏。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懮患火灾。

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干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巴搜罗空间。在文化数据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象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它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鳖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迭迭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以上内容皆选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

1、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在中国古代，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文渊阁琉璃瓦采用黑色寄予着藏书防火之意。灰色的外墙，绿色的廊柱与雕花窗栏肃穆雅致，屋顶彩画绘着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呈现一股淡然悠长的意境。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辽宁沈阳故宫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建筑格局与文渊阁一样脱胎于天一阁，修建于1781年。

　　文溯阁有“溯涧求本”之意。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

　　袁世凯北京称帝后，文溯阁内的《四库全书》运抵北京，成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礼物，文化典籍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1922年，冷落故宫多日的《四库全书》被清室盯上，欲卖给日本人，在这危急时刻，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挺身而出，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良知与爱国心振臂高呼，挽救了国宝的命运。1931年，在张学良等人的呼告下，《四库全书》回到了它的“家中”文溯阁。“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文溯阁落入日本人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3、北京圆明园文源阁

　　1861年11月25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奋笔疾书，愤怒地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

　　这位老人就是雨果，他矛头所指向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火烧圆明园。染红夜空的大火不仅仅是民族之痛，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就在这场浩劫中，一座藏书楼也在烈焰冲天中化为断砖残瓦。

　　圆明园内的这座藏书楼名为文源阁，始建于1774年秋，次年春天完工，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第三抄写本藏于此。

　　据历史记载，文源阁内藏书《四库全书》页首印有“文源阁宝”“古稀天子”之印；页末则印“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喜欢浮华与奢侈的乾隆自文源阁修好后，多次来圆明园享受生活与读书之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面对“恍如月宫”的万园之园，他们像一群狰狞残暴的野兽，在园内大肆掠夺，四处焚烧，黑色的烟雾遮蔽了北京城的夜空，文源阁与它所珍藏的《四库全书》不能幸免于难，最终化为灰烬。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如今，那场弥漫凄怆的大火早已经散尽，文源阁只留下一片地基，在郁郁丛草中向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4、河北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

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

　　文津阁是一个二层楼阁，实际上是三层楼阁，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文津阁有围墙环绕，坐北朝南，三面临水，从南往北为门殿、假山、水池、文津阁、碑亭。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 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

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1915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归北京，藏于古物保存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遂至于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5、江苏镇江文宗阁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1779年修建。阁楼仿“天一阁”，与两侧廊楼和阁前的门楼围成四合院落。藏书楼面临长江，雪涛翻卷，空阔无垠，楼后山崖奇崛，气势威严。乾隆皇帝来到文宗阁，诗情蓬勃，写道：“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

　　然而，陶醉于康乾盛世景象的乾隆不会想到，他之后的清王朝逐渐走向没落。1842年，英军炮轰镇江，文宗阁藏书受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3年3月31日，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猛攻镇江，战火硝烟将文宗阁和《四库全书》抄本烧为灰烬。

　　时隔160多年后，文宗阁于2011年复建完成，昔日风采重现盛世。

6、江苏扬州文汇阁

　　文汇阁1780年在古城扬州行宫御花园内建成，乾隆题写“文汇阁”匾和“东壁流辉”匾，入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文汇阁与其他藏书阁一样外观看似两层，实则利用两层之间的上下楼板部分暗中设计了一个夹层，从而使内部分为三层。人们不能不赞叹清代建筑设计艺术的高超。一层楼内左右侧安置经部，中层为史部，最上层左置子部，右置集部，秩序井然，利于士子阅读。

　　1790年，乾隆圣旨中说：“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在文汇阁存世的70余年里，一位位士子出出进进文汇阁，汲取精华，传承文化。从进步意义上说，文汇阁内的各种书籍就像一粒粒种子，在江南的文化大地开花结果。

1854年，文汇阁与所藏书籍毁于太平军的冲天大火中。

　　7、浙江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七座皇家藏书阁当中修建得最晚的是文澜阁，1782年在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修建，次年完成。它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布局带有明显的江南园林之巧妙与精思。阁前假山堆叠，小桥流水，一神女峰假山石玉立一汪澄清池中。池边建有碑亭，乾隆的题诗刻于石碑正面，碑后刻有《四库全书》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澜阁与军营无异，这些士兵没有心思保护这座建筑和所藏之书，大量图书散佚。面对国宝的危殆局面，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挺身而出，在断砖残瓦间，在街巷人家中不惜重金寻觅国宝。对一些损毁的藏书倾力补抄。集多年之力，补到了34796种图书。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继任张宗祥又历时7年补抄，史称“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两次补抄完整后的《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藏书楼的精华所在，是所存于世版本当中最好的一部。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8、 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故取名“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其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仅天一阁，就凭借其所藏的30万古籍，卷走了中国现存藏书楼的所有荣光。天一阁在历史上至少有两件事是震古烁今的，一是清乾隆时编篡《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了古籍600余册，其中96种被收录至《四库全书》中，并有300多种列入存目。二是天一阁的藏书之所和建筑构式备受乾隆推崇，命人测绘天一阁房屋、书橱的款式，以此为蓝本，在北京、沈阳、承德、扬州、镇江、杭州兴建了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等七座皇家藏书楼以收藏《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扬天下。

山东聊城杨以增氏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9、海源阁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中心，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邑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收藏之富“为海内之甲观”。海渊阁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屡遭兵燹匪劫，珍藏流散，楼舍损毁，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1992年10月，聊城市筹集资金200万元，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10、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清乾隆年间，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绵延二百多年，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十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藏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

11、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

清代浙江丁国典慕其远祖宋代丁顗藏书八千卷而名其所建藏书楼为“八千卷楼”。清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丁国典之孙丁丙沿用楼名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八千卷楼包括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所收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钞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八千卷楼所藏宋元刊本不多，但富有特色：①收藏四库馆修书底本。这些底本上往往钤有翰林院印，有的经过点校钩改，可使后人考见当时修书的规制。②收藏浙江地方文献。③收藏名人稿本、名人校本及钞本。八千卷楼藏书不仅数量多,且版本类型多样。除藏书外，丁丙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其所辑主要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前后编)、《西泠王布衣遗著》、《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当归草堂丛书》等。所著之书主要有《善本书室藏书志》、《礼经集解》、《九思居经说》(稿佚)、《说文篆韵谱集注》(稿佚)、《三塘渔唱》等。咸丰、光绪年间，丁丙曾与其兄丁申共同在战乱中收集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加以钞补，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其本原。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奏请清政府创设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的第二年，为防止古籍再次外流，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收购入藏江南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仁编《八千卷楼书目》。

12、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

中国清末陆心源藏书楼之一。以皕（音bì）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 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陆氏藏书多得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

13、江苏苏州顾氏“过云楼”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值得一提的是，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密室，顾家的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秘不示人。顾氏保存的善本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是艺术珍品。其中，《锦绣万花谷》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刊刻发行，是目前已知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这部“宋代的百科全书”，将现存百科全书的年代拉到历史上限。

1951年和1959年，过云楼顾氏后人，先后两次将所藏的三百多件书画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过云楼历经150余年，集藏的书画珍品，有了它们最终的归宿。然而过云楼几代人密藏、从不轻易示人的善本古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有大约四分之三转归南京图书馆收藏，尚有剩余的170多种图书留存民间，这些图书被嘉德公司征集拍卖。